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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如此，本书作者仍然痛苦地指出，当代的人暂动做好准备成为历史的主字。“当代的人肯直令我意到可怕，（来自彼岸》一书的作者写道：多么麻木不仁、眼光短浅，多么缺乏情和义愤，思想多么软弱，突发的激情在他们身上冷得多快，高를的情绪、毅力和对自身事业的信念在他们身上消近得多루！这些人是在什么时侯、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耗尽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什么时侯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在学校里受到是弄，交得落他们在啤酒馆里，在狂野的学生生活圈里放纵无度；専微航的欲生活使他们变得袁弱不堪；他们在病态的环境里出生和成长，生长力本来就不旺盛，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已经谢：让他们耗尽精力的不是满腔热情，而是热烈的幻想。

我们国家则根本不是这样。在我国，人总是受压制、被吞噬，甚至从不试图公开发表意见。自由的言论在我国总被认为是放肆，是标新立异一一是谋反；个人在国家中逐渐消失，在村社中逐渐融化。彼得一世的变革用欧洲的办公制度取代了碳罗斯陈旧的、地主式的管理方式；只要是能够从瑞典和德国法律中转抄的东西，只要是能够从市政自治的荷兰移植到村社制专制国家的东西，通通移植过来；对人权、思想权和真理的下意识的承认并未书写成文，却从道德上对执政当局进行约束，

一个人二十多年来心里一直怀着一个信念，为这个信念受苦，为它而活着，坐牢、流放，四处漂泊，靠它而获得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最愉快的聚会，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抛弃这个信念，不会让它受到外部需要和地理上经纬度的左右。恰恰相反，我留在这里更加有益，我在这里充当你们不受书刊检查机关检查的发言人，你们自由的喉舌，你们偶一为之的代表。

这一切只有我们才觉得新鲜和奇怪，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所有的国家在变革开始时思想还很脆弱，而有形的权力则大得无法遏止，一些忠诚的、活动能力强的人便远赴国外，从远方发表他们自由的言论，而来自远方这件事本身便赋子他们的言论以巨大的力量，因为言论背后便是行动和牺牲。他们信论的力量随着距离而增长，就像一块石头从高塔上落下时，其中击力会增加一样。移居国外是变革临近的第一个征兆。

您开始生气了，但这跟我没有关系；如果说我了解生活，那么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目的，我只想了些事情，我只想看得更远一些；我听到和读过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令我满意、让我明白道理，相反让我陷入矛盾、感到荒我既没有寻求慰藉，也没有选择绝望，这是因为我当时年轻可是现在我对任何转瞬即逝的慰藉、任何短暂的欢愉都非常借，因为这些东西剩下的已经越来越少了。我那时探寻的只是真理、真相，只是力所能及的理解；了解得多不多，理解得多不多，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我的观点特别令人快慰，可是我变得平静一些了，不再因为生活不给我它给不了的东西而生气一一这就是我磨炼出来的全部成果

请恕我直言，由于害怕了解真理，许多人宁痛苦也不愿去弄个清楚明白；痛苦能转移人的注意力，让人无旁鹜，使人得到慰藉…是的，是的，使人得到慰藉；而要的是，跟任何事情一样，它妨碍一个人深入自己的生活。帕斯卡说过，人们打牌是为了避免独自反省。

我们经常不断寻找纸牌或其他的牌戏，甚至甘愿输牌，只要能忘掉正事就行。我们的生活就是不断地逃避自己，仿佛良心的遺责在折磨我们，让我们胆战心惊。一个人只要有所好转，他就开始嚷嚷，为的是避免听见发自内心的声音；心中愁闷

他就跑出去散心；无所事事ー一他就想出点事儿来干；痛恨孤独一一他就眼所有的人相好，所有的书都读，打听别人的事，乃至匆匆忙忙结婚。这是一座港湾，家庭的和陸与家庭的战争提供不了多少思想的余地；有家室的人多思考问题不知怎么有失体统；他不应当那么闲暇无事。谁要是连这种生活也过不好，那他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一一酗酒、收藏古钱币、打牌、赛马、玩女人、当吝啬鬼、乐善好施；或者沉湎于神秘主义。

根本就不是变态，不是精神失常；成千上万其他的人，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几平都有这个毛病，或多或少，依环境和文化程度而定，

而且文化程度越高越是厉害。人们到处都感到悲伤一一这是我们当代最强烈的特征；沉重的郁问压在当代人的心上，精神上软弱无力的意识令他们感到痛苦，对任何事情都缺乏信任使他们未老先衰。我把您看作一个例外，再说我对您的冷静也感到怀疑，这种冷静正在变成一种冰冷的绝望，一个不仅失去了希望，也失去了绝望的人的冷漢。就像您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大自然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它在这种悲伤和难堪的表现中也应该是真实的，这种现象的共性给了它某种权利。您得承认，恰恰是从您的观点看来很难反驳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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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碳化胡桃 发布时间：2022-03-26 21:45:21

  “我能否来得及做一些事？我不知道，但我多么想呀！”

  （勘误：封面左下角赫尔岑写成了赫尔芩）

• 作者：_kevvv 发布时间：2018-10-04 01:31:21

  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1868年，56岁的赫尔岑在苏黎世追忆往事时，平静地写下了这段话。 19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自此，世界文学史上徒留一个伟岸的身影。

  引入

  【阅读《彼岸书》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妥协：必然在于自己对赫尔岑一探究竟的想法，妥协在于《往事与随想》实在太贵了，只能先买本《彼岸书》解馋……】

  “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赫尔岑一生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这是百度百科上对赫尔岑所下的一个近乎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让人极度反感，想求求编者认清事实之后别再丢人现眼。赫尔岑所受的偏见归根结底都来源于他“populism”的标签。如今，除了某某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主义能成为褒义词，而类似于“民粹主义”此类高政治性的标榜，更容易遭到人们的唾弃。然而，任何政治主张都只是实现革命目的前进

  侧面

  ，可能前期分道扬镳，最后还是走在了一条康庄大道上。

  首篇文章《别了！ 》以一种强烈的

  牺牲情绪

  引起注意，阐述革命的多维历史和当今革命的探索途径，以及作为革命人士应该拥有的心态。别离在不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单方向的，所以赫尔岑，作为一个“留下”的人，亦解释了自己留下的原因：

  我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斗争，虽然有血有泪，但一些社会问题正在这里得到解决。这里的人的痛苦是病态的、强烈的，但却是公开的；斗争是光天化日下的，不会有任何人躲在暗处。战败者是很悲伤，但他们的失败不会先于斗争；在他们畅所欲言之前不会被剥夺语言。

  和传统的道德评判不同，赫尔岑没有将敌友完全割裂在两个不同的阵营，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以人性化的观念做出区分，难能可贵。文中所指“公开”实际上是

  自由

  的一种另类体现形式，而这权利——包括工具（语言）自主——的持有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人必须要经历病态且强烈的痛苦。此段文字可以作为古往今来一切运动——包括但不限于革命——的真实写照。

  在成功切入革命主题之后，赫尔岑相继抛出“任性的掌权者”“浪漫的旧教徒”“压抑的本国人”“怙恶不悛的当局”等等概念形象，并且穿插其中以

  对历史的怀念反思

  ——“对于个性的由衷赞美是欧洲人生活中最伟大的人类原则之一”，

  对国情的分析担忧

  ——“从制度上对个人的权力、思维的权力和真理的权力加以认可的做法，却无法照搬也未被照搬过来。……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庭制度、军事和世俗管理制度在我国却发展成一种畸形的、毫无出路的专制主义”，

  对“我们”共同体的陈词表述

  ——“我们是处于不可饶恕的谦虚谨慎中，我们虽然认识到自己无权无势的艰难处境，但却忘记了我们人民的生活有着非常美好且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非常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基本要义。最后落脚在身为一个

  革命者的由衷慨叹

  ——从广大宏观的视角转落至第一人称抒情表露，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可感甚至可视化的文学表达——赫尔岑为我们展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

  爱国主义

  。 【请当代小粉红们自觉跳坟自杀。 】

  爱国主义基调建立之后，赫尔岑便如鱼得水，为我们展示了社会、人生甚至于文学的多个层面。

  革命没有安慰：社会纪实呈现

  在《安慰》正文之前，赫尔岑引用了歌德戏剧《托尔夸托·塔索》中的台词“人并非生来即自由”，其后开始从巴黎近郊令他着迷的蒙莫朗西风情写起。恬静的风景，貌美的女子，严肃的男人，不动声色的铺陈当中，赫尔岑早就知道下一步要带他的读者去往哪个令人无望的国度——“只有蜻蜓点水式的问候，经常性的冷漠，傲慢自大的局限性，无穷的迫害和流言蜚语！”亲近大自然一直是某些人反抗虚伪社会的方式，在历史语境下往往被称为“归隐”，然而赫尔岑在此处无疑将其作为一种自我安慰而带有一丝鄙夷之情。

  赫尔岑这种“消极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自己给出的解释如下：“我知道人们虽然急急忙忙但实际上慢慢腾腾，我是既不信任他们的能力，也不新人别人为他们所臆想和强加于他们的那些所有的追求的，但我仍然和他们在一起。”赫尔岑不是那种抛弃了大众的理想政治改革家（农业民粹主义者自然不可能），他深知“杜撰人们比研究人们容易得多”，因而始终持守原则以至“从病理解剖学立场看问题”，去真正地理解人而为人的究极意义，进而发掘潜在的革命可能性。

  赫尔岑在论及当今革命时，总是要先回溯至古典时期或是中世纪，频频从罗马革命时期谈起，足以见得其历史观之深厚。通过今昔的对比，赫尔岑向我们展示了革命根本的悲剧性，抗争最后都只不过是为历史所利用的人类欲望，更多的时候，革命并非人精神的内在需求，而更是一种本能的“纯粹的不安分地想要从事行动的热望”。实施这种“我行我素”的行为的人们往往都可预测自己的下场，要么迎接死亡，要么接受审判，无需任何“善意”的提醒。

  真正的革命都是或完整或残缺地拥有理论纲领的——无理论式革命根本上就是胡搅蛮缠——然而想让理论与心灵“门当户对”则难于登天，两者间隔着“

  道德共情

  ”的鸿沟，全然无法达成共识，竞争个头破血流，结果却极有可能是一塌糊涂。更可悲但又能够理解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从根本上说，不是任何一派的错，革命者与反革命者都无法找到具体的驳斥对象，留下了最显而易见的革命窘境——没人为失败埋单。

  在《活过一生》中，赫尔岑粗略地写了一小段话：“……原来代表制度是一种为了让人们进行话语的角逐，让各种社会需求无穷竞争，让人们时刻准备从事有力行动而狡猾地杜撰出来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虽然只是一笔带过关乎“话语权”的观点，却抓住了我的神经。此处赫尔岑不仅仅是在谈论历史层面上的制度问题，放到整部书的宏观背景之下看，赫尔岑也是在对革命进程中的不合理提出控诉——这种权力的争夺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团结，过多的手段让行动本身变得繁复笨拙。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甚至能“解读”赫尔岑对

  权力体系

  简短有力的指涉。

  关于革命纪实，《多诺佑·科尔考斯、瓦尔德加马斯侯爵和罗马皇帝尤里安》则借用他者框架，不带隐喻色彩地直观反映。任何一名读者在最后阅读到这篇时，想必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无论在情节构成还是言辞态度上，几乎是前文所描绘之事的一则番外。但就是在这种花絮般的文本延伸中，我们“轻松”地观看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故事；在一转笔锋的关于报纸的突兀结尾后，我们才在情绪的起落中理解了赫尔岑革命心路的各种深意。

  于是我们“怀疑”，或许《安慰》最开头那句来自歌德的引言，是整部书里最深的

  自我安慰

  了。

  人生观，再叙人类的崇高与劣根性

  “崇高”是很单一的对革命者的歌颂，不必详细展开。再者，劣根性总是怎样也讲不够。

  赫尔岑对大众心理的洞察是非常到位的，同时，他善于利用比喻来揭露现代心态，譬如：“我们……把新世界的界标砸在土地上，却又注定永远无法得见自己亲手奠定的基础。从我们的手掌间流逝（而且是怎样流逝了的呀）的全部希冀和全部生活中，如果说还能剩下些什么的话，那只能是对未来的信仰了。”字里行间蕴含有赫尔岑的鞭策，“看不见”是因为没有凑上前去，如果仍保有对未来的信仰，人们或许还不那么绝望。然而，进入现代之后，每一代人，每一代作家都要书写的普世问题深深困扰着赫尔岑：“难以忍受的寂寞笼罩在现代人心头，对自己在道义上的软弱无力地压抑着他，对什么都缺乏信仰又令他未老先衰。”读到此处，我不知为何想到马洛伊·山多尔于《分手在布达》中所写的一句：“在现代人脸上几乎找不到忘怀和释然，

  竞赛

  者的心里都扭曲了。”赫尔岑讲

  寂寞、道义无能与信仰缺失

  ，实际上都能套在“竞赛”上，只不过这种竞赛高度形式化，没有前景没有后果，机械操纵。现代人，当代人，几乎都行尸走肉般靠近这个深渊。 “我们往往是

  半睡半醒

  地走过人生之路，死于荒谬绝伦的烦琐小事的烟雾中，死也不曾清醒过。”可能我们期望一场“艳遇”，最后不可避免地落入陷阱。

  因而赫尔岑选择了用强烈的批判唤醒人们尚未泯灭的信念：“我

  抨击

  人们比您捍卫人们更能给人以安慰。”（当然这句话也许揭露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受虐性。 ）“人的内心生活越是甜蜜温柔，偶然性那种任意游戏对他来说就越残酷、越能致命，因为偶然性可以不对其打击承担任何责任。”赫尔岑这句话非常不赫尔岑，有一丝绵里藏针的意味。表面上是对生活特征的一个表达，即生活中的突变是无法人为驳斥的，但深入不难看出赫尔岑极尽讽刺，向胆小无能的安逸者们发出最强的控诉。

  为革命事业斗争的作家或多或少都有

  自我怀疑

  的时刻，觉得自己在革命事业当中的作用真的值得肯定吗，毕竟比起那些挥洒血汗于疆场之上的壮士，他们太过安稳。于是他们不免产生一种

  疲惫感

  ，开始感受远战生活中的点滴幸福，在享受的过程中偶为自己“开脱”：“我不是在为自己寻找安慰或绝望，这是因为我已经不再年轻，如今我对任何转瞬即逝的安抚和任何片刻的欢愉都倍加珍惜，而这样欢乐的时刻是越来越少了。于是我开始走上了单纯探索真理和力所能及的认识之路……”

  “人身上没有野兽所具有的骄傲的自我独特性。”这简洁的表达简直是我话语失效的心声！可能是为了某种“作秀给自己看”的标榜，人类总是要撰写善行美德和勇敢精神以示对全体的尊敬，并美其名曰“人性”，某种超脱动物性之上的特质。我向来不反对自恋，也不反对自我拔高，但我极度厌恶将这种行为双向化，将私人的想法强加到公众上而成为一种共识。更可笑的是，我们口口声声拒绝动物性基础，事态复杂最后，依然要回归到野蛮来解决。一个个张牙舞爪体现先锋个性，最后还不是制度体系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走狗”？比起动物世界里的光怪陆离，人类实在没什么可以自满的。失去了动物性，失去了野蛮

  ，人

  也就不存在个性的可能，也不会拥有任何道义

  上的准确。赫

  尔岑在后文中有一个看似笔锋一转的描述：“一个自由人在与人群隔绝的状态下，是很容易变成野兽的……”此处实际上是偏向于革命的表述。我们常常称独行者为时代先锋，却没有注意到，时代永远不可能在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斗争中露出其真实面目，只有一个群体，才能够意识到某个时代具体的方方面面。

  此外，赫尔岑还将批判与赞扬结合：“消灭人身上的社会性，您就会得到一只凶猛强悍的猩猩，消灭人身上的利己主义，人就会变成一个恭顺的狒狒。奴隶身上利己主义最少。”（自然都是最后一句下口最狠。）利己主义和社会性真的非常可怜，莫名其妙就被拉上断头台，天天示众，天天缓刑。

  当然，最后落脚点肯定是这句：“自由人能够创造自己的道德。”个中深意，留待慢品。

  俄语文学传统，及本客体的交叉书写

  我一直很难想象会有哪位文学爱好者不钟意俄语文学，虽然这几百年俄语文学大家基本上都延续了俄语写作的传统，将现实主义作为书写基调，拔高到精神层面后流露出个人深深的忧思，在对社会直接的抨击中侧面展现了自己在重压之下的悲苦处境。然而正是这种“酷刑”使得俄语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脱颖而出，并且最具有普适性。赫尔岑的这几篇文章，同样贯彻了这种悲苦情绪，也同样上升到精神层面，对社会构成，人生轨迹提出了“指导”。伟大的作家总是会被流放，即便没有像赫尔岑这样真正地身心异处，也在承受着精神流放的痛苦。赫尔岑在异国他乡，目睹巴黎“六月起义”的残酷，经历情感的破裂，迎来亲人的噩耗，重重打击会让一个人对自己固有的价值原则产生怀疑，陷入疯狂呓语。有多少作家就是这样，在无由的自责当中度过了悲凉的后半生，而俄语文学，如今正此般垂垂老矣。

  您不是凭借生活阅历，也不是凭借思考的力量达到您的新观点的，因此您的这个新观点非但不心平气和，反而显得激烈而又偏颇；您是懊丧地得出这样的观点的，它来自瞬间即逝的绝望感，正是这种绝望感天真而又不期然而然地使先前的希望露出了一线微光。

  以上这段话，虽然是对人的“批判”，但我总是联想到俄语文学的困境——长期的“共产主义”毒害下——悲剧始终是公共化的，即只存在现实主义的社会磨难，私人的痛苦只能作为终将被舍弃的切入点而不能登上台面的。因而在具有最高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崇高的——普适性之下，是非欧洲的个性缺失。 （当然，此后一个世纪，我们很幸运地见证了俄语文学——尤诗歌——的惊人丰富性。）

  本体客体的交替书写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标志性特点，屈原的《渔父》，苏子《赤壁赋》，早就深深印刻在中国文学的血脉当中，也熏陶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直到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浸淫于这般虚虚实实的批判性文学情境当中。赫尔岑是否借鉴过这种表达形式——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可笑的问题——我不关心，但在阅读过程当中，我的确想到了两者的互通性。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章是《雷雨之前》与《活过一生》，两篇文章主题均采用对话——在两人的争辩妥协当中反映出作者的观点——不过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前者直接对话切入，对话主人公中是明显有“我”的，是标准的本客体的交替书写；而后者文章开头是一个背景的交代，人为介入客观性，实际上表明对话主人公有了一个立场的转变，读者从其一的身后踱步至两者之间，以一个更加“他者”的角度去聆听他们的谈论。那么为什么后者不能单纯地只是一次记录呢？我想首先是对于文本的“改革”，至于什么深刻的内涵原因，我暂时想不出来。其实想到这点已然很投机取巧，《活过一生》当中，对话里出现了“我当然记得，那是在雷雨之前……”这样的字眼，很难不让人回想起原先的文本，加之赫尔岑思想的一脉相承，不免让人认为这两个对话主人公不过都是赫尔岑思想体系中矛盾对立面的映射罢了。

  当代棱镜——为什么读《彼岸书》？

  （这部分内容将完全按照读书笔记形式呈现，以免写着写着产生过了头的联想。手动doge~）

  我们赶上了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抑郁在与时剧增！

  文学作品里关于人们的沉重悲哀之阐述不可胜记，但像赫尔岑这样直接且准确地指出根源为“抑郁”的却乎屈指可数。

  ……但贫穷会扭曲人的灵魂，其扭曲的幅度不亚于财富。

  一个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直到当代才被重视的问题，早就有前人给出了警醒。

  我其实是在惋惜他们那众目所见的公然的迷误，为他们对于无法实现之理想的忠贞不渝的信仰，为他们那热切得想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一样如此纯真而又如此透亮的向往感到可惜。

  其实二字里透露了多少的无奈

  要知道这些人会死于饥饿和严寒的，他们在我们头顶上，在我们脚底下，在顶楼里和地下室里嘀嘀咕咕，絮絮叨叨，而我们和你们却住在第二层楼，喝着香槟吃着维夫饼干，讨论著社会主义。我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直到以前也曾经是这样来着，可是以前人们并未想到这非常愚蠢。

  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出无数的个性，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模子——当然了，你说中特我无力反驳——我的目睹让我对赫尔岑文本的理解几乎没有门槛。

  如今大家都在玩明牌，而且游戏本身已经极度简化了……

  后半句不同意。游戏规则的形式化很难被忽略。直到今天，大家依旧在打明牌，但个中规则却退化到孩子争夺赢家时你一言我一语般的随意，谁也不愿遵守原先既有的条例。

  公开性时代已经到来，自由人是不会欺骗自己和他人的，任何宽恕和留情都会导致某种虚假和歪斜的结果。

  ……（多到可以结合时事另起一篇）

  尽管赫尔岑不时会有一些意为“资本主义是魔鬼”的思想让我难以苟同，但他始终坚持的“无动乱不共和”以及批判眼光可以使我保有永恒的崇敬。

  高级批判思维

  （这点要做一个必要性省略……）

  结语

  ……

  你拍击，你咆哮，你掀起汹涌的波涛，

  你暴怒地去撕扯敌对的云雾……

  顷刻，迷雾小时；顷刻，乌云远去；

  但是，你充满了对过往的担忧，

  依然长久地搅动你可怖的波涛，

  即便回归的天空甜蜜的光辉

  也根本不能返还你一片宁静；

  ……

  ——《大海（哀歌）》，茹科夫斯基，汪剑钊译

  “彼岸书”总让我想到FROM AFAR，这是赫尔岑在整部作品的断续书写时的客观立场，也不难想象，这些笔墨倾泻而下时，他是怀有怎样的情绪，或许有力与无力在此交融。也可能像他曾写的那样：

  难以相信，在承受了众多磨难之后，在经历了现代怀疑主义的重重考验之后，我们的灵魂中仍有诸多尚可摧毁之物。 We could hardly believe that after so many ordeals, after all the trials of modern skepticism, there was still so much left in our souls to destroy.

  【好像发现该书翻译有问题，根据Google的结果，上述引文的英语原文应该是没错的（？），那么原文何冰译为“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在我们那经理过如此多艰难考验，受过当代怀疑主义洗礼的心头，居然还有如此多已被斩尽杀绝的东西”，显然最后一句有问题……】

  波浪一个接一个翻滚，

  汩汩流淌，喧声低沉，

  人也是卑微地从旁边走过，

  一个个摩肩接踵，

  对波浪而言，自由与寒冷

  珍贵远胜正午的热光；

  人也企盼拥有灵魂……又怎么样？

  他们的灵魂比波浪更悲凉。

  ——《波浪与人》，莱蒙托夫，汪剑钊译

  初稿于2018年10月2日至3日

  完稿于2018年10月4日

• 朱建刚丨于绝望中寻找希望——从《彼岸书》看赫尔岑的虚无主义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3-03 11:41:51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文艺》2012年第3期。

  1905年10月12日，年过八旬的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记下这么一段话：“还读了赫尔岑的《来自彼岸》，也为之叹服。应该写他，让当代人了解他。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不能理解他的地步。他所期待的读者在未来。他越过现在这群人，向将来能够理解他的思想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思想。”[1]托翁在这里提及的《来自彼岸》又被译为《彼岸书》，是赫尔岑写于1848年革命前后的论文集，1850年首先以俄语加法语在德国出版，1855年在伦敦出俄文版，并在俄国私下传播[2]。但自托尔斯泰以降，学术界对赫尔岑的阐释多以列宁的评价为圭臬：苏俄将赫尔岑视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人物，全然不顾赫尔岑在世时与马恩的激烈论战；欧美则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一锅端，统统视之为俄国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派，狂热激进。在此前提下，《彼岸书》作为赫尔岑对1848年革命的反思，就主题而言并不符合苏联官方反沙皇专制的需要，论影响也不可与其之前的批判性文学作品及此后《往事与随想》相提并论。多年以来，《彼岸书》在赫尔岑文学遗产中几乎默默无闻，其深意不仅为人忽略，即使偶有提及，也多遭误读。

  此等状况直到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之后才稍有改变。如果说列宁树立的是革命家赫尔岑，那么伯林塑造的则是自由主义者赫尔岑。在为《彼岸书》英译本所写的导言（1956）里，伯林首先将赫尔岑定义为“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并在此后的《俄国思想家》一书里进一步指出《彼岸书》“这部伟大的辩难杰作是赫尔岑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政治证言……”[3]由此，《彼岸书》逐渐进入海内外学术界研究视野，陆续出现了相应论文[4]。

  

  《彼岸书》1855年版

  一

  《彼岸书》中的虚无主义思想

  《彼岸书》就篇章而言，并非长篇大作。全书共计8篇文章，外加短短的序言和附录，在笔者所参照的9卷本赫尔岑文集第3卷中，也就占了146页的篇幅。既为《彼岸书》，自然首先得弄清何谓“彼岸”。苏联有研究者认为“赫尔岑与儿子谈到此事时，要他不能停留在‘此岸’——反动派之岸，赫尔岑正站在此岸的边缘挥笔疾书。他召唤儿子转向‘彼岸’——革命之岸，而他自己的希望就在‘彼岸’。”[5]如此阐释，固然不无道理，但考虑到赫尔岑1848年前后的心路历程，便不免失之肤浅。

  笔者以为：彼岸确有“革命”之意，但“彼岸”的意向并不固定，而是随着赫尔岑思想变化而发生变化。在1848年前，赫尔岑的思想正如捷克政治家T.G.马萨里克（T.G.Masaryk，1850-1937）所言：“赫尔岑曾是活跃于尼古拉时期进步人士中最杰出的代表。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失败后，他又成为亚历山大二世自由主义时期最勇敢的代言人，他也是所谓‘60年代’那批年轻改革者们的老师。”[6]但是，赫尔岑的勇敢，他对沙皇政府的批判，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科学进步基础之上的。他以科学理性为武器批判俄国沙皇统治下的黑暗，并为此不惜放弃万贯家财，去国他乡。这个时候，“彼岸”是欧洲，“此岸”是俄国。1848年之后，赫尔岑思想发生变化，曾经坚若磐石的西方价值观念发生动摇，彼岸不再是革命的希望之地。或许，对作家来说，“此岸”是革命失败后的欧洲，“彼岸”则是不可知的未来。事实上，彼岸在何处，作家自己也在探索之中[7]。从这一意义上说，《彼岸书》既可以看作是作家这种迷惘的结晶，亦可以视为作家对未来的某种想象，先知般的预言。

  笔者以为，《彼岸书》是赫尔岑虚无主义思想的最初体现，大致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对俄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失望；其次是对1848年后崛起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抱希望；再次，对未来的失望直接影响到赫尔岑对历史的虚无主义看法，即伯林所概括的“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8]过去、未来和整个的人类历史进程，都显得扑朔迷离，不可预知。若是把《彼岸书》看作是赫尔岑在1848年前后一段旅程的话，那么他首先抛弃的是作为旧世界的“此岸”。对于旧世界的批判，在文中随处可见，这主要分为两方面：即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资本统治下的西欧。1841－1846年，即赫尔岑被流放至诺夫哥罗德时期，他就批判过前者：“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9]正因如此，作者才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稍有尊严感的人都无法在俄罗斯生活。”（242）不过，与流亡前的文字相比，《彼岸书》的批判重点在于西欧市民阶级，对俄国的批判在书中反而退居其次。

  比如，谈到素以大革命精神著称的法国时，赫尔岑称：“法兰西的衰败无力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已经丧失教育的国家，一个市民的国家它已经丧失一切朝气蓬勃的、诗意的东西，一切真诚的东西——这个国家还能干什么呢？”[10]法国都这样，整个欧洲还能怎样呢？“我们看到的、陈旧又正统的欧洲并非在熟睡，它正在死去！”（344）这种对沙皇俄国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逻辑，历来为俄苏学术界所重视。因为在传统观点看来，这正是赫尔岑思想进步性的充分体现。不过涉及赫尔岑到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看法时，传统评论界却又多数选择性失明，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仅以《多诺索-柯蒂斯·瓦尔德加马斯侯爵及罗马皇帝尤里安》为例，赫尔岑对工人运动的前景就并不看好。

  该篇主要以西班牙政治家多诺索-柯蒂斯（Juan Donoso Cortes，1809-1853）及古罗马反基督教的皇帝尤里安为对比。赫尔岑以柯蒂斯的演讲为出发点，谈到当前欧洲反动势力对工人运动的迫害，认为反动势力指望教会与军队的力量来维持现状，甚至回到过去，这是不现实的。类似的情况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发生过。尤里安皇帝也试图开历史的倒车，残酷镇压刚刚兴起的基督徒，但结果无济于事，反而落个“背教者”的历史骂名。旧的自然要让位于新的。然而，赫尔岑所担忧的是：新的就一定是好的吗？昔日的被被迫害者——基督徒，到了中世纪不也成了迫害他人的宗教大法官吗？那么，今天的无产阶级呢？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57年》一文中，赫尔岑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时辰一到，赫尔库拉内乌姆与庞贝会被抹除，善与恶、义与不义将一体毁灭。这将不是一场审判，也不是一场报复，而是惊天剧变、总体革命……这熔岩、这些蛮人、这新世界、这些来结束无能者与衰朽者的拿撒勒人……比你所想的更近在眼前。”（286）应该说，赫尔岑的这种担忧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并不少见。1848年5月，重病缠身的亨利希·海涅特地去了卢浮宫，面对断臂的维纳斯潸然泪下：“我哭得如此伤心，石头见了必定也会怜悯的。”[11]原因何在，无非担忧革命风暴对艺术与美的破坏。无独有偶，屠格涅夫也有类似说法：“弥罗斯的维纳斯看来要比罗马法或1789年的原则重要得多”。[12]

  因此，赫尔岑说：“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有时古代世界反对基督教是正确的，因为后者以空想的、不可能的学说来动摇世界。或许，我们的保守派在攻击某些社会主义学说时也是对的……但这种正确有什么用呢？罗马的时代已经过去，福音书的时代来临了！”（372-373）最后，作者以尤里安皇帝那声著名的呼喊结束全文：“你胜利了，加利利人！”这种呼喊，很难体现出作者对未来究竟持何种心态。尽管在1848年底，作家致信给莫斯科友人时说：“垂死的欧洲孕育着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是它发展的必然结果或归宿。”[13]可是，在赫尔岑眼中，这种必然结果到底是好还是坏，他本人是主动欢迎还是被动接受，终不得而知。究其因在于历史发展没有终极规律可循，希望之不存，正如失望之多余。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1912）一文中指出：“一八四八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破产，他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

  资产阶级

  （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下同——引者注）的社会主义

  幻想

  的破产。”[14]事实上，列宁的说法虽然正确，但仅着眼于阶级斗争角度而言。若从赫尔岑自身思想历程而言，笔者以为这非但不是“精神破产”，反而是赫尔岑对历史认识的深化。或者说，从《彼岸书》开始，赫尔岑的头衔除了“革命者”、“思想家”之外，又多了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且，按照后来文学批评家、政论家Н.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的观点，还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否定、完全的纯粹的虚无主义构成了赫尔岑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思想倾向。”[15]。这种历史的虚无主义早在《彼岸书》的第一篇《暴风雨之前：在甲板上的谈话》里就得以详细阐发。

  有研究者指出：《彼岸书》里有两种平行的意象结构：其一为风暴、船、港口；其二是历史、现状、未来。[16]整个欧洲文明社会好比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既已驶离港口，却不知前途何在，而途中的风暴却即将来临。顾名思义，《暴风雨之前》写于1848年革命前夜。此时的赫尔岑，虽然已在法国体验到了资本主义自由的滋味，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下那种氛围使他对社会前景并不看好（想想《红与黑》当中的于连）。文章一开始引用了歌德的《威尼斯》警句诗：“神、人、世界的本质果真是一大秘密？不！但无人愿问；故永远神秘。”[17]便预示了两人争论的怀疑论基调：即有些我们认为是神秘或伟大的东西，究其实也许并非如此。

  对话始于赫尔岑与友人加拉霍夫对生活意义的讨论。“若是我曾尽力理解生活，我也并无其它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些，看得更深刻一些。所有我听到的，读到的并不能使我满足，也没能令我明白，反而导致矛盾或荒谬。……但我现已冷静多了：我已不再因生活未赋予我它无力赋予之物而迁怒于它。”（247）面对赫尔岑的这种消极姿态，加拉霍夫仍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从自己角度来说，我不想停止愤怒和受苦。我从未想过要放弃这样一种人类的权利。我的不满即我的抗议，我不想妥协。”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赫尔岑的回答是：“跟什么妥协？你说你不想停止受苦，这意味着你不想接受基于你的观念所揭示的事实，也许，它并不要求你受苦。”（247）赫尔岑认为：“这种一味与世界保持距离的顽固企图——不仅是矛盾，而且还是极大的懦弱。”（247）在这里，赫尔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质疑强调主客观对立的二元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以自我为中心，世界是被改造的对象。这种改造过程存在着某种必然规律。人须去追求探索之，方能获得所谓自由。此等观点历经启蒙运动，到赫尔岑时代，几成定论。然而赫尔岑认为：“人类并不因自然的反抗而感到受冒犯，因自然的独立性已彰显无遗。……所有这些都是二元论造成的痛苦痕迹；长期以来我们看待事物忽左忽右，摇摆于两种视觉幻象之间。”（294）其实所谓“二元论”这种规律无非是人自身的一种假设，它以抽象原理来衡量现实生活，实质是对生活的扼杀。加拉霍夫说愿为真理献身，赫尔岑则言为何谈真理必谈受苦献身：“因害怕认识真理，许多人喜好受苦胜过分析；痛苦使人分心，忙碌，获得安慰……”（247）这等言词，若联系起1909年的《路标》文集，便知赫尔岑之先见之明。在谢·布尔加科夫看来，知识阶层所谓的大事，“尽管完成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需要克服对生命的眷恋以及恐惧这两种最强烈的本能；但又特别简单，因为这只要相对短时间内的顽强努力，而这一事业暗示或期待的成果又是如此重大。”[18]如此看来，知识阶层的这种行为究竟是勇于献身、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还是不愿务实、但愿做秀的逃避行为尚值得商榷。

  当然，赫尔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反思俄国知识阶层，他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文明手持两杆大旗：其一为‘为心灵的浪漫主义’；其二为‘为理智的理想主义’。”（251）在漫长的历史中，多少人为了这种所谓的必然规律、抽象原理浴血奋斗，将活生生的生命献祭于虚幻的未来。因此在赫尔岑看来：“每一代人的目的就是其本身。自然不但从未将一代人作为达成某未来目标的手段，而且它从未关心过未来。”（262）此种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论点，赫尔岑在后来的《告别》中又再次强调：“个人自由是最伟大的事情；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人民的真正意志才得以成长。”（240）

  这种用历史虚无意识去解构当时流行的诸多宏大命题的做法，在另一篇名为《安慰》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对话者之一的女子认为自由与独立是人类世代追求的目标，而医生则认为自由与独立为少数个人之理想，是某些社会阶层在特别幸运的环境下养成的倾向。如此一来，发动人民之革命意义何在，或者人民还需要革命吗？卢梭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完全可以代之以“鱼生而飞翔，却无处不在游泳中。”（323）这种不顾事实，主观臆想的论调，实乃以先验命题为事实，以特例为常理，若运用于实践实在是后患无穷。联想到卢梭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联想到20世纪诸多思想先驱对“终极目的”的批判，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赫尔岑彼时论点的颠覆性，也不得不钦佩于时至今日其思想仍不失其深刻性。

  

  二

  《彼岸书》之后的赫尔岑

  应该指出，赫尔岑在《彼岸书》中的这种虚无主义是纯哲学思辨性的，按斯特拉霍夫的话说是“纯粹的虚无主义”。究其实，这种虚无主义可能更接近尼采“上帝死了”的思想。但在接下来的整个50-60年代，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赫尔岑的虚无主义观也逐渐走出纯哲学思辨的领域，开始与俄国现实发生联系。1864年，受《父与子》争论的影响，赫尔岑在《秩序的胜利》一文中写道，虚无主义“在严格意义上”就是“以科学、怀疑、研究取代信仰，以理解取代顺从。”[19]在这里“虚无主义”之虚无，其矛头直接针对农奴制度下的“信仰”和“顺从”，理性成为了虚无主义之有力武器。然而随着40年代人与60年代人的隔阂的加深，在随后的《再论巴扎罗夫》（1869）一文中，赫尔岑对虚无主义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彼岸书》中的观点。他认为，虚无主义起源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是先进俄国知识阶层反对俄国反动的表现。他将虚无主义定义为：“从一切陈旧的概念，一切阻碍西方理性与自己的历史核心共同前进的捣乱和劣品中解放出来……虚无主义……这是无结构的逻辑，是没有教条的科学，是对经验的无条件顺从，是对一切结论毫无怨言的接受，无论怎样，只要这些后果来自观察，为理性所要求。虚无主义不是将

  某物

  （斜体字为原文所有——引者注，以下同）化为虚无，而是揭示我们以为是

  某物者

  之为虚无。”[20]

  从彻底的虚无主义到强调理性的虚无主义，再到自觉的纯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赫尔岑的思想兜了一个大圈，在晚年还是重拾起了《彼岸书》中的观点。这实际上与他在1848年之后的思想历程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赫尔岑在俄国思想史中属于典型的西欧派。正因为如此，他对西欧了解之深，实非常人所能及。1848年革命让他看到了西方启蒙思想、进步观念在西欧的衰落，资本主义之毫无希望。由于俄国与西欧的历史脱节，那些启蒙思想和观念在同时期的俄国尚是流行的思想主流。于是，问题正如赫尔岑自己所说的：“自然会有一个问题——俄国是否应该重复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或者它应该走一条不同的革命道路？我坚决反对重复欧洲人的老路。……人民不需要重新开始这种痛苦的努力，他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我们遇到的、只能是引起其他问题和激起其他渴望而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流血呢？”[21]他一度试图鼓励俄国的年轻人，要“以科学、怀疑、研究”改变社会，但60年代人的种种表现终究使他丧失信心。老路既不能走，新路又无处可寻，这是赫尔岑在1848年后面临的困境。尽管此后他又将俄罗斯乃至欧洲的命运寄希望于极具俄国特色的村社，但远离俄罗斯使得赫尔岑并不了解真正的村社。理想的俄罗斯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的《作家日记》里不无遗憾地回忆起赫尔岑，指出了这一问题：“历史似乎自己指定赫尔岑以其鲜明的典型表现我们有教养阶层的大多数与人民的脱节。在这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典型。”[22]并且，他仍试图以西方思想的那一套模式来理解俄国，这就造成了他与本民族之间的双重隔阂。正如丘特切夫的诗中所言：“不能以理性理解俄罗斯，公尺也无法衡量她。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对她只有信仰。”[23]斯拉夫派与西欧派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晚年赫尔岑身上得到了矛盾的统一。他既不满于欧洲的堕落，又不了解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现状。既非俄国，又非西欧，别尔嘉耶夫说：“赫尔岑的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是人格主义的。赫尔岑本人则把它想象为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他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24]

  另外，也应该看到，1848年的打击令其不敢对任何一种思想投之以百分百的信任，唯一可信任的便是自己。这种独立与无助的并存心态既是赫尔岑后半生思想的主要特色，也是他在20世纪最能唤起以赛亚·伯林共鸣的地方。在这点上，跟赫尔岑同时代的斯特拉霍夫倒是看得比较清楚：赫尔岑是“天生的一个思想家”，“

  独立个性

  的思想构成了赫尔岑的出发点。”他始终以悲观主义看待一切事物。“

  与欧洲观念的斗争

  是赫尔岑主要的任务与功绩。”[25]不过，个性独立固然是赫尔岑的追求，但历史的虚无更令其感到人生的幻灭。这可能也是赫尔岑自己所认识到的。在晚年的几篇文章中，赫尔岑再三强调他与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对俄国虚无主义的开创之功，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留给平民知识分子的遗产就是“虚无主义”[26]。从他的一生努力来看，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尽管这种虚无主义发展到后来，令他倍感失望。不过，所幸他所为之坚持的理想并未消亡。写于1860年代的一份民粹派材料，直接证明了民粹派对赫尔岑思想的继承：“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我们不要欧洲的无产阶级、贵族、国家原则和皇帝权力。”[27]

  

  新版 赫尔岑传记

  三

  《彼岸书》的历史意义

  对于赫尔岑个人来说，《彼岸书》首先是一部1848年革命亲历史。他在其中不但详细描绘了这个时期的法国社会各阶层状况，而且还加入了自身不同时期的体验。比如在《他们活过了》（Vixerunt）开始，作者便描写了巴黎民众的风貌；在《暴风雨之后》里，作者描写了革命后的白色恐怖：“恐怖像油污似的浸入每个角落，门后有人偷听，人民生活在极其可怕的气氛之中。坏蛋们随时都可能给你制造种种政治谎言，他们知道，如果警察委员会听到他们的谣言，第二天就会派密探把你搜查一番。……晚上，一伙伙密探出动，追捕出售被查禁杂志的人。”这种历史的记录，在其他的一些篇章如《牺牲》（Dedication）等里面并不少见。与此同时，《彼岸书》中还有作者大量的感慨。比如在《牺牲》中，当作者看到高唱《马赛曲》的女演员拉赛尔，不禁心生敬意说：“只有在识破2月24日的骗局，目睹了6月的罪恶之花，才能唱出这样的歌。”（374）

  不过，如果仅仅把《彼岸书》看作是一本历史书，那显然是低估了赫尔岑的思想水平。1906年，梅列日可夫斯基在《未来的小人》一文中指出：“当赫尔岑从俄罗斯跑到欧洲时，他是从一种奴役落入了另一种奴役，从物质的落入了精神的奴役。”[28]这种“精神的奴役”实质上就是西方启蒙思想的束缚。强调“进步”、“民主”等概念的启蒙思想在19世纪上半期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遭到了包括波德莱尔等极少数有识之士的反驳。赫尔岑也指出：“若进步是目标，那我们又为谁工作呢？摩罗神是谁？……历史全是即兴创作，全是意志，全是临场发挥，没有界限，亦无既定路线。”（261、264）《彼岸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赫尔岑在启蒙运动以降的西方思想史上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地提出了对理性史观、进步观念的质疑。这种质疑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人来说，似乎并无太多新意，但回想到1848这样一个年代，其先驱性不言自明。

  当然，赫尔岑在这里是运用对话方式来表达这种观点，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很容易给读者造成某些误会和不解。卢那察尔斯基曾将赫尔岑与别林斯基做过对比：“如果说在对周围事物的理解上，赫尔岑究竟没有达到别林斯基所达到的高度的话，那末原因并不在于他缺乏才气，倒也许在于赫尔岑虽然是少见的光辉的人物，却毕竟是一个地主，他太爱玩赏他的智慧的光芒，他的思想中精微之处太多了。”[29]这种太多的“精微之处”或许也是造成同时代人无法理解赫尔岑的原因之一。

  四

  结语

  再回到文章开头托翁的那段话，其中所谓“让当代人了解他”，恰恰说明了当代人对赫尔岑——尤其是晚年赫尔岑——的不理解。1870年1月9日，赫尔岑去世。时隔半年，斯特拉霍夫为他写了长达137页的评论文章。斯特拉霍夫将赫尔岑身份定位为“文学家与宣传家”，并且“赫尔岑不是简单的宣传家；他首先是文学家，即著名思想和观点的持有者，对他来说，说出这些思想观点才是主要的基本使命。宣传家的角色只是部分与其观点相合，大部分与之激烈冲突。”[30]但这样客观的论断在俄国社会中并不占主流。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家赫尔岑的形象逐渐盖过了文学家赫尔岑。这其中，列宁的《纪念赫尔岑》（1912）功不可没。文中所提出的“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31]这一论断基本上为赫尔岑在整个苏联时期的接受奠定了基调[32]。欧美对赫尔岑关注颇多，但也基本上视之为信仰革命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这一经典形象直到以赛亚·伯林方有所改变。他在《俄国思想家》中着力描述赫尔岑的心路历程，将其描绘成一只“多知”的大狐狸，为后人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赫尔岑。毫无疑问，赫尔岑是个多面手，他的多方面成就为后人对他的多重理解提供了条件。所以才有了贵族革命者赫尔岑，自由主义者赫尔岑和文学家赫尔岑。然而，这种“多知”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他的本来面目：俄国最早的虚无主义者之一。

  不过，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权与专制的恐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赫尔岑及其《彼岸书》的思想价值。罗杰·豪舍尔在为伯林《反潮流》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赫尔岑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对于对任何想找出人类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努力的怀疑有增无减的一代人，就更是如此。”[33]

  注释：

  [1]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陈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2] 这两个版本的部分篇章有所差异，俄文版比第一版多增加了三篇文章，顺序也有变化。其中似可瞥得赫尔岑在这段时期内的思想变迁。详请参见

  Герцен А.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третий. Москва.,1955.С.559-567.

  [3]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4] 如

  Гинзбург Л.Я.

  «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Герцена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62.-Т. ⅩⅪ. Вып.2.С.112-124.又如Francis B. Randall H

  erzen's From the Other Shore,

  Slavic Review, Vol.27.№.1(Mar., 1968), pp.91-101.但迄今专门著作尚不多见。

  [5] 弗·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张根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9页。

  [6] T.G.Masaryk T

  he Spirit of Russia: studies i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Volume one. London &New York, 1955., P.385.

  [7] 赫尔岑在全书开篇致儿子的信里提到：“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决之道——这里没有答案，一般而言，现代之人找不到答案。”此言或可证明赫尔岑在1848年革命之后的彷徨迷惘。参见

  Герцен А.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третий. Москва.,1955.С.233.本文所引《彼岸书》文字，若非特别注明外，皆出自该版，下仅在文中注明页码。

  [8]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

  [9]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37页。

  [10] 赫尔岑：《赫尔岑文学书简》，辛未艾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11] 章国锋等主编：《海涅全集》第3卷，潘子立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12] 普斯托沃依特：《屠格涅夫评传》，韩凌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13] Л.Е.塔塔里诺娃：《赫尔岑》，陈志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14] 列宁：《纪念赫尔岑》，载于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5、126页。

  [15]

  Страхов Н.Н.

  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ижка первая. Киев., 1897.С.116.

  [16] Francis B. Randall H

  erzen's from the Other Shore,

  Slavic Review, Vol.27.№.1(Mar., 1968), pp.92.

  [17] 歌德：《歌德诗集》上，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15页。

  [18] 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Русс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 Сост., вступ.ст., коммент. И.А.Исаева. М.: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2.с.59-60.

  [19]

  Герцен А.И.

  Собор.соч. : В 30-ти т. М. , 1960 , т.19 , С.198

  [20]

  Герцен А.И.

  Собор.соч. : В 30-ти т. М. , 1960 , т.20－1 , С.348

  [21] 转引自

  Володин А.И.

  Утоп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1985.С.136.

  [22]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等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23]

  Тютчев Ф.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Л.:Сов.Писатель 1987.С.229.

  [24]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62页。

  [25]

  Страхов Н.Н.

  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ижка первая. Киев., 1897.С.122、120.斜体为原文所有。

  [26] 原文为：“十二月党人是我们伟大的父辈，而巴扎洛夫则是我们放荡的孩子。我们从十二月党人那里继承了已觉醒的对人之尊严的自觉，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对奴役的仇视，对西方与革命的尊敬，对俄国发生改革可能性的深信不疑，要参加这种改革的热烈愿望，还继承了青春与取之不尽的地方。所有这些都经过了改造，已经变成另一种样子，但基础仍是一样。那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拿什么东西遗留给新的一代呢？虚无主义。”

  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соч.:В 30-ти т.М., 1960, т.20－1.С.346.

  [27] 《致青年一代》，载于《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

  [28] 梅列日可夫斯基：《病重的俄罗斯》，李莉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29] 卢那察尔斯基：《论俄国古典作家》，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9页。

  [30]

  Страхов Н.Н.

  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ижка первая. Киев., 1897.С.2.

  [31]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32] 比如，同时代的沃罗夫斯基在《赫尔岑是社会主义者吗？》（1920）中就延续了列宁的观点，仅从标题本身就说明了对赫尔岑的认识。之后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坚持了类似看法：一方面承认赫尔岑观点的某些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决不能说列宁主义来源于赫尔岑的学说；甚至也不能说赫尔岑是列宁主义的嫡亲的先驱。” 参见卢那察尔斯基：《论俄国古典作家》，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4页。

  [33] 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 【转】徐凤林：历史的意义与生命的意义——赫尔岑《彼岸书》和弗兰克《偶像的毁灭》对读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1-22 08:31:48

  【摘要】赫尔岑的《彼岸书》(1850)和弗兰克的《偶像的毁灭》(1923)虽然是两位不同精神气质的俄国哲学家不同时代的作品，但两本书都是在社会革命之后的失望情绪中对历史意义和生命意义问题的反思。赫尔岑指出应当透过个体现实生命的观点来评价历史的意义。由此来看，历史既无目的也无进步；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当下，，是人的现实生命。弗兰克也看到，历史的"进步"是虚假概念，人不可能在任何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找到绝对善和绝对真理，生命的意义也不在于孤立的个人自由，而在于自我深处开启的超越于自我的绝对精神实在。

  【作者简介】徐凤林，男，1964年6月生，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俄罗斯哲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俄罗斯宗教哲学》《索洛维约夫哲学》《复活事业的哲学：费奥多罗夫哲学思想研究》等。

  

  

  

  

  

  

  

  

  

• 人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作者：简三三 发布时间：2017-01-22 00:52:40

  19世纪，大多数国家都在动荡之中，赫尔岑是革命的见证者和经历者，他像许多革命人士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却又不得不在对国家的失望中离开，到最后也只能是将满腔热血寄托于文字，他是政治家，更是一个文人。跟鲁迅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希望借助于文笔来讨伐战争的罪恶，来激发人们的斗志，也颇有一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意味。

  倘若赫尔岑的思想在民国时期被更广泛地流传出来，我想会诞生出更多的属于中国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一直走在那个时代的前言，有些观点即使放到现在都是颇为适用。

  比如他对教育的理解：“教育首先会欺骗我们而不是让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去理解，它教孩子们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东西，用这些东西割断孩子们于观察对象自由而又直接的联系。”简单点来说，这像不像是对“填鸭式教学”的理解，这大概也能证明为什么有的时候看现在的文明更像是在倒退，我们已经忘记了思考，只一味地被告知“真理”的存在。

  再看现在的道德绑架，有亲朋生病了，网上募捐一下，其实说到底都是希望在有亲人生病之余还能保持着现有的平静生活。就像赫尔岑的观念：“该怎么样向人们解释清楚，我们不能抢劫一个乞丐，在一个就要饿死的人面前大吃大喝是令人讨厌的，半夜三更在大马路上秘密杀人和光天化日下在广场上敲着军鼓公开杀人，同样令人反感。”大抵都利用这种鲜少有人反驳的真理，去寻得道德的庇护。

  文中多次提到《马赛曲》，它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受群众喜爱、流行最广的歌曲，是对自由的赞歌！这大概就是他的满腔爱国和革命的热忱。

  但他也很清醒地认识到不是光有革命热情就能成功，因为很容易犯致命的错误：执迷于对邻人、对于自由的高尚的爱，执迷于无法忍耐和愤怒。有的时候真理的存在都是会伴随着谎言，最终的问题都是只想着别人清理出一条康庄大道。

  书里面采用对话的形式来进行问题的探讨，读着读着就会忘记到底哪句才是对应的角色的，因为他连贯地根本就不需要去分辨，只要理解他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其实到底，赫尔岑就是坚信，黎明会照亮人们的心头，照亮人们心中可怕而又空虚的黑暗，这就是希望和信念。

  事实证明，他的观念是超前且伟大的。

• 祛魅欧罗巴 回望俄罗斯 ——读赫尔岑的《彼岸书》

  作者：唐婧 发布时间：2017-06-06 16:47:47

  文/ 刘亚丁

  1847年赫尔岑携全家去了法国，从此时到1854年，他经历了内外危机：妻子情变，亲人殒命，被剥夺国籍，近观革命，深度绝望，回望俄罗斯。这一切，或多或少刻印在他《彼岸书》的篇页里。借《彼岸书》，赫尔岑既替自己一百八十度的内心巨弧绘出文字点线，又是向欧洲友朋和俄罗斯同志作了一次真诚告白。

  在写作《彼岸书》的时期，赫尔岑侨居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个人生活中，遭遇了爱妻扎哈利因娜与德国诗人黑尔维格的情变，她的夭亡，母亲、爱子和养子殁于海难；在社会领域，他拒绝沙皇政府让他返回俄国的要求，入了瑞士籍。他亲眼目睹了欧洲革命的血腥，因此对欧洲的社会状态展开了直接的追问和深刻反思，对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未来展望进行了彻底清理和整体重构。

  赫尔岑在大学时代曾醉心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傅里叶、圣西门的社会方案多有首肯，也对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追慕不已。赫尔岑在1833年7月19日致奥加廖夫的信中对圣西蒙学说和法国大革命大加称赞。在某种程度上说，将西欧的文化理想化，是那个时期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标配。1848年的欧洲革命颠覆了赫尔岑过去的观念。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指出：在《彼岸书》中，“我在那里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后的偶像，我为我的痛苦和受骗，用讽刺向它们作了报复”。确实，在《彼岸书》中，赫尔岑以亢奋激昂的笔调，揭示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残酷和虚伪，更揭示了过去欧洲思想界的对未来设计的落空。如在《在雷雨之前》中他指出，卢梭兄弟博爱的理想在现实中“连一寸也没有挪动”。在《共和国第57周年》中，则认为法国的现实是对共和国理想的背离：“他们的共和国是旧时代的终极理想和诗歌呓语”，“一个濒临死亡者临终前把死的痛苦当成婴儿分娩前的阵痛了”。在《1849年的尾声》中，则明确表达了对过去的理想世界——欧洲的诀别之意。赫尔岑首先对法国和欧洲的政治精英、哲学巨匠都进行了祛魅：“罗伯斯庇尔和圣·朱斯特都是主君制的拥护者”，“卢梭和黑格尔都是基督徒”，接下来，则沉痛地喊出：“别了，废弃的世界，别了，欧洲！”这，就是张冰教授所译的《彼岸书》的上半部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告别过去的偶像——欧洲。

  我热切期待张冰教授尽快把《彼岸书》的下半部翻译成中文。“告别欧洲”之后，身处欧洲，并且失去了俄罗斯国籍的赫尔岑，在《彼岸书》的下半部开启了回望俄罗斯的精神历程。在《俄罗斯》(赫尔岑把这篇文章收入1850年出版的德文版的《彼岸书》中)一文中，借评论法国学者龚斯金的《1839年的俄国》、德国学者冈茨夸泽的《俄国乡村机构特征中的人民生活和内在关系》之机，赫尔岑将俄罗斯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赫尔岑指出：西方人只注意到了官方的、沙皇的俄国，但是却忽视了俄罗斯的村社制度。他认为，村社可以使俄罗斯人民不必走资本主义的路子，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赫尔岑写道：正是由于村社的存在，“对于西方来说只是奋斗的希望那种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现实；被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我们正走向社会主义”；“我没有看到俄罗斯一定要重蹈欧洲的发展之路的理由。”赫尔岑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俄罗斯人民与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的发展》等系列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也受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关注和批评。窃以为：赫尔岑的《俄罗斯》等文章，表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发展道路展望的重大转折，也预示了俄罗斯文化的崛起。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博士、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 1848革命与《彼岸书》

  作者：是颗姜枣 发布时间：2020-06-08 10:30:51

  虽归于俄罗斯典籍，但这本提到的俄罗斯内容很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精神欧洲人对于1848革命的反思和总结，愤怒和咆哮。

  读懂首先需要了解1848革命。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余晖，1848法国二月革命及其之后的欧洲其他国家接连发生的革命旨在在已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反对大金融家的统治。底层小市民和上层贵族联合起来，企图一夜之间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甚至实现社会主义的图景。但由于二者本质目标不同——前者追求财产安全和生存空间，后者追求自由平等等精神问题，革命注定失败。

  赫尔岑在本书中对于革命失败的原因有所总结。对于工农的要求和贵族不同有所察觉，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对于其追求个人财产而非精神的失望。对于歌德的赞颂和伟人庸者的对比无意间流露出傲慢。

  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前沿者，他是有资格傲慢的。人们也是后来才能明白历史总是曲折着向前的，而自傲的欧洲人对于未来的图景总是热烈而宏伟的，所以1848的失败显得如此不可原谅。我相信当时的思想者确乎是抱着迎接新时代的心态热烈期盼新生活的，然而他们期盼的未来没能一夜之间到来，而是在百年之中缓慢渐进。

  1848年的俄国还在沙俄的统治下为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欧洲革命的失败似的沙俄统治更洋洋自得也更顽固，也是他失望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