呼兰河传 pdf mobi txt word epub 下载 2024

《呼兰河传》是萧红多年漂泊之后，在人生末期回顾童年，写下的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动的"回忆体"长篇小说。她用绘画式的语言，为灰暗时代勾勒出大红大绿、童趣盎然的生命力，以简洁无华的笔法，记录下悲凉人生转瞬即逝的暖意与恬淡，照应出那个时代中国人多舛的命运和知识分子无奈的选择。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作品以哈尔滨近郊农村为背景，讲述三个家庭的变迁，对生与死，人性与生存，这些古老论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鲁迅赞其是描绘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

本书将萧红两部经典作品加以融合，相互呼应，相得益彰，更能展现萧红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其所描绘的时代的完整风貌。

呼兰河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尾声

生死场

序/ 鲁迅

一、麦场

二、菜圃

三、老马走进屠场

四、荒山

五、羊群

六、刑罚的日子

七、罪恶的五月节

八、蚊虫繁忙着

九、传染病

十、十年

十一、年轮转动了

十二、黑色的舌头

十三、你要死灭吗？

十四、到都市里去

十五、失败的黄色药包

十六、尼姑

十七、不健全的腿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被誉为 “文学洛神”，原名张廼莹，笔名萧红，黑龙江呼兰人。

萧红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城的富裕家庭，幼年丧母。 19岁因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21岁正式开始文学创作，24岁时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成名作《生死场》，31岁病逝于香港，去世前完成经典之作《呼兰河传》。

萧红一生感情炽热，毕生追求爱与自由，三次婚恋，两次失子，半生漂泊。虽然历经艰险，颠沛流离，但文学才华终未埋没，其作品强烈关注普通人的境遇和命运，个人色彩独特而浓厚，迥异于同时代任何作家。

代表作：《呼兰河传》《生死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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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者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就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回家照旧地过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是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地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地平板地、无怨无尤地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

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大风来时是风沙走石，似乎很了不起的样子。冬天，大地被冻裂了，江河被冻住了。再冷起来，江河也被冻得锵锵地响着裂开了纹。冬天，冻掉了人的耳朵，……破了人的鼻子……裂了人的手和脚。

但这是大自然的威风，和小民们无关。

<原文开始>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

年青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的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青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婆……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 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

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黄昏时候的七月，火烧云刚刚落下去，街道上发着显微的白光，嘁嘁喳喳，把往日的寂静都冲散了，个个街道都活了起来，好像这城里发生了大火，人们都赶去救火的样子。非常忙迫，踢踢踏踏的向前跑。

先跑到了河沿的就蹲在那里，后跑到的，也就挤上去蹲在那里。

大家一齐等候着，等候着月亮高起来，河灯就要从水上放下来了。

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忽忽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则都看出了神了，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河色中。灯光照得河水幽幽的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很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也没有肿得怎样高，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就好了。这孩子，嘴也是特別硬，我一打她，她就说她要回家。我就问她：“哪儿是你的家？这儿不就是你的家吗？”她可就偏不这样说。她说回她的家。我一听就更生气。人在气头上还管得了这个那个，因此我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谁知道来，也许是我把她打掉啦魂啦？也许是我把她吓掉了魂啦，她一说她要回家，我不用打她，我就说看你回家，我用索练子把你锁起来。她就吓得直叫。大仙家也看过了说是她要出马。一个团圆媳妇的花费也不少呢，你看她八岁我订下她的，一订就是八两银子，年年又是头绳钱，鞋面钱的，到如今又用火车把她从辽阳接来，这一路的盘费。到了这儿，就是今天请神，明天看香火，后天吃偏方。若是越吃越好，那还罢了。可是百般的不见好，将来谁知道来……到结果…”

书籍介绍

《呼兰河传》是萧红多年漂泊之后，在人生末期回顾童年，写下的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动的"回忆体"长篇小说。她用绘画式的语言，为灰暗时代勾勒出大红大绿、童趣盎然的生命力，以简洁无华的笔法，记录下悲凉人生转瞬即逝的暖意与恬淡，照应出那个时代中国人多舛的命运和知识分子无奈的选择。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作品以哈尔滨近郊农村为背景，讲述三个家庭的变迁，对生与死，人性与生存，这些古老论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鲁迅赞其是描绘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

本书将萧红两部经典作品加以融合，相互呼应，相得益彰，更能展现萧红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其所描绘的时代的完整风貌。

• 作者： 许公子 发布时间：2022-02-13 21:07:57

  《呼兰河传》与其说是呼兰河这个小镇得人生百态，不如说是当时整个中国现状的缩影。胡家团圆媳妇那章把我看绝望了，也把我彻底拉入了这个小镇的悲欢里。《生死场》，修行不够，不够静心，有些东北俚语和方言看不懂，待沉淀一些日子再细度。

• 作者： deepmars 发布时间：2022-02-25 19:59:35

  看到团圆媳妇那里的时候我简直要窒息了

• 作者： FURTHERWHITE 发布时间：2022-01-31 13:11:57

  不免歎氣，在“我”童年的有趣中夾雜著一些那個時代的女性命運，巨石背負在身上，一年又一年。

• 作者： 1919s 发布时间：2022-05-17 22:52:29

  鲜活又压抑。

• 作者： coitany 发布时间：2022-05-28 15:16:57

  团圆媳妇，祥林嫂，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

• 如此寂寞，如此苍凉

  作者：mado1983 发布时间：2007-11-23 06:29:28

  萧红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看，竟觉得再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及得上她。那些字句，最平常不过，却在心里一点一点蚀出一个大坑，空空落落的直想落泪。

  常道人生是苦乐参半，有时乐观一点，就把吃苦当吃补，斩钉截铁对自己说只要努力奋斗，总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憋着挺着，不敢松懈，不敢退缩，脸上带笑，心也要拿钢筋水泥加固过，就怕一旦动摇再难鼓起勇气。这人生啊，说不艰辛是骗人的。若碰上某个深夜心思彷徨的时候，看到凄婉的文字，不自觉就会放缓了呼吸，放松了情绪，任寂寞席卷而来。想着罢了罢了，今夜就放肆一回吧。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呼兰河传》更像一部自传，萧红回忆着出生小城的每条街每间商店，自家的每间屋子每个摆设，当然还有那些人那些事，好的坏的，不好的不坏的，好的不见得怎样优美，坏的也不会有多可恶，总是命当如此，哭也由不得人，笑也由不得人。东大街的泥坑，陷了多少次马，也没有人说要去填；漏粉人家的草房歪得一塌糊涂，也没见人说要去修；七月十五呼兰河上的水灯慢慢向下游漂，漂着漂着就灭了一盏；邻家人的歌声，像一朵红花开在墙头上，越是鲜明，就越觉得荒凉。竟是生也由不得人，死也由不得人。

  萧红的文字，总是无止尽地沉落下坠，看着让人又喜欢又心疼。这样的女子纤细敏感偏偏缺少足够的爱，她童年时，母亲父亲都不喜她，唯一亲厚的爷爷没有多久也去世了，当诺大的世界只剩下她一人，她却还有一生的路要走，而这一生，荆棘满路，无人相伴，究竟要怎么走。

  满篇满纸，都是回忆，满眼满心，都是萧索。这书不该看的，看了要有心魔。佛家说，你若望向深渊，深渊也会回望你，我只怕，萧红她已在深渊。芸芸众生，各有自己的无奈挣扎，保不准什么时候一个念头就放任自己坠落，跌进无边黑暗里，永远永远都不想醒来。而我绝对不能这样，我连那个崖边都不可以靠近。一切脆弱，就只在今夜。

  但，蚀出的大坑，可以填上；松动的围墙，可以修补；悲凉的人生，却有什么方法补救？

• 墙头上的一朵红花

  作者：糖罐子 发布时间：2009-12-05 17:32:59

• 人这动物，真不是好动物

  作者：石头摇篮 发布时间：2014-09-25 20:56:54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9月下旬萧红和萧军离开上海抵达汉口，在蒋锡金位于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住处落下脚来。《呼兰河传》就是从这时开始创作的。到1940年9月《星岛日报•星座》（香港）开始连载（至当年12月底连载完毕），其间已经过了三年。这三年中，萧红经历了怀着萧军的孩子与萧军彻底分手，与端木蕻良结婚，被端木遗弃在武汉，大着肚子独自艰难抵达重庆，产子，子亡，与端木飞抵香港……个中有多焦思、伤心、劳身，自不必说。除了《呼兰河传》，这三年中，她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以及戏剧作品。《呼兰河传》无疑是写写停停的。

  茅盾先生为《呼兰河传》作序。五千来字的文， 28个“寂寞”。他叹息复叹息萧红的寂寞：寂寞的幼年，寂寞的童年，寂寞的精神、寂寞的心境，寂寞的生活，寂寞的环境，寂寞的呼兰，寂寞的死亡，寂寞的坟墓……他认为寂寞是萧红的人生写照。我却不能确认萧红是否是寂寞的。在我看来，像萧红那样丰满、灵动的灵魂，那样坚韧、匆促的生命，那样困顿、颠沛的生活，那样急切地渴望写作……都像是与“寂寞”不沾边。寂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物质优渥与精神空虚的产物，它们都不属于萧红，虽然她确曾给称她是“生平唯一的知友”的白朗说过“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白朗《遥祭——纪念知友萧红》）这样的话，但现实地看，萧红在那样一个轰轰烈烈投奔革命圣地和热情四溢书写抗战文学的年代，不仅舍延安而往香港，还不以抗战为题，却写起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这种个人化的、探究人性和讽刺国民性的，总体来说调子灰色沉郁的作品。于这个事实来说，她确实是寂寞的。

  《呼兰河传》很难归类，自传，小说，散文，抒情诗，都像，又都不全是。反正萧红像是一头扎进了梦魂萦绕的呼兰河城，景、物、人、事都令她刻骨铭心，光描形画像不够，她还要发掘其中深藏的东西。我最愿意读那些像是自传的部分，特别是“我”和祖父的故事。因为那是《呼兰河传》中最柔软、最温暖、最动人的部分。看得出来，后园里的一草一木，四季气象，她和祖父在园子里的点点滴滴，既是她儿时最幸福快乐的美妙时光，也是后来颠沛流离、不断的情感与身体疼痛中，最深情温暖的恋念。萧红以生动的儿童化语言，描摹出触手可及、有声有色的画面。读着像是能听到四五岁的她脆生生的笑语、祖父宽厚温暖的应答和不时响起的开怀大笑，也像是嗅得到满园的花香，看得到挂满各种瓜果的植株……“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依样学样，裁花、拔草、种菜、铲地、浇菜……捣乱比帮忙多。给祖父插了一草帽的玫瑰花，一家人见了笑疯了，浇水往天上泼，大叫下雨了、下雨了，踢飞了祖父刚播下的种子，除掉了韭菜留下了杂草……后园在小萧红眼里，天高地广。“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一天又一天，祖父、后园、小萧红，三样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一到冬天，后园就封门了。

  在大地都能冻得裂了口的漫长冬季里，小萧红只能转而进行室内探察。她琢磨祖母和母亲屋子里的各种物件，倒饬储藏室的陈年旧物，直至倾箱倒箧。祖母丧事期间家里来了好多人，包括四五个比她大一些的孩子。她跟着他们出了院子，上了街。“不料除了后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她目瞪口呆！“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后来跟祖父学古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听了祖父的讲解，想到自己以后离家，等到胡子白了回到家，祖父不认识她了，心生恐惧。

  还有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细节是祖父与祖母的关系。从《生死场》中看，男人在家庭中是主导一切的，可是《呼兰河传》中说祖母从来不派任何工作给祖父，像是祖母说了算。又说祖父总是主动去擦祖母地榇上的一套锡器，不擦也罢，一擦祖母便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而且“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祖父被骂“死脑瓜骨”，小萧红被骂“小死脑瓜骨”。看起来祖父倒是怕祖母的。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挨祖母骂的祖父不仅对孙女，也对别的孩子，甚至家里的长工、租户都温厚有加。

  呼兰河让萧红心心念念，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那里曾经住着个子高高、身子骨硬朗、笑眼盈盈的祖父。在写“我”和祖父的第二章里，起首她便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极短的“尾声”与之呼应，“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物事人非的痛恻已尽在其中，但她犹无法搁下，掰着指头算和祖父的年岁差，“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孩子似的嘀嘀自语中，深藏着无法自拔的痛切。在《祖父死了的时候》的散文中，无比悲凉道，“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的。”祖父下葬那天，她用祖父的酒杯饮了酒，卧倒在后园的玫瑰树下。“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呼兰河传》一共七章，加上一个简单的“尾声”。除了“我”和祖父的故事明亮，甚至是明媚的外，其余的部分大多是灰黯、甚至残酷的。无论是呼兰河的风土人情、习俗文化，还是“我”家院落周围人们的日常生活。

  呼兰河城只有两条大街，本来就晴天烟尘滚滚，雨天一地泥泞的街上赫然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三天两头的马陷了、车翻了、人掉里了、猪淹死了、狗闷死了，鸡鸭猫甚至鸟儿丧生其中的更多。一下雨，行人那个难呀，得抓着街旁人家房子的板墙才能通过。有说拆掉街道两旁的房子扩路的，有说路旁种树，以便行人攀树而过的，唯独没有人说把坑填起来的，一个都没有。除了大泥坑导致的一系列壮观盛举，呼兰河城里的人们，默默地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营生，萧红为之一一画出像来。不同营生下的人们，却有着高度的一致：麻木。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拥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的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写罢呼兰河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她转入对呼兰河精神上的盛举的记述。对，原话就这样说的：“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它们是：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她一样一样地写，且叙且议。那叙，如画笔，又如镜头，栩栩如生；那议，却外柔内刚得很，看起来朴言素语的，但是非常讽刺。

  老爷庙和娘娘庙里的塑像，前者塑得很凶神恶煞，后者塑得很温顺，拜庙的善男信女一眼看去，会认为男人不好，女人值得尊敬。可她说，把男人塑得凶狠，“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把女人塑得温顺，等于告诉人们：“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们快来欺侮她们。”

  指腹为婚的女子，有的还没嫁过去，男人家穷了，姑娘的名誉就跟着坏了，因为说是被她“妨”穷的。如果不嫁过去就会被叫作“望门妨”。可是嫁过去后，各种侮辱、虐待和艰困，“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她紧接着讽刺道：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不敢跳，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婆……”

  一家子嫁出去的亲姐妹，要借着唱野台子的机会，被娘家接回家来看戏时，才能相见。“相见之下，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羞羞惭惭，欲言又止，刚一开口又觉得不好意思，过了一刻工夫，耳脸都发起烧来，于是相对无语，心中又喜又悲。”要慢慢地，才能恢复到从前未嫁时的亲热，可是分别的日子又到了。

  她将呼兰河的精神盛举一一写来，却一语道破天机，“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那意象就像七月十五的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成千上万的观众等着，河灯一下来时，金呼呼、亮通通的，孩子们高兴得拍手跳脚，大人则都看得出了神，“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可是河灯越往下流，越稀疏，越显荒凉孤寂，“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好形象的“揩油借光”！呼兰河人，其实是没有精神生活的，更何谈“盛举”。

  在写院子里的租客们的那一章里，一共五小节，第一小节写“我”家的院子，晴天荒凉，刮风下雨更荒凉。后面四小节，三、四小节首句都是：“我家是荒凉的。”，而二、五小节首句都是：“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种对家及家院荒凉的重复吟叹，不仅反映出了家庭氛围的萧索，也透露出了萧红内心深处的飘零感：荒凉之家不可依。这种重复吟叹的形式，在别的章节里也时有出现，成为《呼兰河传》语言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它令整部作品读起来有着一吟三叹的韵律感。

  家和院子的荒凉，与住在里面悲凉的人们互为映衬。租户都是些非常卑微的人家，养猪的、做粉条的、赶车的。可是做粉条的一家天天一边唱着歌，一边漏着粉。“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养猪的一家，也常常聚在一起，拉着胡琴、唱着秦腔。“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感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逆来了，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赶车的老胡家喜欢跳大神，“常常就打起鼓来，喝喝咧咧唱起来了。”酷爱跳大神的这家，在这一章里只是亮相，因为他们将成为下一章，不，是整部《呼兰河传》里份量最重的一家。而被他们活活杀死的小团圆媳妇，将成为压在读者心头最沉重的铅锭。

  老胡家跳大神是有传统的，老太太终年有病，两个孝顺的儿媳妇就轮流张罗着给请。三代同堂的老胡家，家风干净利落，兄友弟恭，父慈子爱，外人都称好。大孙媳妇回娘家，说起婆家来，也是无一不好。“虽然她的丈夫也打过她，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这些萧红都在前一章里都铺垫好了，这一章一开头，夏天里，老胡家坐火车从老远的辽阳接来了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12岁的二孙媳妇小团圆媳妇。小姑娘因为生得高大，老胡家对人说14岁。她是8岁时，被老胡家用8两银子订下的，后来年年给着各种小钱，这次去接，又花了一笔不小的盘缠。

  左邻右舍争相去看。看罢没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是非议一大堆：太大方了，不像团圆媳妇；见人一点也不知道害羞；头一天来就吃三碗饭；两个眼睛骨碌碌的转……婆婆也要给她来个下马威，没几天就开始打。打得厉害时，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昏过去了用冷水浇醒。小团圆媳妇一挨打就哭闹着要回家，婆婆听了打得更狠，还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老胡家开始夜夜跳大神，跳了一冬，原来是有说有笑，活蹦乱跳的小团圆媳妇病了。她刚挨打那会儿，左邻右舍都说该打；现在听说她病了，紧赶着跑去出点子，贡献各种偏方、奇方、妙方。老胡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一吊一吊地花出去，可是小团圆媳妇一日不如一日。于是更加紧地请仙、跳神、赶鬼、看香、扶乩……钱流水一样地花出去，婆婆是又心痛又冤屈，可是这会儿想打已经无处下手了，“那小团圆媳妇再打也就受不住了。”小团圆媳妇发高烧，汤食不进，说糊话，常常惊醒过来挣扎着要回家。左邻右舍于是更积极地出主意，同时一场不拉地围观着老胡家的请仙、跳神、赶鬼、看香、扶乩……

  最终，老胡家要用大缸给小团圆媳妇当众洗澡了。“这种奇闻盛举一经传了出来，大家都想去开开眼界，就是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瘫病的人，人们觉得他们瘫了倒没有什么，只是不能够前来看老胡家团圆媳妇大规模地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 小团圆媳妇被当众脱了衣服，放进装满滚水的大缸里，她先是吱哇乱叫、乱跳，后来就没声音了，倒在了大缸里。看热闹的人狂喊着把她抬出来，浇冷水。大神为了留住已经开了眼界，打算回去睡觉的看客，对着小团圆媳妇又是喷酒又是扎针，终于弄醒了，又放进装满滚水的大缸里。就这样，一夜里，小团圆媳妇被烫了三次，抬出来三次。烫一次、昏一次。

  不久以后，“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

  萧红在这一章里书写残酷的力度使人动魄惊心！除了“我”和祖父，所有的人都站在施害者的队列里，像群魔。如果说《生死场》中的女性立场，针对的是男权制度下的男人与强权，表现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歧视、压迫、侵害、暴力和摧残，可是领头施害小团圆媳妇的，却是同为女人的婆婆。而且婆婆身后争先恐后的帮凶和看客们，是地位卑微的小人物，是穷苦大众。由此可以看出，萧红强劲笔力所鞭挞的，绝不止强权，绝不止不平等，而是一切愚昧与丑恶。婆婆有大量的心理活动，她一心为了小团圆媳妇好。在钱财上，她对自己苛刻至极，可是花在为小团圆媳妇请神治病上，慷慨无比，直至最后倾家荡产。“乡愚”，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写过这个词。那大致是因为萧军信中说要到鲁迅墓前去烧刊物，萧红回复说，这真是“洋迷信”、“洋乡愚”。并不无讽刺道，“写好的原稿也烧去让他改改，回头再发表罢！”（1936年11月24日萧红自日本致萧军函）可见萧红反对并批判的“愚”，范围有多广。因此茅盾先生在《序》中说，“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我是万万不敢认同的。是，婆婆因袭的是传统，“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传统就等于良善吗？就等于不害人吗？要我说，愚昧本身，才是最大、最本质的恶。

  祖父像是萧红笔下那个年代乡土中国的一个异类，因为他的立足点总是人性的，他的观点与行为也因此有了现代文明的意味。比如当人们众说纷纭小团圆媳妇这不是那不是时，他说怪好的；老胡家刚开始打小团圆媳妇，他就几次上门去说不要打，孩子嘛，有什么不明白教教她就行了；当他们说小团圆媳妇被胡仙旁身，成天忙乎着请神驱鬼时，祖父极厌恶，一再说要让他们明年二月搬家；最后小团圆媳妇不行了，祖父说：“好好的孩子快让他们捉弄死了。“可是，萧红相当彻底的清醒意识与批判性，令她对挚爱的祖父也不会另当别论。散文《蹲在洋车上》，记述祖母有次外出归来讲笑话，说乡巴佬坐人力车，为了让车夫省力，不敢坐，而是蹲在脚踏上。小萧红那一阵急切想要一只新皮球，有一天自己跑上街去买，迷了路。一个好心的洋车夫拉她回家。车上她想起祖母讲的笑话来，摸仿着蹲下想要逗祖母发笑，结果车到院心时忽然放停，她从脚踏上滚了下来。祖父抓住车夫就猛打，怪他欺侮小孩，没给车钱，把车夫轰走了。小萧红当时就跟祖父争辩：“你为什么打他呢？那是我自己愿意蹲着。”并说后来无论祖父对她怎样疼爱，心里总是因为这件事生着隔膜。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写家里的老仆人有二伯和磨房磨倌冯歪嘴子。前者身上的奴性和畏强欺弱，酷肖阿Q。其实只需稍加观察，逢强示弱，逢弱逞强的性格特征，在今日中国人身上不是依然蓬勃得很吗？

  “有一回父亲打了有二伯，父亲三十多岁，有二伯快六十岁了。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倒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倒下去，最后他起不来了，”有二伯呢，训一训他踢到的砖头；骂一骂在他身上落下粪的雀鸟；如果街上的孩子不叫他“有二伯”，“有掌柜”，而是叫他“有二子”、“大有子”、“小有子”，他是要追上去打的；他对小团圆媳妇也是说三道四的……

  《呼兰河传》中还有一次父亲踢人的记录，那次被踢的是“我”。那天下着雨，小萧红把后园酱缸的缸帽戴在头上，一路摸索着，想要顶给祖父看看。她艰难地迈过高高的门坎，因为缸帽子太大、太重，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大声喊着祖父，正喊着，“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顶酱缸帽子那段，原本看得我乐不可支，因为一个孩子穷极无聊之下的极尽顽皮，被她写得活灵活现。可等到见她耍宝似的想去讨祖父一乐，心里已多少有些发酸，结果还挨了父亲如此凶狠的一踹。但她并未就父亲这一脚发任何议论，只说等家人把她抱起来，她才发现原来祖母死了，一家人都穿上了白衣，似乎还有替父亲解释之意。我想，成长中这些点点滴滴的伤痛，都是后来促使她一再出走、远远逃离的原因吧。

  冯歪嘴子的故事则几乎是《呼兰河传》中除“我”和祖父的故事外，唯一的亮色了，这抹小小的明亮其实相当刻意——给作品留一个光明的小尾巴。不过至少茅盾先生对此是不满意的。“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冯歪嘴子是磨房的磨倌，成天打着梆子，看管着小驴拉磨。“半夜半夜地打，一夜一夜地打。冬天还稍微好一点，夏天就更打得厉害。”后来同院老王家人见人称好的姑娘王大姐，成了冯歪嘴子的女人，一下子还有了孩子。可是王大姐生第二个孩子时死了。“冯歪嘴子的女人一死，大家觉得这回冯歪嘴子算完了。”可是他“喂着小的，带着大的，他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总之，就是说他坚韧地活着。

  如果没读过萧红的短篇小说《后花园》，虽然也会为冯歪嘴子今后的生活担心，特别是会为那个总也不见长大的婴孩担心，但多少还是能从这个明亮的结局中感到一些慰籍，甚或希望。可是在早于《呼兰河传》发表的《后花园》中，冯歪嘴子是冯二成子，他单恋着邻家的女儿赵姑娘，却没有冯歪嘴子的好命，因为赵姑娘后来嫁人了。赵姑娘嫁人后，冯二成子移情赵老太太，将赵老太太当近亲看待，串串门，聊聊天什么的。可是不久赵老太太也搬走了。“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他了。”冯二成子着实感到失魂落魄，心里没着没落的。后来他娶了王寡妇，两人有了孩子。再后来，王寡妇死了。再后来，孩子也死了。“以后两年三年，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磨房里平平静静地活着。”我想，这才是那个磨倌真正的故事吧。

  茅盾先生在《序》中发问：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的侵略，“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当那“两重的铁枷”已不复存在时，人自身愚昧保守这重铁枷，不是依然健在吗？能够越过重重障翳，看到并书写出人类本质的作家，才是伟大作家。而且，那也才是作家真正的责任。

  “人这动物，真不是好动物。”是萧红给萧军信中的一句话。她那其实是在说自己，但我觉得这话用在多大范围，用在书里书外的人身上，都挺合适的，因此借作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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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曾仰望同一片星空: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

  作者：海阔天空 发布时间：2007-10-17 14:21:19

                   1、鲁迅的预言

        1936年5月，埃德加·斯诺在去延安前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正在为斯诺编选的小说集《活的中国》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受其委托，斯诺向鲁迅询问了23个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提到茅盾、丁玲、田军等人后接着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是年，冰心36岁，自1919年9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踏入文坛18年；丁玲32岁，1927年12月以《梦珂》登上文坛以来，从文也近10年；而萧红这时刚刚25岁，初涉文坛不过3年，她的受重视，实在是鲁迅独具慧眼。

        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的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2、冰心高年悼丁玲

          1919年9月，身为“协和女大”学生会文书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的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过两篇职务内应做的宣传的文字后，第一次将自己的小说稿《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了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并选了“冰心”做笔名。小说很快就印了出来，只是名字后却多了“女士”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这两个字无疑是个很大的卖点，编辑先生也显得颇具包装意识。冰心为此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但木已成舟，她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于是随后几篇小说的署名都成了“冰心女士”，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在论及冰心时很少有单称冰心而不呼其为女士的。

  冰心对女士称谓的默认，以及后来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号”应约写稿，一方面表明了她随和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丁玲相比，冰心的确算不得一个女权主义者。丁玲似乎很讨厌别人称她为“女”作家——1929年1月《真善美》杂志为“女作家号”登门求稿时，她则大叫着“我卖的是文字，不是‘女’字”，把编辑拒之门外。

        自发表第一篇小说以后的两三年里，冰心自叙她“写滑了手”，《晨报》副刊上几乎每月甚至每周都有她的小说、诗歌发表，以后则扩至大牌杂志《小说月报》，冰心一跃成为当时文坛最多产、最副盛名的女作家。正当冰心的写作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丁玲还是一个风风火火从县里跑到省里、又从省里跑到大上海的一个叫蒋冰之的女学生。1923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在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一再鼓励下进入上海大学就读，这是丁玲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所国共两党精英联办的学校里，她不仅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大批日后名震一时的政治名流，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感情纠葛体验到了情感的冲击，一颗桀骜的心从此变的敏感细腻，好友的悲剧人生为她准备了第一份创作素材。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随便补习一点功课，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着瓶瓶罐罐，学业上虽然毫无着落，却意外地收获了胡也频的爱情，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1926年7月，冰心结束了在美的四年留学生活，9月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应该就在冰心回国后不久，丁玲跟着胡也频、沈从文，在冰心的弟弟谢冰季的带领下，第一次拜会了冰心。那时胡也频在编《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虽然发过一些诗文，但并不知名，丁玲自己则根本没有涉足文坛，所以她在回忆录里不无感触地把这次相见说成“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并猜想冰心“或者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

  冰心本人似乎对这次见面印象也不深，她在《悼丁玲》一文中的记述是“1928年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尽管1927年随着父亲的调任上海，冰心的家也就迁居到了上海，任教北京的冰心有可能趁着暑假来上海小住。而1928年夏天，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也在上海，有可能再次相约去看望冰心。但是，当时胡也频三人先是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后来则一起开“红黑出版处”、编《红黑》月刊，写稿、编稿、校稿，忙的不亦乐乎，此时的丁玲和沈从文又都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驱动力上来说都不大可能再去拜访当时颇为沉寂而又偶尔来沪的冰心了，何况丁玲明确指出在1936年再次见到冰心以前只有1926年一次拜会，因此冰心的1928大抵是1926年的误记。

       1931年9月，已经是名作家的丁玲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由于以前左联刊物色彩较为明显，被当局一一查禁，冯雪峰指示，《北斗》表面上要灰色一些。这样，丁玲就广泛联系了林徽音、徐志摩、凌叔华、陈衡哲等中间作家，其中也有冰心。冰心分别在《北斗》第一、二期上发表了诗歌《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车风》。可惜这两期出后，《北斗》本色难改，冰心等人的名字也就从刊物上消失了。冰心、丁玲的这次交往虽短，却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记住的是两个人通信时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丁玲原名蒋冰之。而丁玲大概对第一次相见时的自卑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冰心的这次慷慨赐稿心存感激，增加了对冰心的好感。

  转眼到了1936年，丁玲自1933年意外被绑架后已届三载，国民党当局渐渐放松了对她的管束，丁玲于是在长期考虑后，决定到北京通过红色教授李达寻找党组织。李达曾是1922年丁玲初到上海入读平民女校时的老师，就读期间，丁玲与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夫妇曾接丁玲到他们家里避居，1933年丁玲本人被绑架后，他们也曾积极营救。因此丁玲一度视李达夫妇为“唯一亲近的熟人”。

        1936年5月，丁玲来到北京李达家，李达夫妇热情依旧，只是只字不提丁玲要找的党，而且李达还诚恳地劝她以后不要再搞政治，就埋头写文章。四、五天后的一天，李达忽然提醒丁玲去看望女作家冰心。照李达的本意，大约这可以淡化丁玲的政治色彩，给人以丁玲不问政治的印象。虽然这样的结果并非丁玲所愿，会见冰心也根本不在她的计划中，但她还是来到了燕京大学冰心的教授小楼。想来柔弱文静的冰心自有一股高贵的气质在，因为高傲如丁玲者在她面前每每感到“矮一点”，上次会见是“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这次则成了“一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一个老作家”。见到冰心，丁玲感觉 “即使平时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与冰心的“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相比，丁玲总觉得自己“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

         其实她们的这次会面还是很随意的，因为丁玲突然到来时，冰心正在给儿子洗澡，丁玲还因此慨叹说，自己就不常有这种与孩子同在的机会——为了方便寻找党组织，方便出逃，4月份，丁玲就安排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湖南了。正是给孩子洗澡这个颇为家居性的场面使得冰心在时隔六十年后仍能记得这次会见，只是冰心把时间记成了1931或32年，而31或32年，丁玲正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是没有机会前往北京去看她的。

        尽管对丁玲来说，此次拜访冰心由于缺少思想准备而显得心不在焉，但它无疑仍大大增进了两位女作家的相互了解和熟悉程度。两三个月后已是夏末，当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前往欧美游历路过南京时，又专程回访了丁玲。当时丁玲在经过了北京、上海的寻党经历后，正静等消息。由于此前在上海见到了冯雪峰，而且冯答应了送她去陕北的要求，想来8月的丁玲心情是好多了。因此在冰心来访的当晚，她就邀请冰心夫妇一起到玄武湖上泛舟聊天。同船的还有《大公报》编辑萧乾、同住在苜蓿园的姚蓬子、翻译家高植、赛珍珠当时的丈夫勃克等十三人。萧乾回忆说，十三不是个吉利的数字，果然船到湖心，一位翻译法国文学的女士正唱着法国歌曲时忽然坠水，还是勃克给救了上来。

        这次会见是两位女作家民国年间的最后一次交往。是年9月，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逃离南京先到上海，然后又在聂绀弩护送下到达西安，然后转往陕北，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篇章。而冰心，先是出国游历一年，回国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只能辗转昆明、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又去了日本。除了冰心在一次参政会上曾向身边的董必武询问过丁玲外，炮火和动乱割断了她们的往来。

         建国以后，丁玲担任了共和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而冰心也于1951年秋回国。1953年9月，冰心和丁玲双双出席了第二次文代会，相信这时候的丁玲再见到冰心时已不会再有昔日那种过于敏感的自尊了，因为冰心的加入中国作协还是由她这个作协副主席和老舍介绍的。然而动荡的岁月并没有结束，共和国在短暂的平静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浪潮。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丁玲遭到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又把她划到了“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里。这时冰心见到的丁玲就不再是坐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辞的领导，而是批判会上坐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后，低着头记笔记的“反党分子”了。然后一晃又二十年。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取消原级别，拿着一纸介绍信去了北大荒。而冰心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曾以70余岁的高龄下放到五七干校。二十年的共和国岁月，两位女作家经历的坎坷丝毫不亚于建国前，所引起的感慨恐怕只会比以前更多，因此当1979年去作协开会的车上，她们意外相遇后，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6月，那次是丁玲带着新出的《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看望冰心，她留给冰心最后的印象依然是“那样地健谈”。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当天下午，冰心还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噫，诚哉斯言，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3、丁玲风雨忆萧红

         三位女作家中萧红最小，却也最红颜薄命，1942年1月22日，正当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香港风雨飘摇之际，年仅31岁的一代才女萧红孤独地死在香港。死前一天，由于吼管手术不能说话，乃在纸上留言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悲凉坎坷的一生，去世时险恶的环境，以及她过于痛苦的死因，无不让人在读到她这最后的绝笔时感慨万千。

         朋友眼里的萧红，总是苍白着脸，一副贫血的样子，而尤为让许广平吃惊的则是年轻的萧红那满头花白的头发。萧红一生的确较常人更为辛酸，然而要说是“尽遭白眼冷遇”，用梅志的话说“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因为在得到鲁迅先生亲自关怀这一点上，萧红就远比丁玲要幸运得多。1925年4月，丁玲在北京陷于困顿苦闷时，也曾给鲁迅写信，不料荆有麟指认这是沈从文的笔迹，鲁迅很是生气，认为是“孥孥阿文”在戏弄他，加之后来胡也频又极不严肃地拿着“丁玲的弟弟”的名片拜访鲁迅，鲁迅当然不会给这个子虚乌有的“丁玲”回信了。“鲁迅就是没有回信”对丁玲是个不小的打击，她一度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她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鲁迅“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丁玲这种没有得到长者宠爱的怨气当然是一种误会，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是热情帮助、无私关怀的。1934年10月，当鲁迅接到萧军萧红的求助信后，不仅迅速回复，而且第一次见面就奉送了二十元钱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随后，他们之间就频繁通信，后来二萧干脆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萧红心情抑郁时，更是天天泡在鲁迅家里。鲁迅不仅在文学上为二萧看稿、推荐、写序，也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介绍朋友，不时请他们打打牙祭。萧红至少在鲁迅这里得到的不是白眼冷遇，而是伟大导师“母性”的关怀。

        二萧到上海时，丁玲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但他们对丁玲的文名早有所闻，对她的失踪也颇为关心，曾经去信向鲁迅先生询问，鲁迅的回答是“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而丁玲最初见到萧红的名字则是一年之后。1936年6月间，丁玲在张天翼的协助下，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跑到上海，在冯雪峰、胡风等的安排下，住在俭德公寓静等安排。胡风为了让她能安心等待，也是让她熟悉一下文坛现状，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些新锐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八月的乡村》。然而不久丁玲就秘密去了解放区，与萧红见面则是1938年的事了。

        1938年2月，受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聂绀弩、田间、塞克、端木蕻良等人来到山西临汾，担任民族革命大学的文艺指导员。恰巧丁玲这时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临汾，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天才的两位女作家终于见面了，还给我们留下了至为宝贵的一张多人合影。萧红给丁玲的印象是“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丁玲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而萧红虽然对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惊和不习惯”，但印象仍然是美好的，几年后，她对骆宾基追述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尽管萧红与丁玲在思想、情感和性格上都有较大差异，却丝毫没有影响她们一见如故的亲切。她们互相并不感到对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每天在一起尽情地唱歌，有时也在一起痛饮，每夜都要聊到很晚才睡。

        丁玲与萧红是两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两个女人，相信在她们的知心交谈中少不了萧红与萧军的关系问题。萧红与萧军之间的感情裂痕由来已久，主要原因是萧军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和曾经的不忠实，以丁玲一贯的女权立场，无疑在萧军与端木之间她会倾向于端木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尽管日后萧红不曾跟丁玲通信，端木却还和丁玲保持联系的原因。只是不知道丁玲果断的个性、明确的女性立场“是否曾”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萧红的最终决定。1938年2月底，随着晋南战局的发展，民族革命大学决定往宁乡撤退，萧军提出要辞职去五台山打游击，萧红坚决反对，认为萧军是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一番争吵之后，两人决意分开。萧红跟着丁玲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萧军则在去五台山受阻后转往延安。

        在去西安的火车上，丁玲建议大家给服务团赶写一个剧本。几位青年作家兴致很高，一路边凑边写，完成了一个名为《突击》的抗战戏，后来在西安三天内连演七场，场场爆满。想来这次有丁玲、萧红参与的集体创作给萧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去世前念叨的那“半部《红楼》”，就是打算病好后邀集多人来共同完成冯雪峰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在她想到的合作者中就有丁玲。丁玲与萧红一起在西安度过了1938年的春天，其间曾力邀萧红去延安，因为在丁玲看来，抗战年代，延安是个“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的地方，而萧红是“适于优美平静”的，而且延安的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然而萧红为了避开萧军，最终没有听从丁玲的劝告，是年4月，她与端木一起返回武汉，继续她的飘泊生涯。

         1942年4月25日，在萧红逝后三个月的一个雨天里，丁玲忽然想起了萧红，然而在她那篇名为《风雨忆萧红》的纪念文字里，丁玲却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抒写自己闷在雨天的窑洞里，难以忍耐“阴沉和絮聒” 的抑郁心情。丁玲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萧红，笔调又如此抑郁，自然是有原因的。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为延安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现象鸣不平。紧接着，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存在的等级现象和不民主现象进行了批评。不料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杨家岭高层的高度重视，在缺少读物的延安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要到五、六月份才展开，然而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就已经开始。那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七个是批评《“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贺龙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毛主席的总结是：“《“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尽管毛的这句话区分了丁玲和王实味的错误性质，并事实上救了她一命，但丁玲的压力仍然可想而知。

        4月25日，天上“微微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大批判在悄悄酝酿着，“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顶”，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丁玲怎不感到郁闷？怎会不呼喊“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怎会不感慨象萧红这样“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呢？当丁玲扫遍中国她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她怎不“感到一种无言的落寞”？因为象萧红这样“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除了萧红，郁闷中的丁玲还想起了“无法彻底变更自己”的瞿秋白，想起被诬为汉奸的胡风，尤其当她想到与萧红一起脱险回到内地的朋友们——正在编辑《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舒群，以及曾与周扬论战的萧军、白朗等——却面临“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时，她不由得质问：“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丁玲借他人酒杯浇着自己的块垒，她在这风雨之日里呼唤着萧红名字的苦闷绝叫，萧红地下有知，能否听到，又能否理解呢？

  4、未曾谋面的遗憾

        冰心（谢婉莹）与丁玲之间通信，上下都只写一个冰字，想来若是与萧红（张乃莹）通信，上下各写一个“莹”字即可。可惜这只是我们后人美好的设想，萧红生前不仅没有机会与文坛前辈冰心谋面，甚至连书信来往也不曾。抗战前，冰心一直稳居在北平，萧红则从哈尔滨来到上海，虽然1930年萧红曾为逃婚去过北平，并短期入读女师大附中，但以她19岁女学生的身份，怕是没有机会见到冰心的。1936年6月间，冰心随丈夫游历欧美前也曾来上海，并签名参加了郑振铎等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临行前，郑振铎还为她设宴饯行。但由于当时鲁迅拒绝加入该协会，与巴金、胡风、萧红、萧军等人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时萧红是不会主动也没有机会接触冰心的。1937年4月，萧红为了排遣与萧军之间感情痛苦，又曾只身来到北京，并住了一个多月，可惜这时候冰心尚在国外。

         冰心与萧红之间最有可能见面的时机和地点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1938年9月，萧红只身赶到重庆，与先行到此的端木蕻良会合。由于产后虚弱，萧红先是在歌乐山保育院休养，后来则搬到北碚复旦大学宿舍，当时端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居住重庆期间，由于生活暂时安定，萧红创作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其中《回忆鲁迅先生》更是独树一帜的不朽篇章。这篇文字以散漫的、极为口语化的笔调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人间鲁迅、日常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萧红笔下变的栩栩如生。《回忆鲁迅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就是萧红的口述——据说当时萧红由于身体虚弱，难以执笔，只好请了复旦大学一个学生来帮忙记录，没成想，一次不得已的行为却成就了一篇风格独特、不可多得的妙文。1940年1月底，受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和香港周鲸文的邀请，萧红夫妇在未征求朋友意见的情况下，突然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从而错过了与冰心会面的最后机会。因为直到是年底，冰心才在宋美龄的邀请下，举家从昆明迁往重庆，任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并写下了著名的组文《关于女人》。

       尽管萧红逝后五十余年，冰心为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题写了书名，多少弥补了一些我们的遗憾，然而两位女作家的无缘相识，总让我们无从猜测不谙世故的萧红见到冰心时是否会象丁玲那般敏感，亦不知慈爱如冰心者见到苍白虚弱的萧红时是否会象鲁迅那样生出些母性的关怀。

  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于战火中的香港，终年31岁。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

  1999年2月28日，世纪老人冰心以99岁的高龄仙逝。冰心曾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相信三位女作家的共聚当是这欢乐重逢里的重要篇章。其实即便死而无知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一想到她们——冰心、丁玲、萧红，这些现代中国伟大的女性曾经仰望过同一片星空，我们一样会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感动。

• 睁开闭眼看

  作者：棒棒糖 发布时间：2008-10-31 06:14:10

  沈从文从不给人负担，他的边城是可以＂睁眼＂看的。我还记的年轻的高中语文教师念他的文章时悠然的样子，真是赏心悦目。他的湘行散记写的那么美，完全归结于岸边的情人正在等待他的归来。郎才女貌，遂成佳话。如果沈从文属于右派，萧红就是左派了。同样写乡土，沈从文的是庙廊，山歌，水埠，村庄。所谓的文人情怀吧。萧红的却是泥水，荒野。她只有悲苦与凄凉。

  萧红是个悲剧，所有人都这么说。她为了逃婚离家出走。之后贫困交加。民国四大才女中还有一个离家出走，这算不算是巧合。

  还有她可怜的童年，缺乏疼爱。悲悯自此而来。

  萧红一生与贫困苦难为伴，悲剧紧贴她的肉身，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生走的是败路。如果没有敏锐的痛觉，不会写出具有苦难性质的文字。衰败与死亡，直到这现在这个时代，她的写作及写作风格都算不上过时或许称得上超时代。拥有敏锐的痛觉，触觉，是一个人的天分，亦是一生不幸的源在。持续痛疼，摧残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心血还有她的灵魂。直至颓败，消殆致尽。

  五四后那段时期是最好的江湖。一朵朵奇葩，一代新秀俊才在那个风华绝代的舞台上诞生。即使昙花一现，也会有夺目的星光划破凄夜长空，成为绝响。

  萧红就是一种绝响。

  作为女作者，与张氏的第三眼，冷眼看穿不同。第三眼需要的是站立边缘的冷酷对峙。萧红的心太柔软。并且萧红的视野始终探在穷人那边，身心都在。伍尔夫说，女性风格即写作自由。同样的小说诗化，萧红无师自通。她的写作风格已超越时代。没有主角，没有中心，小说不再是小说，支配力量不再是人物，不是场景，而是由命运自己操控。文字不再对任何人忠实，它只对个人的生活体验忠实。总有一天你会独自发现，你不曾对任何人动情，不被任何事物捕获，你只会死在自己的身心深刻体验中。

  她一定在某一个时刻是自由的。与生活面对面呼吸，吟唱，倾诉，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尘埃落定，大器浑成。于其说她一生坎坷漂泊，不如说她飘荡于自己诗意的天空里。

  只是她已被埋没太多年。不被世人重视，就算被提起也局限于“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语。不够，远远不够。

  那不是一曲牧歌。不是静谧田园。

  萧红最后沦落于香港，病魔缠身，写回忆录，写呼兰河传。“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她这样喃喃而语，已飘荡在枯死的生命边缘。

  除了孤绝品质，绝世才华，她一无所有。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悲者如斯，不忍卒视。

• 温柔的人承受地土

  作者：小凿子 发布时间：2012-03-11 21:55:39

  盖因才疏闻寡，对萧红的印象，还是缘起那篇脍炙人口的妙文，《回忆鲁迅先生》。更确切地说，是那个经典的乔衣片段，“裙子配的颜色不对，红的不能配紫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散漫细腻的笔调，极其生活化的叙述，一下子把这位教科书教父拉下了神坛，变成了接地气的欧吉桑。

  印象中，似乎萧红的文学身份，总是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签，鲁迅是个大标签，左翼文学也是。褪去这一切，真实面貌的萧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她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虽偶有耳闻，然而切近的了解，还是在这本《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萧红身患重病、赴港疗养时，写成的一册追忆童年和家乡的半自传散文集。是年一九四零，翌年斯人便驾鹤西去，享年三十一岁。彼时未被日军攻占的香港，本就是声色犬马之地、灯红酒绿之所，奈何身心俱疲，不见倒好，见了反倒糟心。“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的清冷之感恐怕是沁入骨髓的。其实不啻当下，这也是萧红这一生的注脚。

  萧红一生飘零、孤苦伶仃，依她自己的话来说，是“遭尽了白眼冷遇”。泛舟逃婚、战乱流离、两萧破裂、怀孕逃亡，短短三十一载，浓缩了太多戏剧化的要素。魏微曾这么评价过她，萧红是一个活在希望之中的人，“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浪漫主义式的逃婚流亡，是希望二字在“作祟”；情路坎坷却次次义无反顾，也是；出走他乡，漂泊一生，依然是。就像萧红在书中所描述的盂兰会河灯一样，她的人生脉络就是踩着河流中的莲花灯，跃步着前行，一盏、两盏，她就这么跳着，灯灭尽了，人生也走到了头。

  所以说，《呼兰河传》是一部绝望之书，是萧红藉着回忆之酒，浇淋胸中积郁的块垒；更是一颗曾经桀骜的心，在负伤累累之后，以一种非物理距离的方式，归省了故里。她选择躲回她的童年，画地为牢，寂寞成诗。

  《呼兰河传》里的小城生活充满了声响和色彩，但又是刻板单调的。纵然时有繁花似锦、浓墨重彩之笔，亦掩不住其背后寂寞萧索的冷调。后花园那么美，家里的院子却是那么荒凉。火烧云翻着花样地变着形状，河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夏天的时候，蒿草长没了头顶，风一吹，呼啦地响，雨一打，蒿草顶就冒起了烟；冬天的时候，雪扫墙角，风吹窗棂，天寒地冻，湖面子裂了一道道的大口子。呼兰河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穿着棉袄来，脱了单衣去。年复一年的刻板生活，要说有什么点缀和花样，那无非是老胡家又跳大神了，小团圆媳妇死了，冯歪嘴子讨了媳妇了，尽是嚼碎嘴子的事儿。

  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茅盾为萧红作的序。茅盾的视角依然是高高在上的，他抨击呼兰河的人们愚昧麻木，又笔锋一转，言及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其实，相比“对封建礼教无情控诉”的捕风捉影，我实实在在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真实而又有弱点的人，是会爱、会恨的独立思考体。也许，物质的严重匮乏，驱赶着他们“忙着生、忙着死”，但是他们并非放弃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卑微如竞血蝼蚁，只是不愿流露罢了。字字句句间的“物质至上”，不过是他们稀释生活悲苦与极度无奈的掩饰手段而已。他们对人生的迷惘、对泥土的爱怜，和对诗意与远方的憧憬，都已然化在了高亢低婉的阵阵秦腔，和通夜达旦的梆子声中。宣泄完了，便又觅回原来循环不前的生活。

  的确，和茅盾那一辈人不同，萧红不会以一个居高临下的局外人身份，审视她笔下的人物们。她只会以平视的角度，专注于人物的本真。不议褒贬，不置可否，即使偶尔喷薄而出的愤懑（譬如小团圆媳妇被虐致死一事），也绝比不过《狂人日记》那般的奚落与批判。

  萧红是“凶”不起来的，因为她没有同侪丁玲那般四下寻觅组织的“政治积极性”，也没有传统左翼把一切问题上纲上线至民族大义的积怨戾气。晚年的她回顾往事，只是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眼前的三分地，“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所以当慈爱的祖父、“恶毒”的祖母、可怜的小团圆媳妇、吊儿郎当的有二叔，齐齐地浮现于萧红柔软的笔触之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作者散佚于字里行间的镜像分身。她不曾标榜自己的遗世独立，她那广廓辽远的悲悯，正是来自于她痛切的感同身受。她和他们是同一类人，是一群“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甚至于根本不知道”的人，“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瞎了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温暖了。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冷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彻骨的悲凉退潮隐去，留存于心口的竟是阵阵的回暖。原来，绝望压弯了人的腰，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