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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雨书世界 - 书籍大全 - 南齐书（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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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全三册）书籍详细信息

ISBN：9787101003109
作者：萧子显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1996-07
页数：1038
价格：40.00
纸张：暂无纸张
装帧：暂无装帧
开本：暂无开本
语言：未知
丛书：点校本二十四史
TAG：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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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1-12 10:14:01

内容简介：

《南齐书(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分为三册。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着《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藉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书籍目录：

卷一本纪第一

高帝萧道成上

卷二本纪第二

高帝下

卷三本纪第三

武帝赜

卷四本纪第四

�林王昭业

卷五本纪第五

海陵王昭文

卷六本纪第六

明帝鸾

卷七本纪第七

东昏侯宝卷

卷八本纪第八

和帝宝融

卷九志第一

礼上

卷十志第二

礼下

卷十一志第三

乐

卷十二志第四

天文上

卷十三志第五

天文下

卷十四志第六

州郡上

卷十五志第七

州郡下

卷十六志第八

百官

卷十七志第九

舆服

卷十八志第十

祥瑞

卷十九志第十一

五行

卷二十列传第一......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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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赏析：

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陈准归任上司，荀勖恨于失职。《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倖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

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

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巴东王子响于荆州杀僚佐，上遣军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劳，安抚子响。法亮至江津，子响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又不遣。故子响怒，遣兵破尹略军。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赏处分，皆称敕断决。军还，上悔诛子响，法亮被责。少时，亲任如旧。

高武旧人鲜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见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则事平，法亮复受敕宣慰。出法亮为大司农。中书势利之职，法亮不乐去，固辞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垂涕而出。

殿内军队及发遣外镇人，悉关之，甚有要势。故世传越州尝缺，上觅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启其所知费延宗合旨，上即以为刺史。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

其它内容：

书籍介绍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精彩短评：

作者：夜阑静发布时间：2019-01-20 15:34:14
南齐为南朝最短一朝，不过二十三年。萧道成以刘宋辅臣身份篡宋，所立功勋不过平刘休范，沈攸之叛乱，和刘裕赫赫的军功相比，不值一提，甚至比之司马氏都颇有不如，亦是东晋以来第一个无北伐大功的欲篡位者。无赫赫之功而行篡位之事，虽有世家大族如王俭褚渊等之助，亦倚仗寒门武人如陈显达，垣崇祖，张敬儿等为军事外援。萧赜继位，忌惮其父旧臣难以制约，故而杀垣崇祖张敬儿等。永明之治，号称清静，亦因检籍不当而爆发唐寓之起义。萧赜死后，南齐之政治逐渐混乱。萧鸾为己之野心行伊霍之举，以旁支篡位，自觉根基不稳，故杀尽高、武后代。东昏继位，肆意妄为，本就根基不稳的萧齐越发穷途末日，有崔慧景之前鉴而不查，终败于准备已久的萧衍之手。南齐书论赞上模仿范书，思想和文笔却大有不如，于高逸传末大谈佛教之高妙，引人发笑。列传亦多庸碌之辈。
作者： Adiósardour 发布时间：2014-12-11 19:15:59
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
作者：陈毓秀发布时间：2018-02-12 21:44:41
文笔轻浮，质量低劣。
作者：蝉发布时间：2014-03-02 19:02:20
:
K239.120.42/4216
作者：边城玫女发布时间：2020-11-03 10:08:02
标记我读过全本的二十四史。作者萧子显是齐朝开国皇帝的孙子。从这点来说，他的身份在二十四史作者里，别具一格。他掌握了不少当朝的第一手档案。其文风仿照《后汉书》，文笔华藻，稍显轻浮，这就是六朝文字的普遍缺点吧。

深度书评：

【转】景蜀慧谈《南齐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作者：哲夫成城发布时间：2019-12-29 15:18:02

景蜀慧（蒋立冬绘）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后陆续推出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及《魏书》；修订本《南齐书》也终于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景蜀慧女士1991年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她师从著名文史专家缪钺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学，并得到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教授指导。作为《南齐书》修订组负责人，景教授在此次采访中对相关问题作了详尽、深入的介绍。
采访︱彭珊珊
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籍相比，《南齐书》的“存在感”似乎低了些，名气比不上“前四史”，篇幅也不及《元史》《明史》等。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南齐书》？
景蜀慧：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南齐首尾仅二十四年，是时间最短的一个王朝，《南齐书》就记载这二十四年的历史。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一般人对《南齐书》的重视程度不是太够。从修撰的角度，宋人对此书的批评较多，北宋曾巩校《南齐书》，在《南齐书目录序》里有一段评语评价萧子显，认为萧的史才和史识都欠佳。曾巩的话对宋人很有影响，后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萧子显“文比七史最下”。又因为萧子显是前朝帝王子孙修前朝史，后人对它作为史书的客观公正性也有怀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南齐书》尽管有批评，但肯定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说其书撰写“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是比较公允的评价。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南齐书》的史法也比较称赞，认为萧子显善于寓褒贬之意于史实之中，对史中人物“不著一议，而人品自现，亦良史也”。后来的学者从史学角度也都对《南齐书》持肯定态度，我的老师缪钺先生为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籍》课程，对这本书也是推重的。
前人的这些评价当然对我们了解《南齐书》很重要，而我们在修订的过程中，也通过较细致的梳理，对这本书的价值有一些新的认识。总体上我觉得《南齐书》非常重要，不以它仅记二十余年历史而影响它的价值。从作者身份、书的内容、代表的观念、文风等各个方面来看，《南齐书》都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能否请您具体地谈谈，这几个方面都有哪些新的认识？
景蜀慧：
首先，从作者身份来看，如前人所言，《南齐书》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这部史籍的一大特点。二十四史中，许多部正史都是后人根据前人留下的旧籍文献编撰而成的，但《南齐书》不然，对萧子显而言，他记载的许多就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萧子显的祖父是齐高帝萧道成，父亲是高帝次子、当时特别显赫的豫章文献王萧嶷。萧嶷有子十六人，萧子显因自幼聪慧而特得父亲喜爱。萧嶷死时子显五六岁，而齐亡的时候萧子显已经十几岁了。他对萧齐史事的了解掌握，可能来自家族亲友的叙述，也可能来自他亲眼所见，同时他也有较多机会接触到皇室所藏的图书档案，因此对萧齐一代各种制度、礼仪、职官和朝廷行政人事的若干内情有较多了解。
这样的条件，一方面固然使《南齐书》所记史事较为可信，史料价值比较高，但另一方面，书中的许多写法如对萧道成尽量隐恶扬善，对豫章王嶷也在高帝诸王之外另立长传，极力褒扬，而对杀尽高武子孙的萧鸾和其子东昏侯等则不吝笔墨，直书其恶等等，也难免引发质疑。后人据此批评其修史掺杂个人家国感情恩怨，或有失史家之客观公正。
然而，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写法或许也并非毫无是处。比如萧子显为父亲萧嶷作长传，美言多多，赵翼说他“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馀字”。其实，深入该卷内容可以看出，萧子显其实并不是一味虚美，而是有不少实在的材料。传中所记史事具体材料来源，不排除有出自家藏者，包括一些萧嶷与高帝、武帝父子兄弟间的书启往还，除了反映帝室宗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也大量涉及宋齐易代之际，以及齐高、武之世的朝廷服饰仪仗、官场俸禄、政风、吏治等丰富细节，绝非对萧嶷一人的“褒美颂善”所能概括。又比如，有人认为子显把东昏侯的昏暴劣迹写得特别多，实际上我觉得他只是没有刻意掩盖修饰而已。
萧子显撰写《南齐书》经过奏请，撰成后是要奏上朝廷，给梁武帝看的，因此他写作中确有不便言说或需要小心避讳的地方。但在古代，虽然无法做到直书无隐，一些秉承良史传统的史家仍会在其历史书写中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隐秘史事的蛛丝马迹，用“春秋笔法”曲折揭示历史真相。细读之，《南齐书》中这类痕迹是存在的，一些表述也是不无微意的。比如对宋齐、齐梁易代之际、齐明废立之际等历史敏感时期某些史事的记述，颇存委曲；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褚渊、王晏、萧谌萧坦之等，都是实录其言行而不加任何褒贬，但其背恩负义之行昭然若见，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史文中体会到隐微的讥刺之意。
那么，《南齐书》的内容方面，哪些值得我们重视呢？
景蜀慧：
《南齐书》保存了许多独到的史料。赵翼曾说“《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连篇累牍，不减一字”。确实《南齐书》各卷都大量载录当时的诏书符檄奏疏及书启等文字，和后世史书如《南史》《通鉴》不同，往往未作节录，里面保留的信息量很大，广泛涉及当时的观念、文化、政治、经济、田租赋役、刑狱、选举、吏治、行政运作、朝廷关于民生的政策，统治集团内部对国事朝政各项制度的讨论等等。这些材料，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没有经过后人改写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还保留了许多当时的习语、口语，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深入研治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价值不可低估。而我认为现在的南朝史研究中，对这些材料用得还很不够。
您能具体举些例子吗？
景蜀慧：
以《南齐书》中的志为例：南朝五史中，只有《宋书》和《南齐书》有志。《南齐书》共有八志，一些通常认为比较重要的制度内容，比如食货、刑律等，也许是材料匮乏，没有立志。所立诸志，大多內容较简，但也具一定特色。《礼志》《乐志》据实而书，首尾条贯；《州郡志》和宋志相比，较简陋，州郡沿革多有脱漏，且不载户口数，但仍可以算是一篇自成体系可用于研究考证的文献材料。《百官志》记载以简明著称，《宋书》的《百官志》分上下两卷，所记官制内容接续《续汉志》，有关的职官设置追溯到曹魏时期，包含了几个朝代的职官制度变化，真正写刘宋一朝的内容反而并不太多。而《南齐书》只记南齐一代，从短短二十几年时间中理出一篇头绪较为清楚，内容颇详备的官志，史学界评价一直是比较高的。
《宋书》舆服的内容包含在《礼志》之中，《南齐书》与之不同，在《礼志》之外单独设了《舆服志》。里面有关车服的很多内容很独到，比如关于玉辂、辇车等，描述详尽细致，许多细节为前后朝代舆服志中所无，值得重视。涉及车舆装饰的许多文字我们现在读起来仍觉得有难度，因为有一些名物词汇在文献中几乎无从查考，不知道所指为何，只能期待未来的考古发现，或许能从新出土的文物中找到能够对应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南齐书》的天文记载详实清晰，对天文史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天文志》中的记载 “起建元讫于隆昌”，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南齐高武时期的天象记录，且只记天象不加星占，极具特色。古代观念中，天象和人事是相关的，日月五星的运行变化和王朝政治盛衰军事成败有非常密切的对应关系。各史《天文志》或《天象志》在记录天文现象后，一般都会加上星占的内容，说明该天象与某人事有何关联，或兆示将要发生的某事等等，同时期的《宋书》《魏书》也都有这些内容。但《南齐书·天文志》的记载非常独特，所记“三辰七曜之变”基本上不加任何占语，就是非常纯粹干净的天象记录。
我们利用谷歌开发的Ste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与《南齐书·天文志》记录的日月五星运行变化进行比对，绝大多数都可以对应，由此可以判断《天文志》中的记载准确度是比较高的。由于南齐建元元年到隆昌元年与北魏太和三年到十八年有十五年时间重合，我们也比对了《魏书·天象志》同时期的记载，发现各有同异。一些差异很微妙，有时干支仅相差一天或者半天，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南北双方的记录标准不同，观测方位角度也不一样所致。和谷歌模拟星空软件核对以后，发现《南齐书》和《魏书》的记录各有对错，总体上说《南齐书》要更为准确一些。以往认为《魏书·天象志》的天文记载或多抄自《南齐书》，但实际上看来情况并不如是，其中所显示的历史信息，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Ste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内容预览
八志中有一些志是历来评价比较低的，比如《祥瑞志》。和宋书的《符瑞志》一样，《祥瑞志》受到后人较多的批评，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祥瑞多载图谶”；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其“附会纬书”，荒诞不经，是史家为了迎合流俗，讨好笃信图谶的最高统治者而撰。但这只是后人的看法，《祥瑞志》中各种貌似不经的记载，涉及南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当时的重要应该是不亚于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诸志的。
南朝时期，寒人皇帝凭借武力，自行废立，用所谓“外禅”的方式建立新朝。其执政合法性的薄弱，使得他们必須要利用江南的民间信仰传说以及新传入的佛教等宗教来制造祥瑞，建立自己是受上天庇佑的统治者的形象。这些內容载入史志，显示了当时强烈的现实政治需求。因为在东晋以前，政权禅代可以靠统治者阀阅门第，加上尧舜故事五德终始这些观念的东西来建构合法性；而到了南朝，如赵翼所言，“去古日远，名义不足以相维”，缺乏政治资源、纯靠武力起家的执政者要表现天命所在，只能利用民间的一些文化传统，对一些民间视为祯祥的自然现象加以渲染附会，所以《祥瑞志》不惜琐碎，记录了大量自然异象，作为齐高帝萧道成受命于天的祥瑞依据。除高帝外，还有很多瑞象是应于齐武帝的，由此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并进一步表明上天对齐所受天命的确认。到永元末出现的祥瑞，就是属于萧衍的了。从这些材料中去认识分析当时政治、社会、民间信仰、文化心理的诸多情况，是非常有趣的。
说到当时的政治、社会、民间信仰、文化心理，《南齐书》应该最能直接地体现这些方面的情况了吧？毕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
景蜀慧：
萧子显的史法背后体现了一些当时的观念，这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举个例子，沈约撰《宋书》，并未立文学传或文苑传，但他在《谢灵运传》里作了一篇很长的论，其地位相当于他心目中的文学传论。《南齐书》则专门设有一篇《文学传》，所以在正史里出现《文学传》是从《南齐书》开始的。之前有不少学者据此指出，这时已经出现了今天意义上“文学”的观念，也注意到它背后代表的学术转换的一些线索。但我们修订时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文学传”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传”吗？
《南齐书·文学传》里的人物，有一些是以词章著名的，像丘灵鞠、卞彬、丘巨源等，他们是文士，但他们在当时的文学圈子里地位都不高，在后世文学史中也不是最重要的角色。真正文学地位高的人，像谢朓、谢超宗、王僧虔等，这些出身高门、大家公认的文学家，或者说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基本上不在《文学传》里。《文学传》里的丘灵鞠这些人，大多是南方土著的文士，当时人认为他们所写的是游戏文章、讽刺文章，未必能算是文采高华的作品。传中另一位文士陆厥参与了当时的主流的文学讨论，但他的关注较多集中在文章的宫商清浊这样比较专门的学问。
《文学传》里除了这一部分人之外，还有史家，像檀超、王逡之等。檀超是为齐史修撰制定体例的人，以史才著称；王逡之兄弟则长于礼典，熟谙朝廷的各种礼仪典章制度之史，所具乃史家之才学。
《文学传》中还有一位在科技史上很著名的人物，就是祖冲之。萧子显在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引述祖冲之为所造新历上朝廷表以及他的博学善算，制作发明之才，涉及《大明历》的内容比《宋书·历律志》所载更为详尽。
《文学传》中还有治谱牒之学的贾渊。谱学在当时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传中提到贾渊当时受贿为人编造家谱，事发获罪，差点被杀。
所以《南齐书·文学传》非常有趣，里面的人物林林总总，品类众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研治各种专门学问的人，各类学者，萧子显把他们编成一个类传，名曰“文学传”。其中所透出的历史信息与时代观念，颇值得玩味。这里的“文学”与今天的含义显然不太一样，至少是比今天要更为宽泛。但这个名目被后人吸收，自《南齐书》以后，《梁书》《陈书》《隋书》也有了文学传，但其中人物就以文士居多了。
最后，从文风这个角度，您对《南齐书》作何评价呢？
景蜀慧：
南朝五史中，《宋书》《南齐书》系由当代人所写，作《宋书》的沈约是大文学家，文采斐然，这是无可争议的。可是萧子显在《南齐书》中体现的文笔，历来评价似乎不是很高。唐代刘知几《史通》认为萧子显“文伤蹇踬”；北宋曾巩也认为萧子显的文字实在太差，其文“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可是自我感觉还很好，为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变尤多”。
为什么唐宋人有此批评？无疑，其中确实有萧子显为文并不尽善的缘故，南齐书各卷尤其史论部分，行文不无晦涩滞碍、佶屈聱牙，理路和文笔不够畅达显豁之处。影响到其史文中意旨的表达。《南齐书》的这种文风为宋人所不喜，宋人的文风绵密、严谨，一定要把话说得很到位，一层层表达清楚，很有章法。所以他们会认为子显文中多“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病，不够自然流畅。
但我们今天从《南齐书》整体来看，萧子显虽非当时最出色的史家，然而作为六朝作者，文笔深具六朝特点，其叙事简而能详，间有文采，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南朝文风。六朝为文与唐宋以后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世说新语》，它的表达一般是非常简练含蓄的，对人事的评臧否都蕴藉委婉，要言不烦，点到为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体会。所以我们会觉得六朝文风是很有馀韵的。萧子显在《南齐书》中，也比较多地表现出这种六朝特点，一方面敘事追求简练含蓄，有馀意，表达注重传神，不无奇崛。另一方面也多少染有齐梁文坛的雕琢翰藻，骈对用典，重视辞采之风。加之当時人事多有敏感忌讳处，一些表述也只能点到为止，给人以文意未尽的感觉。
总而言之，《南齐书》确实体现了六朝人写作或者叙事的一种风格和习惯，但后世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接受。到明代以后，时人对这种六朝文风更觉隔膜，对有些读不太顺的地方，甚至会怀疑是否文有脱漏。因此明南北监校订重刊《南齐书》，往往根据《南史》《册府》等改补《南齐书》，有些地方所补多达数十字。原点校本较多地吸收了明代《南齐书》版本的校订内容，此次修订，我们在深入理解萧子显史笔文法及时代语境基础上，删除了一些明人对《南齐书》的改补，希望能尽可能地保留恢复萧子显所著史书的原貌。
此前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曾提到，当年的“二十四史”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其中举了《南齐书》点校者王仲荦先生作为“断代史顶级学者”的例子。能否请您谈谈，王仲荦先生对点校本《南齐书》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景蜀慧：
王仲荦先生对《南齐书》的贡献非常大。我们的整个修订都建立在原点校本的框架上，他的点校工作是开创性的，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没有他奠定的基础，今天的修订也就无从谈起。
老先生当年完全是依靠个人学问功底完成这项工作，相较之下，我们今天的条件要好得多。一方面，从史料文献，到史学研究本身，学术上有了很重要的发展。对史料的基本认识、史料生成过程中的相关问题，都有更深入的考虑，很多观念有重大的突破。并且，这几十年来许多海外学术研究成果，像我国台湾，及日本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能够被我们所了解和吸收。另一方面是技术手段的改善。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检索工具来查找文献资料，以改善弥补《南齐书》点校本难免存在的前后不一、史料遗漏、失校漏校等缺憾。无可讳言，这样的工作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做这项工作的幸运在于，不仅王先生，也包括清人在内的很多校勘意见都可以在充分查证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加以考订复核。所以后见之明是容易的，而前人的开拓工作是困难的。王先生首先打下基础，我们才得以继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先生的开拓之功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
“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王仲荦先生1971年后中华书局校史期间留影并题诗
现在回头看当年的点校本《南齐书》还有哪些缺憾？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这次修订又做了哪些工作？
景蜀慧：
修订版《南齐书》较前最大的变动是更换了底本。王仲荦先生点校时以百衲本为底本，而这次修订改用百衲本的底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作为底本。《南齐书》的这一版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品相最好的版本，刊刻精良，保存基本完整，保留了较多的宋元版刻，堪称最善本。中華再造善本2004年出版了这个版本的影印本。我猜测王仲荦先生当年可能没有条件看到这一版本。百衲本虽以这一版本为底本，但出版时有配补和描改修润，一定程度上有失古本原貌。因此现在的底本是明显优于百衲本的。
其次是通校本的补充。原点校本没有使用北监本，过去往往认为北监本沿袭南监本，对其版本校勘质量较为轻视，但实际上比对文字可以发现，北监本重刻时做了校勘，修改了南监本的一些字体及内容，整个版本对南监本的改订不在少数，而且其修改基本上被殿本沿用。我们认为北监本有其特有的价值，因此在通校本中补了北监本。
这次修订也对《南齐书》版本流传系统有了新认识，尤其是对每一个版本的特点、价值有新认识。例如汲古阁版，因为是民间刻本，过去对这一版本的价值重视不够。此次我们在修订中发现，汲本刊刻时对宋刻递修本及明代监本內容都有吸收，而且吸收采纳了不止一种宋刊本，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底本，也包括当时人们能看到的其他版本的宋本。当明本和宋本在版本文字有出入时，它往往会依从采纳宋本，或加小注说明“宋本作某”。在这个意义上，汲本保留了明代监本系统和宋本系统的差异。这是汲本很特别的价值，前人对此似没有注意过。
另外对过去视为“九行邋遢本”的三朝本，通过与底本的对校，我们发现三朝本与底本不仅在版框、版心、冊数、缺页情况、文字內容等方面有区别，且底本中一些明显的版刻误字、避讳阙笔字等，在三朝本中得到改正。有改动的版页，有些版心椠有“嘉靖某年补刊”字样，也有相当一部分版页虽与底本有出入，版心并无补刊字样。重要的是这些改动远在后来的南监本之先，南監本刊校时对宋本的修改，许多直接沿袭自三朝本，另外三朝本中的阙页阙文南监本也大体相同。由此判断，三朝本应是南监本所参照的一个宋元明递修本。
近几十年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改进，使得此次修订版得以补充较多他书文献材料。比如《册府元龟》这一重要的他校文献，宋本和明本有相当大的差异，过去点校只能利用明刻本，这次修订，在充分认识宋本《册府》价值的基础上，较多地利用了宋本《册府》资源。这也是几十年前王先生点校时不具备的条件。
还有就是之前提过的，近半个世纪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对史料的认识方式也不一样，诸如史料批判、追溯史源的方法，会帮助我们判断和处理一些异文的选择。比如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校文献，我们在使用此文献时，通过仔细考订校勘，也参考学术界近年的一些研究，发现其中所引“齐书”甚至“萧子显齐书”的来源颇为复杂，不排除有《南史》或其他一些同时期史籍的混入，若不经深入考辨，这些异文未可简单视作《南齐书》异文并入校。
您觉得这些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景蜀慧：
最大的困难，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再像王先生他们点校《南齐书》一样，可以集全国之力来做一件事，不能像当年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学者一样，能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与当今所有的高校教师、青年学生一样，修订组成员在从事修订工作之外，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繁重学业需要完成，也必须要面对量化考核、修读学位期限、论文发表压力等严酷的现实问题。所以在工作时间的保障方面，我们完全不能和当年的老先生们相比。大家这些年，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基本上牺牲了自己的业余休息时间，所有博士生同学都为此选择延期毕业一二年，而按学校规定，博士生延读期间，是没有任何包括奖学金在内的生活收入的。可以想见，修订组成员在此方面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当然，经历了这些困难，大家的收获也是很大的，参与了修订工作后陆续毕业的博士生，所写出的学位论文，质量也都是比较过硬的。
《南齐书》修订组编辑组工作集中讨论付型清样（2017年7月）
您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门下，又曾受业于叶嘉莹教授，您能谈谈两位先生的教导对您从事《南齐书》修订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景蜀慧：
我本科毕业后，从硕士到博士，在缪先生门下问学七年。缪先生对学生有十二字要求，即：治学谨严、为人正派、做事勤敏。我想我的学术根基，治学观念，包括做事风格，都是缪先生奠定和建立的。对缪先生，我常常感到无以为报。当时那种师生关系，是连感谢都说不出口的，因为说感谢太轻松了。
缪先生是一位文史兼长、学有素养的学者。他的文辞修养使他对古文有非常高明的感悟，这种感悟不仅是一种文学的感悟，而且还包括对古代语言文字内在文法理路的精准把握，表现为其中“文脉”和“辞义”的深入理解。因此，缪先生在古书校勘中，不仅注重“辨名物”，更注重“审辞气”，提出颜之推根据上下文义校正古书中误字，是“校勘中更高一层的方法”。所谓“审辞气”，即是要根据文章的上下文法理路，去判断这里应有什么样的表达。我想缪先生对学术的贡献有部分即来自于这方面的突出能力，他通过讲解文献为学生培养的也是这种判断力。我记得先生为我们上的课程中有一门讲《文选》，讲得极好。有些文章，尽管我们提前预习、甚至有些全文背诵，仍不一定能读透。而经先生点拨，他那种精妙的领悟，往往使我们茅塞顿开。
缪先生当年的教诲，对我们修订《南齐书》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六朝的文章比较含蓄，当我们面对异文、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审辞气”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修订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和审稿专家、编辑组都不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提过的：明人补了很多东西，我们应该保留吗？我的判断是，我们所看到的底本应该更接近萧子显的六朝文风。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语感，或者说史感，这是我们入缪先生门下后他一直在着力培养的。这种通过细读文献，然后听缪先生讲解指点，一点点培养起来的感觉，在很多时候，能够有助于我们对修订中的问题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叶嘉莹先生与缪先生在文学方面的见解比较合拍，他们合作著有《灵溪词说》。当时我正好在缪先生门下学习，也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便推荐我申请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请叶先生担任联合培养的导师。在这种机缘之下，我就成了叶先生在国内带的第一个博士。
叶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打开视野。她每次回国带来许多资料，包括国外最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她的中国古典修养极高，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又有真正的理解，一首旧词可以讲出无限新意。我对北宋词、王国维的词，都是从叶先生这里获得了最基本的理解。叶先生也治六朝诗，在此方面的很多观点至今都不过时，她的研究对我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学以及背后的观念文化也非常有启发。
朱季海先生何以会撰《南齐书校议》？廿四史点校他只写了这一种。议得如何，这次修订中有吸收吗？
景蜀慧：
朱先生和王先生是同门。朱先生后来生活拮据，王先生一直在周济他，这是他们的同门情谊。
朱先生对《南齐书》的每一卷都做了校议，有长有短。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王先生的一种支持，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学术讨论。他们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对话和研讨，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校议的价值我觉得比较大。朱先生的学养很不寻常，他的见识、判断，他的旁征博引，足见深厚功力。我们认真研读过他的校议，认为他的大部分判断是正确的。凡其中可以采纳的内容，都纳入长编，有些重要意见的会在校记中引用，作为订正文献的依据。
不过在版本上朱先生和王先生一样，没有使用（很可能是没有看到）我们这次用的底本。
今年发布的还有“北朝四史”之一《魏书》修订本。我们知道由于长期分裂局面和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南北朝史学有一些差异；周一良先生曾经指出北朝史论水平远不如南朝。能否请您就《南齐书》谈谈，南朝修史相较于北朝有什么特点？
景蜀慧：
个人以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南方的史学观念和它背后的学术观念，比北方更具有思辨性。此前提到《南齐书》没有《刑罚志》《食货志》，但《魏书》是有的，从北人的思想来说，他们比较关注实际，国计民生这一类事情，而对于纯思辨的、思想观念上的内容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
萧子显有两篇传论比较重要，一篇是《文学传论》，他在论中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一个时代的风气进行归纳和判断。在传论里提出重要的观点意见，这在北朝的史书里恐怕很少见。究其原因可能与玄学的思辨有很大关系。在南朝，玄学作为一种思潮虽然衰落了，但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仍然及于整个时代社会，促使史家对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出比较深刻的思考和归纳。
还有一篇重要的传论是《高逸传论》，讨论佛道关系。《高逸传》中写了很多隐士，中国传统隐士用道家隐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来指导他们的人生实践，而到东晋南朝以后已经有佛家之思想观念掺杂其中，不免产生很多争论。当时争论的热点之一是孔老与佛教谁是源头，谁更高明。萧子显针对传中所录顾欢《夷夏论》写了很长的史论，阐述中国传统思想与佛教孰优孰劣。四库馆臣认为萧子显为了迎合崇尚佛氏的梁武帝，故于“《高逸传》推阐禅理”，但是他真正的观点其实是孔释合一，并不排斥儒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的三教合一正是从南朝的时候开始的。
萧子显的文风不是特别流畅，史论可能远不如沈约《宋书》的史论写得漂亮，但他时有精彩的逸思，文笔也有些奇崛不平。但无论如何，能够在史书里对理论、观念、哲学做思辨，而且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折射反映出时代的观念，这是南朝史书相较于北朝史书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我想，这应该也是“南人清通简要、北人渊综广博”这种南北学风差异的体现。
读南齐史小识

作者：ourmfzh 发布时间：2010-07-14 22:05:37
【转】李晓红：卞彬童谣与宋齐革易之历史书写——从《南齐书·卞彬传》据《南史》补字说起

作者：哲夫成城发布时间：2021-05-06 13:33:22

【作者简介】李晓红，女，1982年生，广东普宁人。2001/09-2005/06，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本科毕业后免试直升本系古代文学专业读研。2005/09-2010/06，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博连读。2009/03-2010/03，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联合培养博士生。2010/07-2013/06，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现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会员。著有《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中华书局，2017年8月）。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南齐书》，任修订组主要成员。
【转】徐俊谈《南齐书》及“南朝五史”的点校与修订

作者：哲夫成城发布时间：2019-12-29 14:01:38

徐俊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后陆续推出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及《魏书》；修订本《南齐书》也终于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这套修订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借此机会，《上海书评》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谈谈相关情况。
《南齐书》修订本
继《魏书》之后，《南齐书》修订本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书展首发。南北朝“八书二史”修订本开始进入出版阶段，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南齐书》和“南朝五史”的点校情况。
徐俊：
所谓“南朝五史”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负责，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点校整理，于1970年代先后出版。在1958年草拟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最初一份文稿中，“南朝五史”的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但同件文稿经赵守俨先生粘贴重写，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因此 “南朝五史”由山东大学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这是在“二十四史”点校开始之初就确定了的。
“南朝五史”的点校工作，在1963年秋王仲荦先生等借调进京之前，主要在济南进行。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1962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曾经由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专家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开展。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大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一次是1962年1月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一次是1963年7月的“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文，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1964年王仲荦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留影
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借调进京，王仲荦先生承担《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陈书》，全部完成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梁书》，基本完成，但未能定稿。1971年以后，王仲荦先生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借调进京，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翠微校史”期间，《宋书》《南史》完成于1971年以后王府井36号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
王仲荦先生在1984年接受采访，曾经对三次集中校史有一个概括性的回顾（《文史哲》1984年第3期），他说：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3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由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的《宋书》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住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三次校点工作，王仲荦先生参与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2007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南齐书》点校主要在1963年以后“翠微校史”期间，当时的具体工作安排、进展情况和工作状态如何？
徐俊：
《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开始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于1963年11月底到京，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但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点校。
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1964年6月12日《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南齐书》的初点在济南已经初步完成，集中校史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南史》校《南齐书》，据1963年12月25日《廿四史校点工作情况综合报道》，《南齐书》“这阶段正以百衲本《南齐书》与《南史》校勘，平均每天可以完成一卷”，同时“过录张元济、张森楷、周星贻校勘记，总的已经进行到31卷”，约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完成接近全书一半。
《南齐书》以及其后的《宋书》的版本校勘，都由编辑部安排书局老编辑张义鹏承担，到1964年5月，张义鹏完成了《南齐书》金陵书局本与百衲本的通校，提交校勘记录三百二十四条，并对殿本的异同也作了相应记录。从这时候起，王仲荦先生开始撰写校勘记（1964年5月14日《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汇报》）。
因为各史前期准备情况不一样，篇幅大小差异也大，所以当时集中校史的各位先生进入工作状态和实际进展大不一样，就完成初稿进度而言，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开展最顺利，也最早进入编辑流程。1964年上半年，编辑部为了统筹进度、统一标准，要求各史都要提交两卷样稿，在点校小组中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一致意见。王先生于5月底完成了《南齐书》卷一、二两卷校勘记样稿，现在档案中还保留了这两卷样稿的油印件和大家讨论时的意见批注。
1964年王仲荦先生撰写的《南齐书》样稿及讨论记录
在各史样稿讨论期间，王先生又对《南齐书》重新进行全书标点。据每半月一次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6月25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7月8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他点完后即开始继续写校记，在他回济南之前交出两本”，“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8月8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云彬）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
9月5日，“王仲荦先生于7月31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
从1963年11月底到京，到第二年9月，王先生用约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王先生自己承担的《南齐书》在标点校勘和校勘记撰写等方面都比较顺利，同时开展的《梁书》《陈书》就相对滞后。在《南齐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梁书》《陈书》的进度差不多要晚近一年的时间。9月5日《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卢振华先生于8月20日回济南，在回去之前《梁书》校《册府元龟》的工作基本结束，其间一大部分时间在写讲义，按他的计划，8月22日开始授课，9月底前把五周的授课任务完成，赶回来参加国庆。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
其他一些大部头史书如刘节先生承担的《旧唐书》、罗继祖先生承担的《宋史》遇到的问题更多，进度更缓慢。
最近看到一份1963年10月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办公厅转北京市粮食局的公函，目的是为即将从外地借调来的专家申请增加一些大米供应，公函背面有工作人员随手写的专家情况，能比较直观地看出二十四史点校小组的构成：
工作人员随手写下的1963年进京校史学者名单
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外地学者中，郑天挺、刘节两先生都已年过花甲，王仲荦、唐长孺、卢振华等先生都是五十多岁（表格中王仲荦、卢振华先生的年龄不准确），正当壮年。在京校史期间，他们一般都还兼顾学校的教学，王先生承担着山大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批改研究生论文，几位研究生也来京听王先生指导。唐长孺先生的两位研究生，甚至就是在翠微路完成的论文答辩。赵守俨先生1965年3月3日写的《关于二十四史的一些情况的汇报》中说：“王仲荦血压增高，思想上颇恐慌，拟回济南休息一个时期，本月三日离京。大约一个月左右即回来。”可以多少反映出一点王先生当时的身体和心情，我翻阅当年的校史档案，深深感到这些先生进京校史，不仅有学术的贡献，还有人生的奉献。
修订工作开始后，我曾几次到山大南院教工宿舍楼拜访郑宜秀老师，对王先生的校史生涯和学术生活增加了一些直接的感受。王仲荦先生的书斋“鹊华山馆”就在这个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层单元楼中，内外都已经显得破旧。我们来到之后，郑宜秀老师径直把我们引入左侧的书房。虽说是书房，其实也兼做卧室，沿墙是相对的两排书柜，窗下是对面而置的两张书桌，一张双人铁架床放在屋角。1986年6月4日王先生去世，当时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其它房间都已经换了陈设，在郑老师的坚持下，这间书房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甚至连书柜里的书刊和旧纸包裹的书稿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电灯开关用一根长长的线，从天花板中央斜拉到屋角的床头，感觉一下子进入了过去的时光。
郑宜秀先生展示周一良先生撰联并书的王仲荦先生挽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
郑宜秀老师告诉我，王先生去世后，她把王先生书房锁起来，五年没进去过。书房里的书柜、书桌、抽屉以及里面的东西，都保持原样，不去触动。郑老师把学界友朋写的挽联挽诗，拿出来让我们看，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王先生去世后第一次打开，其中有启功、周一良等先生写的挽联，缪钺先生写的挽诗。我们还看了王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用封面写着“出版工作”的笔记本写的诗稿，看到了王先生写满批注的《宋书》点校工作本。又把郑老师新找到的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手稿，用原包袱裹着带回北京，就是后来影印出版的三大册。中华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共十三册，其中六册是在王先生身后由郑老师整理的，前后二十一年时间，郑老师在“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写道：“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长逝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痕迹，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当时读到非常感动，印象深刻。
王仲荦先生《宋书》点校工作本手稿
郑宜秀老师非常热情，她说：王先生在中华工作十几年，她好几年暑假都在中华度过。王先生一生工作的地方，最长的除了山大，就是中华。郑老师还回忆王仲荦介绍她认识同在中华校史的郑天挺先生，郑老师的老家在福建长乐井南村，与郑天挺先生同宗。郑宜秀老师说，郑天挺先生早年丧妻，在中华校史时，衣衫破了，她曾帮他缝补。她说：他的家曾经是中华的联络站，吴树平、张忱石都来过住过。我到北京去，中华也是给一间房子，让我们自己煮饭自己吃，跟中华是一家人。
多年没有机会去看望郑宜秀老师，非常感念她对中华的支持，祝她健康快乐！
您在谈到宋云彬先生的时候，曾经说宋云彬先生除了《史记》《后汉书》外，还承担了齐、粱、陈三书的编辑工作，能介绍一下《南齐书》的编辑加工情况吗？
徐俊：
这时候宋云彬先生已近古稀之年，比点校组中最年长的郑天挺先生还大两岁。《南齐书》从1964年7月底王仲荦先生开始分批交稿，到1966年3月完成付型清样，宋云彬先生经手约一年半时间。《陈书》从1965年7月开始看稿，修改校勘记文字，到1966年6月完成复校付型，宋云彬先生经手约一年时间。《梁书》从1965年8月参与与卢振华先生商谈校勘记写法，1966年3月开始审改第一卷校勘记，到5月3日至5日重新整理《梁书》第一卷第二卷校勘记，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文革”前奏了。
宋云彬先生1965年5月日记，记录了每天审读《南齐书》的进度
因为宋云彬先生日记缺失一册（1964年3月19日至1965年5月1日），我们只能看到1965年下半年以后一年时间的情况，除了记录上面说到的工作进度外，还有一些涉及具体问题以及与这些借调学者的交往。宋先生看完《南齐书》全部五十九卷之后，又用一周时间复看，做付排准备，“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5月10日），“下午应王伯祥之约赴陈乃乾家，与之晤谈，谈关于《南齐书·百官志》的校点问题”（5月17日）。与王仲荦、张维华先生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王仲荦先生交来《南齐书》《陈书》出版说明，宋先生召集本组赵守俨、吴翊如、杨伯峻、汪绍楹讨论修改。到1966年初，看《南齐书》清样，还不断发现问题：“上午看《南齐书》校样如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1月31日）有一段时间宋先生“腰痛甚剧，起坐行动皆不方便”，有些问题虽然小，如“《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赵守俨先生都是上门与宋先生商定。
当时宋云彬先生也住在翠微路2号院，互相之间也偶尔串门互访，晚上“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1965年5月11日），“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围棋，大负”（1966年1月29日）。
宋云彬先生1966年7月9日日记：“下午，与谢方、宋茂华谈《后汉书》返工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文革”前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最后记录。
“南朝五史”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的确定，以及《南齐书》修订过程，请您介绍一下。
徐俊：
按照修订工程关于修订承担单位遴选的要求，首先要考虑原点校单位。山东大学是当年“南朝五史”的点校单位，虽然王仲荦先生已经离世多年，但在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仍然有相当的实力，自然是“南朝五史”修订的首选。为此，在修订工程筹备阶段，我带队走访了所有原点校单位，也拜访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和部分老师，得到了时任院长王育济教授的支持。
2006年10月20日，我们并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南朝五史”修订征求意见会。出席会议的有原山大党委书记的陈之安教授、时任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的郑佩欣教授、路遥教授、张金光教授，他们都曾亲炙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先生，也同事多年。年轻一辈除了王育济院长外，还有胡新生、王大建、范学辉等老师，王仲荦先生夫人郑宜秀老师也全程参加了座谈会。会后我们曾经商请郑佩欣先生主持“南朝五史”的修订，因身体原因，郑先生后来没能承担。
后来经过进一步调研，决定分散承担，《宋书》由盐城师院文学院丁福林教授主持，齐粱陈三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景蜀慧教授主持，《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金龙教授主持，张金龙教授后调到首都师大工作，《南史》修订随之转到首师大。景蜀慧教授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门下，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继承了师门文史兼治的传统，是齐梁陈三书非常合适的主持人人选。
在景蜀慧教授主持下，2008年7月底，齐梁陈三书修订组完成并提交修订方案初稿。经过专家书面评审，11月16日，“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中苑宾馆召开，评审组由田余庆、张忱石、许逸民、胡宝国、冻国栋等先生组成，田余庆先生担任组长并主持了为期两天的评审。
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专家论证会（2008年11月17日）
田余庆先生主持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论证会（2008年11月17日）
田余庆先生主持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论证评审（2008年11月17日）
“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底本问题，扩充校勘文献范围的问题，新旧校勘记风格问题，礼、乐、天文、历律、地理、州郡等专志的修订问题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底本问题，尤其是在“中华再造善本”印行后，通过此前多史的底本试校，百衲本据晚期版本（主要是殿本）挖改、有失宋元本旧貌的问题，被进一步证实，百衲本被大家称之为“影印方式的整理本”。讨论中大家主张回到百衲本的前身，找到更早的版本作底本。原点校本《南齐书》就是以百衲本为底本的，百衲本的底本是宋大字本。修订本改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为底本，也即百衲本《南齐书》所据底本，既弥补了百衲本因修润描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又较好地保持了与点校本的一致性。在扩展校勘资料方面，大家提出要尽可能搜罗存世宋元明三朝本，以使各本之间残缺得到互补。《南齐书》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搜集并比较系统使用了台湾所藏两个三朝本，发现了同源诸本间明显的文字差异，充实了校勘记。
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修订组陆续提交了齐梁陈三书修订样稿共七卷。11月28日至30日，《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样稿评审会议在广州召开。张忱石、许逸民、丁福林、张金龙、张文强先生，齐梁陈三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及修订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三书共七卷样稿的校勘记初稿和标点改动为基础，对出校原则、标点改动、撰写规范等问题作了集中讨论。2010年5月，在北京又召开了齐梁陈三书第二次修订样稿会，主要对两卷难度较大的专志专传（《南齐书·乐志》《梁书·诸夷传》）进行讨论，并对三书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沟作。在两次样稿会的基础上，2011年2月，《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样稿印发，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
经过几年的版本校勘、长编和校勘记撰写，2015年2月至7月间，《南齐书》修订稿分四批交稿，进入编辑审读流程。2016年8月25日至26日，《南齐书》修订稿定稿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华书局老编审许逸民、冯宝志先生，天津师范大学何德章教授（《魏书》修订负责人）、浙江大学真大成副教授、复旦大学仇鹿鸣副教授（《旧唐书》、两《五代史》修订组成员），以及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修订组、编辑组全体参加会议，对《南齐书》修订稿中尚未达成共识的校勘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议在如何对待底本、处理旧校尺度以及具体条目的处理等方面，都作了深入讨论。
《南齐书》修订定稿会在中山大学召开（2016年8月25-26日）
《南齐书》修订定稿会会间参观陈寅恪故居（2016年8月25-26日）
今年7月10日至17日，《南齐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率修订组成员周文俊、洪绵绵、吴南泽到北京，与编辑组一起集中工作，通读改定《南齐书》付型清样。8月，《南齐书》修订本正式出版，并在上海书展举行了读者见面会。
总体来说，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遵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本成果的前提下，清理复核了原点校本的全部校勘记，统一体例，纠正错讹，弥补遗漏，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南齐书》点校本原有校勘记一千七百五十六条，修订本增加到两千四百余条（其中删去旧校三百四十条，增加新校近一千条，另改写旧校六百六十余条）。同时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标点分段办法》，修改完善标点，对个别分段进行了适当调整。
修订过程繁复漫长，但修订成果欣慰喜人。景蜀慧教授在《南齐书》修订本后记中说“甘苦备尝，感慨良多”，是一个经历者、主事者的由衷之言，真情实感。除开准备阶段不算，全面铺开工作，修订组全力投入，用了近五年时间。编辑组又经过近两年的编辑加工，与修订组往返商讨。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参加历次会议的学者专家，还有很多学者专家参与了书面审稿，包括对有关专志专传的意见、定稿后期对修订前言凡例的审查，作为参与其中的亲历者，我特别感佩修订组的长期付出，也特别感激学术界在专业上给予的巨大支持。
萧子响之死

作者：世卿发布时间：2019-07-16 10:53:29

萧子响死得冤，比戾太子刘据都冤。
作为齐武帝萧赜的四子，萧齐王朝的巴东郡王，萧子响本来是一个还算耿直纯良的王爷，除了爱练练武、骑骑马、脾气暴躁一点之外，也没什么太大的缺点。但它还是二十二岁就死了，还死在“反父”的名头下面。
事情的经过，他的弟弟萧子显写得很粗略，也基本把他塑造成了反贼的形象，大概是对他一度成为父亲萧嶷嫡子的事情有点耿耿于怀？也或许他写的是真的。但《南史》则记载得精彩的多，这里大概以此为标准讲这件事：
子响少好武，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肝胆，数在内斋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
首先就是喜欢舞刀弄枪的萧子响想要玩一点新鲜的兵器，就私下里作一些漂亮衣服，想要跟蛮人换一些，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看怎么说了，毕竟我大齐自认天朝上国，跟蛮夷还是不太对付的，大家总觉得蛮夷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往大了说就是勾结讨好外族，是“通敌”；但实际上，镇守荆州的王爷私下里跟外族人交换点东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人家换武器又不是为了造反。但事情最终竟然就演变成了造反，只是因为萧子响的长史刘寅跟皇帝萧赜通报了这件事。皇帝在诸侯王边上安排人定期报告，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何况前面还有典籖因为没管好诸侯王而被杀的例子。但刘寅通报完了就怂了，怕事情闹大，王爷饶不了自己，所以就装傻充愣，也不告诉萧子响，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结果钦差来了之后萧子响不相信，也没见到敕令（可能在刘寅那里），觉得这是有人诬陷，一气之下就把钦差给杀了。这一杀可了不得了。
萧赜听说儿子把钦差给杀了大怒，这还了得，马上派了胡谐之、尹略等人带三千羽林去处理，后面又追加了萧顺之的一些兵力，不过临走前倒也念及父子之情，嘱咐他们要是这个儿子认错，别杀掉，带回建康城来就是。但朝廷的其他人可是看到机会了，在他们制造的舆论下，萧子响就是造反了，考虑到他的亲王身份，人们很容易想到前朝弑君杀父的刘劭，大逆不道的罪名算是扣上了。萧顺之出发之前，素来不太喜欢萧子响的太子找到萧顺之，密令他把萧子响给结果了，不能给他申辩的机会，在现在的皇帝和未来的皇帝之间，萧顺之选择了后者。
荆州那边，胡谐之、尹略等人到了江津，就迅速地在燕尾洲筑城，直接准备开战了，联系到萧顺之的受命，恐怕这几个人后面也少不了权贵下了密令。可怜萧子响，一夜之间成为大逆不道的反贼，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穿着便服登上城楼，表示自己没打仗的意思，又不断地给对面送信，说些“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何筑城见捉邪？”的话，但对面连理都不理。最可气的是尹略，直接回复萧子响说“我不跟你这种跟君父造反的垃圾说话”，跟键盘侠一样，不由分说地给萧子响戴帽子，管你如何辩解。萧子响呢，听到之后都气哭了，但还能怎么样？于是又给对面送了几十头牛、二百石酒和三十车水果过去，我们的正义之士尹略直接给倒到长江了，说白了，你不反我都要逼你反。萧子响的手下王冲天（当然也是在萧子响的同意下）实在是忍无可忍，带着手下的兵就冲到燕尾洲，把羽林给打的落花流水，把尹略也给宰了。
如此，造反的罪名也坐实了。萧子响也没办法了，只能是选择负荆请罪了，于是穿上便服，带着三十个随从，打算乘着舴艋舟到京城请罪。这时候萧顺之带兵过来了，他就根本不可能放过萧子响了，于是直接抓住他要处死。萧子响临死前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要求自缢而死，一个是秘密地写了给父皇的书信，藏在妃子的腰带里：
轻舫还阙不得，此苦之深，唯愿矜怜，无使竹帛齐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萧子响说“父皇，我想回去，但是实在被堵住，回不去了。即便如此，我还是顾忌我朝和父皇的声名，我宁肯自杀也不给咱家抹黑”，写得真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朝廷这边，太子等人逼死了自己的弟弟，又让人奏请开除萧子响的皇室身份，赐给他蛸的姓氏，又贬为鱼复侯。但皇帝萧赜还是看到了萧子响的遗书，这让他对萧顺之是恨之入骨。
萧赜很难过，让他难过的一方面是骨肉之情，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萧赜从景阳山路过，看到一只死了幼子的母猿在号哭，感同身受，不禁有了“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心绪，一时悲不自胜。另一方面，萧赜的父亲萧道成在临死的时候，就有“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矣”的告诫，他自己本来自认为执行这遗嘱是相当好的，如今皇室内部斗争重新开始，他怎能不为此忧戚呢。事实上，他死后萧齐王朝的内斗，比前朝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印证了他的担忧。
在萧子响百日的时候，萧赜为他作斋并亲自上香，见大臣的时候也是颦蹙忧心，等看到了萧顺之，直接就哭了并且一哭就是好久。当此之时，我想萧顺之大概能够想到上一朝的皇帝刘义隆在见杀害兄长的傅亮的时候也是这样哭，而傅亮第二年就被杀了。毕竟萧顺之是被当枪使了，这说明萧顺之在政治上还是显得幼稚，同样的事情，萧赜让戴僧静干的时候，人家老戴说：“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官忽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僧静不敢奉敕。”这话表面上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违背，更违反了皇帝的命令，但萧赜呢，“不答而心善之”，表面上不说，实际上知道你是聪明人。萧顺之就坏在这上面，白日斋之后，萧顺之是既担忧又害怕，最后竟然就这么被吓得病入膏肓，死了。
不过太子萧长懋也没来得及当皇帝，死在了自己父亲前头几个月，留下的两个儿子萧昭业、萧昭文虽然前后当了皇帝，却成了另一个皇室支脉萧鸾的傀儡，最终把皇位给丢掉，自己这一支系的人也几乎都被杀光了。可以说，从萧子响之死开始，萧齐王朝的皇室斗争就已经是很明显了，只是大家都在隐忍，在太子和皇帝先后去世之后，萧齐王朝憋了许久的残酷斗争终于开始了，等萧鸾上台之后，所谓“建武以来，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诸侯王活得跟猪狗差不多，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萧齐的同室操戈都算是很突出的皇室杀戮。当然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被吓死的萧顺之，留下了个叫萧衍的好儿子，他最终在杀戮之中站稳了脚跟，夺了萧齐的王位，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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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怀安笑笑生发布时间：2018-01-08 13: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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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之事，我知之矣。
六，亢位也。后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六，亢位也。验往揆今，若斯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