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epub 免费 在线 网盘 下载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

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

序言

为什么埃及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brir Square）大规模集会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这对我们理解繁荣和贫困的根源有什么意义吗？

1. 如此近邻却如此不同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Nogales）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具有相同的人口、文化和地理位置。为什么一个富裕一个贫困？

2. 不起作用的理论

穷国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知道哪些政策能够让其人民致富。

3. 贫富的形成

繁荣和贫困是如何由制度造成的激励决定的？政治如何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

4. 微小差别和关键节点：历史的重要性

制度如何通过政治冲突发生变化？过去如何形成现在？

5. “我已经看到未来，会很美好”

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

夏艾姆国王，新石器革命和玛雅城市共和国都有什么共同点？这如何解释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6. 渐行渐远

制度如何历时演变，并且经常慢慢地渐行渐远

7. 转折点

英国1688年的政治革命如何改变了制度并引发了工业革命？

8. 不是我们的地盘：发展的障碍

为什么许多国家政治上的实力阶层反对工业革命？

9. 逆转发展

欧洲殖民主义如何造成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贫困？

10. 繁荣的扩散

世界上有些国家如何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繁荣之路

11. 良性循环

鼓励繁荣的制度如何形成了避免精英试图破坏它们的正反馈循环？

12. 恶性循环

造成贫困的制度如何形成了负反馈循环并一直持续？

13. 现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了？

制度，制度，制度

14. 打破僵局

许多国家如何通过改变制度改变它们的经济发展轨迹？

15. 理解繁荣与贫困

世界为什么一直存在差距？理解它可以解释反贫困的大部分努力为什么都失败了？

致谢

引文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索引

德隆·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詹姆斯·A. 罗宾逊，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的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他长期在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塞拉利昂和南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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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三四六年在西欧的农民拥有的权利和自主权比起东欧农民多，黑死病造成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由于东欧和西欧在十四世纪已开始分歧，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新经济机会因此对不同部分的欧洲也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1600年英国的王室权利比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弱，大西洋贸易便为英国打开了创造更多元化新制度的道路，反之却强化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权利。

As we will show, poor countries are poor because those who have power make choices that create poverty. They get it wrong not by mistake or ignorance but on purpose. To understand this, you have to go beyond economics and expert advice on the best thing to do and, instead, study how decisions actually get made, who gets to make them, and why those people decide to do what they do. This is the study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 [A]chieving prosperity depends on solving some basic political problem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economics has assumed that political problems are solved that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me up with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world inequality. Explaining world inequality still needs economics to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ies and social ar...

无知假说

最后一个流行理论是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抱持的看法，而他们的概念 则源自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53年提出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从目的与有替代用途的稀有手段间的关系，来研究人之行为的科学。”

……市场经济是一个抽象概念，是用来描述一种所有个人与企业可以自由生产、购买和出售任何产品与服务的情况。……

……那些经济政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恩克鲁玛必须用它们来收买政治支持，以维系他非民主的政权。

……真正的原因是两国（美国&墨西哥）的总统与精英面对的不同制度限制。同样的，过去半世纪饱受不安全的财产权与经济制度危害而让大部分人民变穷的非洲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并非因为认为那些是好经济政策所以采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牺牲他人图利自己并逃过制裁，或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政策是好的政治策略，可以借由收买重要精英阶层的支持而维系自己的权力。

加纳总理布西亚1971年的经验，说明了无知假说会有多误导人。……和恩克鲁玛一样，他采用那些经济政策不是因为他“无知”，也不是相信那些政策对经济有好处、或者是发展国家的理想方法。选择那些政策是因为它们对政治有好处，让布西亚能够转移资源给政治权力强大的群体，例如在都会地区需要被满足的人。价格控制榨取农业，，把便宜的食物卖给都市选民，并创造收入供政府支出。……

……布西亚的经验凸显一个事实，采用能减少市场失灵和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政治人物的无知，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造的诱因与限制。

……

……当国家打破带给它们贫穷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那不是因为它们无知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更有知识或比较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从造成数亿人贫穷与饥饿的经济政策转向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但正如我们稍后会更详细讨论到的，这个...

就像制度影响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激励因素一样，它们会决定国家的成败。个人才能在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很重要，但是需要一个制度框架把它转化成积极的力量。比尔·盖茨，就像信息技术产业的其他优秀人物 「比如保罗·艾伦（Paul AIlen）、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拉里·佩奇(Larry Page)，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 一样，具有很高的才能和抱负。但是，他最终是要对激励做出反应。美国的教体系能够让盖茨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获得一系列独特的技能，实现他们的才能。美国的经济制度能够让这些人非常容易地开办公司，不会面对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些制度也使他们为自己的计划融资成为可能。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够雇用有资格的人才，相对而言更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能够让他们扩大公司和产品市场。这些企业家从开始就对自己梦想的计划能够实现满怀信心：他们相信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法制，无须担心财产安全。最终，政治制度确保了稳定性和持续性。一方面，他们确信不存在独裁者篡夺权力、改变游戏规则、征用财产、监禁他们或者威胁他们的生命或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确信，社会中没有特殊利益集团能够扭曲政府的做事方式，做出有害经济的行为，因为政治权力是既有限又足够广泛地分散，这使得创造出繁荣的激励因素的一系列经济制度能够出现。

这本书将表明，尽管经济制度对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源于1619年之后逐渐形成的政治制度。我们关于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表明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何相互影响，导致贫富的差距，以及世界的不同地区是如何最终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制度。我们对美洲国家历史的简要回顾，让我们开始意识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力量。当前不同的制度模式深深植根于历史，因为一旦...

辉格党政府不会放任不管。1723年5月，议会通过了《布莱克法案》，从而创造出另外50种可施绞刑的新罪行。《布莱克法案》规定携带武器甚至仅仅把脸涂黑也是犯罪。事实上，该法律不久又进行了修正，规定对脸涂黑者施以绞刑。辉格党精英们乐此不疲地实施这项法律。巴蒂斯特·纳恩在温莎森林设立了情报网以查出黑面人。很快，就有几个黑面人被捕，逮捕后便直截了当地处死。毕竟，《布莱克法案》已经实施，辉格党控制了议会，议会则掌控整个国家，黑面人的行为直接违背了有权有势的辉格党人的利益。甚至当时的国务大臣后来的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也卷入其中，他与卡多根一样，是上院法官摄政委员会另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成员。他在伦敦西南的里士满庄园拥有既得利益，该庄园是查理一世在公共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个庄园也剥夺了当地居民放牧牲畜、捕猎野兔和捡拾柴火的传统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剥夺似乎不那么明显，在沃波尔安排自己的儿子管理庄园之前，人们仍然可以放牧和狩猎。那时，新建了一堵墙，庄园被封闭起来，还布置了不少人工陷阱。沃波尔喜欢猎鹿，他给自己在庄园内的霍顿建了一个小屋。他的这一行为很快便激起当地黑面人的愤恨。

Pluralism, the cornerstone of 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quires political power to be widely held in society, and starting from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that vest power in a narrow elite, this requires a process of empowerment.

书籍介绍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

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

• 作者： 阅微草堂 发布时间：2015-12-08 01:31:36

  人文科学是复杂性科学，水平最次的学者就是为了某个观点的标新立异而去违背政治，法律和经济这个整体性框架思考的框架

• 作者： 涒灘 发布时间：2015-09-12 21:29:33

  故弄玄虛了點，其實就是制度問題。扯了好多空洞的東西。

• 作者： 琸洳 发布时间：2015-09-26 10:06:22

  喜欢它是因为跟毕业论文是一个路数的，当然我的论文要浅薄得多。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庶且持续富庶，另一些国家贫穷且持续贫穷。关键概念是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VS汲取性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新颖。推动国家建立某一制度的起因往往是随机的，之后由于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以及它所衍生出的多元政治、自由经济以及媒体监督等机制形成良性循环。而对应的汲取性制度则由于寡头铁律而陷入恶性循环。在研究生论文里，只不过将这一观点运用到联盟问题中。本书写得很“厚”，历史和例证非常博雅，逻辑清楚，所以非常好读。不过，关于那些“历史偶然”导致的制度初创，很难说服现在的我。

• 作者： 小海 发布时间：2015-12-16 22:06:02

  观点没啥问题，论证过程比较一般，基本是车轱辘话

• 作者： 笑望江湖 发布时间：2017-03-07 21:34:04

  与《国富国穷》非常相似，都属于美国名校大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畅销书，视野高远，西方式立场鲜明，文笔娴熟流畅，可读性上佳，信息量巨大，露骨的主题先行（“包容性制度带来富裕，汲取性制度带来贫穷”），夹叙夹议，潜移默化宣扬“自由民主理念”，虽然有槽点和牵强之处，但总体的思想启迪性和宏伟知识量，还是相当值得细读和重读的。PS：由于作者之一是土耳其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在“失败国家”方面的恶劣作用（离了石油基本都是贫弱动荡烂国），只字不提

• 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读书感想

  作者：yutong 发布时间：2013-03-12 11:24:05

  不敢说是书评，笔记已经记完了，这篇就算是我的读后感吧。网上捧此书的较多，也有不少批评意见。我想这可能是源于读者对此书的定位不同所致，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知识普及书，而非学术书藉，因为它即既缺乏学术性的创新又缺乏学界应有的严谨，但是倘若把它当作知识普及书，则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发展脉络，触发思考。但若再有需求，读者可以再在此书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性研读。一句话，此书很值得看，但难以深究。

  此书主要内容是通过列举和分析，由美国、墨西哥的比较引出全球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国家制度有攫取型和包容性之分，不同的制度运行结果是，包容性制度体系下，可以促进创新，投资及社会进取心。整体社会效率高，于是走向容易正向循环。而攫取型制度则因为精英层不肯放弃权利，任意剥夺普通大众的产权，阻碍创新而造成贫穷，更重要的是攫取型制度形成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使每一次革命都是一个独裁走向另一个独裁的过程，这就使社会陷入专制泥沼而无法自拔。

  先说说我的观感，这本书静态地来讲关于这两个制度的框架是清晰的，包容性的制度实际是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广泛的分权状态，分权型的包容性制度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是更利于社会稳定与创新。而集权的状态，可能会产生短期效率提高的状态，但是往往会由于权利不够分散，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要么陷入革命和动荡的怪圈。

  这本书另一个比较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是殖民对全球各国目前政治经济的影响。比如谈到南、北美洲发展的路径比较，殖民者到来前，南美矿富人多，北美寒冷贫穷，只有印第安游牧部落，没有庞大的定居人口。殖民者直接用武力征服了南美，建立起攫取型制度，而北美只能靠从欧洲输入劳动力，人少地多，新移民们通过不断争取权利，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国家。殖民主义也造成非洲等人口密集不发达地区现有政治经济畸形的后遗症，比如非洲，英法等国家曾经在非洲建立起一个精英高高在上，大部分百姓受到压榨的攫取型政权，英法等国先是通过贩奴后来是利用市场委员会等手段建立起垄断组织盘剥殖民地人民，直接形成了殖民地贫富差距过大，权利过于集中的社会结构，等殖民地一解放，西方国家一撤退，非洲的独裁者们直接拿起了殖民者遗留的武器来对付自己国民，是造成非洲贫穷现状的主要历史原因。

  直率的说，如果本书命名为《殖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并且简化成二三百页，那么其质量将要高很多。这个主题也是两位作者研究的出发点和专长，但当把殖民地现象扩展至全球，并且用一套制度经济学理论试图去解剖全球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扩充成这么厚一本书，则显得过于宏观和博大而丧失了深度，超出了作者的驾驭范围。----如果单谈制度经济学，列举这些案例也没有问题，但这本书从经济史入手，谈的更多的是政治制度问题，在这一领域，作者明显有越线之嫌，并不擅长。具体分析下来，个人认为本书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正如对本书持较强批评态度的政治学大家福山所言，这本书的致命问题是其定义不清。作者一直在用举例说明问题，但始终未对攫取型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做清晰定义，而且从作者的举例中也无法明确它们所指到底是政治制度下分权的范围还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程度。比如，英国光荣革命时，只有10%的人有选举权，但是作者将其定义为包容性制度，相反，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按作者意思是攫取型制度，却已经实现了普选。（当然普选结果受到一定外在因素影响）。博茨瓦纳是包容性制度，但是从经济制度而言，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大，市场化程度受到挤压，反观作者定义埃及为攫取型制度，但是埃及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逊于博茨瓦纳。这样看，没有很清晰的定义依据，就会失之随意。比如当我们理解美国和塞拉利昂的对比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清攫取型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区别。但在其它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作者直接贴上的攫取型和包容型的标签就难免会有些疑问。尤其是在具体阐释时，作者既忽视了攫取型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在经济定义和政治定义的区别，也忽视了攫取型政治制度里面的独裁制度和权贵专制的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作者的论证过程过于看重结果，而忽视过程，这样难免致使论证的的现实意义不足，有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应该说独裁体制是不稳定的体制这已经是共识。攫取型制度之下，权力过于倾斜必然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但是，民主制度的取得也是要有一定基础的，往往是各种社会力量在长期角力中达到平衡的结果。实际上包容和固化都不是固定的，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在中间道路上徘徊，如何做出清晰的判定，并不像作者说的那么容易。分权的包容性制度与集权的攫取型制度往往只限于某些时间段，后来怎么发展，又如何避免固化，形成社会柔性，这里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英美制度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并不是知道了结果就可以复制。正如现代性是一个美好的景象，而现代化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样，包容性制度虽然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结果，但是基于不同国家国情基础之上的包容化如何达成，即如何实现稳定基础上的分权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课题。通观本书，作者只是在列举结果，却没有对过程作详尽的研究，这样，对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考察就会丧失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其分析显得过于静态与单面。

  另外，本书也针对发展的过程提出过历史结点论，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微小差别可能在历史结点处有放大作用。那么微小差别的形成是什么，历史结点是怎么形成的，这些进一步的分析的缺失会使本书在批评其它理论方面犯了简单性的错误。比如本书对于Jared Diamond、韦伯等地理论和文化论的批判，动态的来讲，地理论和文化论对于“微小差别”都是有影响的，新教至少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提供了文化影响因素，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竞争，也是英国贵族和皇权之争的重要因素。同样，地理论对原来南北美的殖民地社会有影响才可能形成后来的制度差别，作者在用制度论静态地分析问题时，不宜轻易否认其它理论对于制度形成的解释作用，因此，我认为本书第二章是失败的。

  与之相关联的是本书的第三个问题：本书过于简化了时间维度，忽略了国家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及相应的分析。比如作者认为攫取式制度下的前苏联，其经济成功即使能取得也只是暂时的，但是，苏联经济的发展不是十年八年，而是长达五六十年，对一个经济体来说，五六十年已经能将一个国家推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去了，对于苏联这一段时间的发展，作者的解释无疑是苍白的。作者论述格拉古失败之后的罗马，认为这是罗马步入攫取型制度从而走向衰亡的前兆，但是罗马的实力一直在扩张直到200多年后的奥勒留时期。这些时间，现代人可以一笔带过，但是作为实用主义的分析来讲，时间维度的丧失就等于丧失了一个理论的现实意义。过早的预言，如同谢国忠对房市崩溃的预言一样，是不诚恳的，更多地变成了押注。

  最后一个问题，是作者的论据选取有明显的倾向性，回避了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英美的案例耳熟能详，但作者忽略了如印度、墨西哥、玻利维亚等这些中间类型国家的细致分析，比如印度，是否能简单的把印度制度归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暂且不论，但如果认为其享有发达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那就很有疑问了。还有，南美和非洲国家持续不断的动乱，内因不可否认，但冷战时期两大军事力量的对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只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而不提美苏在各自扶植对立面过程中各自提供了大量军火援助导致这些国家的和平难以维系对于它们走向现代化进程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这一明显的证据忽视，显示作者的态度并不足够客观。

  最后，我想从以上分析展开，再谈谈我们最关心的中国问题。作者把中国定义为攫取型政治制度之下的攫取型经济制度，中国三十多年的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它在攫取型经济制度基础上向包容化的过程中迈了一步。但，这个理解无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不了解是否作者将一党专制、媒体监督及没有广泛参与性作为攫取型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为在将中国与其它案例进行比较时，很难讲中国是完全攫取型的经济制度。依作者的论述，攫取型经济制度对经济的主要阻碍是权贵利益阶层结成利益共同体，而阻挡新进入者，持久下来造成社会利益阶层固化，同时因为产权保护不利可能会阻碍自我再投资的实现。我再加上两条，一是因为媒体监督不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二是国有企业形成垄断格局导致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如果细化分析下来，完全可以采用制度经济学里面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的方法来逐一进行分析。但可惜作者并没有这个耐心。福山认为二位作者不足以信服的地方，是对中国这三十年的成就没有找出实质原因，这样对中国下一个未来会崩溃的结论有失轻率。这的确也是二位作者的软肋。

  杨小凯分析曾指出过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是其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的过程，张五常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县域竞争大大降低了制度成本，在民营企业发展进而在振兴整个国家经济活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经济学家的优势在于会算帐，即能量化的分析现实，这方面科斯及其学徒走的路子无疑很有价值的，但本书的两位作者，过于宏观，侵入了政治学的领域，比之亨廷顿和福山显得浅薄太多，结论就难免过于仓促而草率。

  其实看了本书后，我对中国的情况至少是不悲观的，个人认为，依作者的分析，中国目前还很难讲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应该是在刀锋(edge)之上，往哪边拐，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验证。因为，第一，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权贵利益结合而阻碍其它层级的越级。换句话说，中国的领导阶层不能定义为直接的权贵阶层，中国的民营企业远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也没有象苏联和埃及那样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产生权贵绑架整个国家政体和经济。第二，政府，至少中央政府在决策方面首要导向是国家经济利益而非某阶层利益。第三，GDP的区域竞争，使中小企业在行政竞争中可以寻找最佳成长土壤。---即产生社会活力的县域竞争依然存在，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仍将本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因此仍致力于招商，扶植本地企业，这有利于竞争活力的保持。

  但是，以上这几点并不是定论，因为，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情况，如何保护民营企业的创新意识，如何处理产权保护与制度转轨中权贵结合的关系，如何保障行政效率的优化都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决定未来走向的课题。我们至少可以依据本书提供的其它国家的案例进行比较观察，看政府在解决某些事情上能不能推的动，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官员财产公开等等这些都是观察点，如果这些事都不能解决，证明社会上层或者说官员阶层固化已然力量强大，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打破，很可能就在edge中走入恶性循环。

  通观全书，why nations fail纵览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史料。反观中国问题时，我们会看到诸多相似之处，避免陷入坐井观天的狭窄思路，对于观察我国目前的现状还是有很多启发意义的。但是，本书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虽然清晰简便，却缺乏对历史进程动因的考察和分析，忽略了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差异所导致的发展路径的不同。可以以此书为起点，参考诸如亨廷顿《变化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等政治学著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 当我谈失败的国家，其实谈论的是

  作者：无何有 发布时间：2015-06-12 14:37:44

       当我看到《国家为什么失败》这个标题，第一感觉应该是比较“愤怒”的一本书。但是一气呵成，读完后，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愤怒，反而有些不安：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

      

      这里我们首先要定义何为成功的国家，何为失败的国家。注意这里是国家而不是政府，意味着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有一种延续性，一定时期内不会随着政府换届而改变性质。按照作者的意思，成功的国家是发展可持续、经济繁荣、国民生活安康、保障程度高、政治稳定、经济富有活力，这类国家以英美日等国家为代表。相对而言，失败的国家则是发展陷入困境，政局混乱、政治腐败、经济赤贫、国民没有保障，目前绝大部分非洲国家、拉美、朝鲜可以归于失败的国家。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失败的国家源于失败的制度。不是人种、不是地理位置、不是殖民更不是什么国民性与文化优劣。如果说，田园牧歌的前工业时代，资源禀赋占主导地位；那么摧枯拉朽的工业时代和日新月异的后工业时代，则是制度占主导地位。

     

       作者把国家制度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制度：法治、民主、适当的集权同时权力受到约束，市场经济，鼓励创新。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另一类是汲取性制度：国家权力掌握在独裁者或少数精英手中、专制，一切政治经济决策以少数掌权者利益为导向。在这种制度下，只有攫取权力才能掌握经济资源。由此，作者把国家分为四种形态：1.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2.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3.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4.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其中第二种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意味着多元化利益诉求，不可能产生少数寡头汲取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因此，作者主要探讨了第一、第三和第四种国家形态。书中历史资料非常丰富，视野跨越亚非拉，可以说本书更像一本当代时政新闻框架下的世界历史。因为作者探讨的问题都是新闻热点：为什么非洲战乱频繁、积贫积弱？为什么朝鲜韩国一线只差，如此天壤之别？为什么都在美洲、都有殖民历史，北美发达而南美贫弱？为什么国际援助难以凑效？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能够走向稳健富足的发展之路么？近年来中国的强悍发展令世界瞩目，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些疑问，均可以在本书找到一种解释。

     一、相同的禀赋不同的命运

     作者给出了大量例子：近似的地理位置、近似的自然资源、近似的文化但是由于制度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VS墨西哥；韩国VS朝鲜；博茨瓦纳VS索马里……全书基本上是这样一对对鲜明对比的国家发展历史。看起来非常过瘾，绝对是茶余饭后吹牛皮的好谈资。那么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会选择汲取性制度或者包容性制度呢？

     1.初始条件。作者似乎暗示，制度具有自我反馈-循环的机制。偶然建立的包容性制度如果形成良性循环，那么在关键时点，更容易选择包容性制度。而汲取性制度具有更强大的循环机制。一但社会建立起少数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机制，就具有很大惯性，即使暴力革命推翻某一专制政府，但与其说革命，不如说是权力更迭，下一任依然会建立起专制制度，甚至更甚。这种循环的动力也好理解，归根结底在于制度产生的激励效果：包容性制度下，权力由多元化利益体形成的联盟掌握，政府民选，各阶层力量相互牵制，要想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必须脱颖而出，而公正地法律体系保证了创新和产权。简言之，这种制度激励人们发明创造、奇思妙想，一个发明、一个好点子都可以带来滚滚财富。难怪爱迪生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仅仅专利就积累的巨额财富（似乎他经营才能不及发明才能）。与此相对，汲取性制度下，少数人掌控的权力没有约束，权力成为撬动资源的利器，这种制度激励人们攫取权力而不是想法设法开拓市场，因为产权无保障，创新不被鼓励。真正的创新是破坏性的，会导致优胜劣汰，会损害现有利益格局，所以真正的创新会被压制。这样一来，人们发财致富唯有靠权力了。即使这种专制政府被推翻，下一届政府权力不受约束，还是老路。你想想，如果签字盖章就能带来滚滚钱财，谁还会费神劳力地发明创造办企业咧，而且搞不好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又被狼叼走了。

     2.偶然性与制度漂移

     这个想法是作者借鉴了生物演化的观点么？作者认为，国家走向包容性还是汲取性发展道路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初始条件某些细微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在关键事件上，国家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我觉得倒也不尽然，或许文化可以解释这种不同。

     3.关键事件的冲击

     作者给出了几个关键事件：

     欧洲的黑死病瘟疫爆发，西欧农奴制瓦解，农民取得了更多权力，封建制使得权力开始分散；与此同时，东欧俄罗斯却强化了农奴制度。

     大西洋贸易的兴起，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英国建立了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大宪章》标志着一个广泛联盟的政权体系形成。与此同时，早期贸易先锋西班牙、威尼斯没落了。

     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美国、日本先后崛起，成为顶尖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明清皇朝衰落、拉美非洲政治腐败、经济萎靡。

     作者指出，罗马帝国时期，英国还是一个非常贫弱的国家，但正是英国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抓住了大西洋贸易的机遇，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可以说，英国不仅输出了经济制度，对人类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的政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权利法案》第一次承认了平权。人不会再世世代代被出身、身份所束缚。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则把《人权宣言》中的思想传播到欧洲大陆。当然这里，我认为英法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14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运动密不可分，可以说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源。当然，作者首先摒弃了文化决定论，所以也就没有讨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大意义。

     4.适度的集权

     适度的集权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基础。如果国家一盘散沙，也就无所谓分权了。这里主要以非洲为例。作者也承认，西方的殖民和奴隶贸易加剧了非洲制度的汲取性。而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导致非洲原本分散的部落被割裂地更深了。此后，每个部落都建立一个强权国家，高度汲取社会财富，这又导致矛盾激化，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冲突不断。虽然非洲各国比较贫弱，但是他们的当权者生活却极其奢华，在欧美国家购买豪宅、私人飞机，对当地人的福祉毫不关心，甚至暗中勾结殖民者进行贩奴贸易。

    与此相对（书中很多例子都是一对对出现的），韩国朴正熙将军建立的开明军人专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秩序和改革的贯彻执行。随后致力于经济改革，为国家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5.多元利益体的结盟

    权力体系中，没有多元化的利益体结盟，就没有权力制衡。三个代表肯定是不够的，要有大企业家、小业主、知识分子、劳工、广大中产、弱势群体的广泛结盟，推动掌权者授权、分权，才能建立起包容的政治制度。而制度的维系需要法律的权威保障。作者分析了很多例子，权力者不会主动赋权，就连罗斯福总统都曾经谋求过更多权力，他曾经抱怨美国大法官“把私人契约下强征一磅鲜肉的权利比宪法建立持久国家的目标看地更加神圣”，罗斯福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37年的炉边谈话，大萧条阶段、二战前夕。大部分国家首脑在这种背景下，都会以公共利益为题要求更多的权力，但是罗斯福受到了阻碍。与此同时，民选的希特勒站到了权力的巅峰。

     

       二、权威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作者承认汲取性政治制度下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早晚会遇到瓶颈。这源于经济发展、市场开拓本身就要求社会各层面成员广泛参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当然对政治诉求也就多元化。

    1.增长的逻辑

    无论什么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对个人的激励程度与广泛度。即使建立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国家，掌权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需要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以此建立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增长，统治集团才能从社会汲取利益。因此，权威政府有可能主动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一定程度的产权保护、一定程度的法治。但从根本上这种经济制度安排还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这种国家的特征是盛行国家垄断、国家配置资源、国家意志分配做大的“蛋糕”。例如前苏联，苏联的迅速发展，曾经一度令西方经济学家、政治观察家都产生了内部分歧，“未来会很美好”这是美国某政治观察家对苏联的结论。

     2.汲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矛盾

     正因为整个国家是建立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上的，权力运作处于黑箱状态，少数精英派控制权力，垄断市场，使得市场激励不足，产权保护不力，当经济发展到某个转折点时，社会转型动力不足。这个转折点包括几点：一是技术创新，比如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这些关键节点的突破性创新。突破性创新也是作者所说的破坏性创新，必然伴随着推陈出新，陈旧的必须被清出市场，新的技术和产业才能迅速发展。但是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利益集团容易固化，权力精英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往往阻碍突破性创新的推广应用。书中举了大量国家的例子。其实我们身边清末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这个逻辑。二是利益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由于权力处于垄断状态，随着经济蛋糕做大，权力集团内部分配也会产生矛盾，这种暗箱中的权力矛盾，会引起市场、社会的割裂，进而损害市场经济自由发展。

     3.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结局

     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大量权威国家的发展历程。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苏联、巴西。这些国家有的从汲取性政治制度转向了包容性政治制度，比如巴西，成为南美最有经济活力的金砖国家之一；但大部分国家，政府、党派换了一届又一届，民选进行了一年又一年，不过是独裁的不同变奏，经济越来越汲取，社会越发衰弱。这也显示：制度变革比革命更难发生。

     4.国家没有无知的错误

     经济学者有种迷思：自由市场、民主选举是好制度，只要那些失败的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就会走出泥潭，迈向成功。当今的世界现实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作者分析了为什么国际援助成效微弱。很多独裁的国家，表面上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建议，建立独立央行、民主选举政府，但这些国家由于一直建立在汲取性制度上，所有的措施都变了味道，成了骗取援助的表面文章。民选变成贿选；央行变成印刷工厂。好吧，即使央行按照世行要求降低通胀，他们又利用融资攫取利益。

       三、一点想法

    1.关于自然演化的想法

      书很厚，史料很丰富，但是观点非常简洁：只有建立法治、权力制衡，保护人权，市场经济才能惠及国家更多的人。垄断的权力无法实现统治的承诺，会越来越演变成黑洞，吸食掉所有市场上诚实劳动的经济果实、奇思妙想的创意。好制度是慢慢演化出来的。演化是需要动力的，否则制度不会演化只会循环。作者分析了很多国家，一旦建立起汲取行政治制度，有可能几个世纪都走不出来，一代代人的苦难在这种旋涡里连个水花都打不出一个，毫无意义，唯有受难。为什么循环下去，作者只是说制度稳定下来，有很强的循环动力，外界力量难以打破。

       我个人想法是，如果站在个人角度，分析个人容易明白坏制度何以循环。好制度激发人的能动性；坏制度损害的是人性。因为看过一些心智研究方面的科普书籍，我觉得人的心智既是神奇的又是脆弱的。个人既能有发明创造的灵感，头脑、心灵又容易受到损害。权威的统治、填鸭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时时被“老大哥”盯着，人很难心情舒畅，心情不舒畅，做事心不甘情不愿的，哪有什么灵感。更残酷的统治会剥夺人的自我感知能力，人一旦被无力感奴役，会放弃挣扎，为了活下来，会放弃能够感知痛苦的心智。行尸走肉是以为然。从我们身边例子看，强势的父母养育出无能的小孩，也是这种规律。人性不能被强力控制，否则会塌缩。从自然法则看，演化需要大样本、偶然性，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是靠政府制造繁荣，而更可能遵循演化逻辑。当普世的价值观、宽松的政治环境、适当的激励、富足的生活等这些因素惠及到社会大多数，随着社会发展，总会冒出来一些有利的变异个体，比如个人的发明创造、理论的突破，这些变异又需要良好的包容制度培育，逐步推进社会进步。从长远看，发展是无法规划出来的。好的制度，诉诸于偶然性，而偶然的种子需要包容的制度慢慢培育。我们的生命不也是一种偶然么？

      2.关于中国历史的想法

      作者虽然分析了欧亚非拉很多国家支撑自己的观点，但对中国历史分析其实比较单薄。但是我觉得，作者这种包容VS汲取二元框架分析中国历史，非常有趣。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拉美独裁的道路？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是集权专制国家，但是在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却已经分封诸侯、百家争鸣，可以说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已经成熟。诸子百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各自进行了深入经典地探讨，后世国家走上集权，经济发展达到顶峰后逐渐衰落，或许在初始时期已经注定。但也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资源，治理传统，在近代以前，中国的社会比较具有包容性，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超稳定中华系统。

      至于中国近代以来，这个超稳定系统已经被打破，近年来发展也十分迅猛。民间对国家有一种观点：GCD希望能够在权威统治下建立起包容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经过30年超常发展，国家进入了新常态，各种创业虽然热闹，互联网+、大数据异常沸腾，只是细微处，言路塞责，民间缺乏共识；民营企业依然抱怨国进民退，生存不易，创新成为山寨的包装……正如作者警告的，国家形态变更易，底层制度变更难。对于中国，又一个关键节点到来……

• 福山写的《Why Nations Fail》书评

  作者：frances 发布时间：2012-12-07 21:03:27

  Acemoglu and Robinson on Why Nations Fail

  Francis Fukuyama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have just published Why Nations Fail, a big book on development that will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 The latest fad in development studies has been to conduct controlled randomized experiments on a host of micro-questions, such as whether co-payments for mosquito bed nets improves their uptake. Whether such studies will ever aggregate upwards into an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is highly questionable. By contrast, Acemoglu and Robinson have resolutely focused on only the largest of macro questions: how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s were shaped by colonial ones, why it was that regions of the world that were the richest in the year 1500 were among the world’s poorest today, or how rich elites were ever persuaded to redistribute their wealth. In Why Nations Fail, Acemoglu and Robinson restate and enlarge upon earlier articles like “The Colonial Origin of Institutions” and “Reversal of Fortune,” but in contrast to their academic work, the new book has no regressions or game theory and is written in accessible English for general readers.

  Acemoglu and Robinson (henceforth AR; Simon Johnson of the old AJR team dropped out of this volume) have two related insights: that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that institutions are what they are because the political actors in any given society have an interest in keeping them that way. These may seem like obvious statements, but many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business haven’t gotten the message. Among development specialists there is what AR term the “ignorance” hypothesis: failure to develop is the result of not knowing either what good policies are (this was the old Washington Consensus) or, now that the focus has shifted to institutions, what good institutions are or how to create them. Many development agencies act as if lead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if only they knew how, and tha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hould therefore consist of sending smart people from places like Washington out to teach them, perhaps accompanied by som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rm-twisting.

  By contrast AR argue that bad institutions are the product of political systems that create private gains for eli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en if by doing so they impoverish the broader society. (Think Nigeria, which has many multimillionaires while 7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below the poverty line.) Doing the “right thing” would take away the rents they receive, which is why no amount of hectoring or threats to withhold the next loan tranche has much effect on their behavior. They are making almost the identical point to the one made in the 2009 book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by Douglass North, John Wallis, and Barry Weingast (NWW), who argue that most underdeveloped societies are what they term “limited access orders” in which a rent-seeking coalition limits access to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deed, I see no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tractive/inclusive” distinction in AR and the “limited/open” access distinction in NWW.

  This conclusion about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for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s AR point out. If growth is a byproduct not just of good policies like trade liberalization, which can in theory be turned on like a light switch, but rather of basic institutions, then the prospects of foreign aid look dim. Bad governments can waste huge amounts of well-intentioned outside resources; indeed, the flow of aid dollars into poor countries can undermine governance by undercutting accountability, thereby leaving societies worse off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be. As the American nation-building effort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have indicated, moreover, foreign efforts to help construct basic institutions are an uphill struggle. Bad institutions exist because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s within the poor country itself to keep things this way. Hamid Karzai understands perfectly well how clean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work; it’s just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seeing that happen in Afghanistan. Unless the outsiders can figure out a way to change this political calculus, aid is largely useless.

  So far, so good. AR have done a great deal over the years to focus the attention of both theorists and policymakers on institutions, and to shape the emerging consensus on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s to growth with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It is, then, very disappointing that their more fully fleshed out book fails to go very much further than these broad conclusions, skirting critical issues of exactly what sort of institutions are necessary to promote growth, and failing to come to grips with some critical historical facts.

  The first problem with their analysis is conceptual. They present a sharply bifurcated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they call good “inclus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hich are sometimes also labeled “pluralistic,” in contrast to what they call bad “extractive” or “absolutist” ones. Unfortunately, these terms are way too broad, so broad indeed that AR never provide a clear definition of everything they encompass, or how they map onto concepts already in use. “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seem to include form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urt systems, but also have to do with social conditions that allow individuals access to the market such as education and local custom. “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uld seem to imply modern electoral democracy, but they also include an impersonal centralized state as well as access to legal institutions, and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t fall well short of modern democracy. We find, for example, that England following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89 was incipiently inclusive,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ll under t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had a right to vote. When AR first used the term “extractive” in their early articles, it referred to truly extractive practices like the mines of Potosí or the sugar plantations of the Caribbean which extracted commodities out of the labor of slaves. In the current book extractive seems to mean any institution that denies any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to citizens, from tribal communities to ranchers in 19th century Argentina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each of these broad terms (inclusive/extractive, absolutist/pluralistic) encompasses so many possible meanings, it is very hard to come up with a clear metric of either. It also makes it hard to falsify any of their historical claims. Since more real-world societies are some combination of extractiv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ny given degree of growth (or its absence) can then be attributed either to inclusive or extractive qualities ex post.

  The use of such broad categories and the failur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political “inclusion” greatly diminish the book’s usefulness, because one wants to know how these components individually affect growth, and how they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There is for example a large literature comparing the separate impacts of a modern stat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on growth, which tends to show that the first two of these factors have a far greater influence on outcomes than democracy. There is in fact a lot of reason to think that expansion of the franchise in a very poor country may actually hurt state performance because it opens the way to clientelism and various forms of corruption. The Indian political system is so inclusive that it can’t begin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ecause of all the lawsuits and democratic protest,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the extractive Chinese one. Furthermore, as Samuel Huntington pointed out many years ago, expand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y destabilize societies (and thereby hurt growth) if there is a failur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in tandem. All of the good things in the “inclusive” basket, in other words, don’t necessarily go together, and in some cases may be at odds. You never get much hint of this in Why Nations Fail, however, since the authors seem to argue the more inclusion the better, along any of its axes.

  Like many other works making use of history but written by economists, the AR volume contains some pretty problematic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It makes the case, for example, that Rome shifted away from an inclusive Republic towards absolutist Empire, and that this was then responsible for Rome’s subsequent economic decline. Leave aside the fact that Rome’s power and wealth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the two centuries after Augustus, and that its eastern wing managed to hold on remarkably until the fifteenth century.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shift from the narrow oligarchy of the Republic to a monarchy with highly developed legal institutions actually increased access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part of ordinary Roman citizens, while solving the acute problem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at bedeviled the late Republic.

  Similarly, following on a tradition begun by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AR point to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89 as a critical juncture marking bo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an “inclusive” political system. The latter point is fair enough, but English property rights were rooted in a much older tradition of common law dating from the Norman invasion, and had created a strong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well before 1689.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was much less important in establishing the credibility of property rights per se, than of the Crown as a borrower, which explains why English public debt exploded in the century following that event.

  Given their overall framework, the hardest thing for AR to explain is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today according to them is more inclusive than Maoist China, but still far from the standard of inclusion set by the US and Europe, and yet has been the fastest growing large countr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Chinese restrict access to the market, engage in financial repression, fail to secure property rights, have no Western-style rule of law, and are ruled by a non-transparent oligarchy called the Communist Party. How to explain their economic success? Rather than see this as a threat to their model (i.e., more inclusion, more growth) AR pull a slight of hand by arguing that Chinese growth won’t last and that their system will eventually come crashing down (like Rome did, after about 200 years?). I actually agree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crash. But even if that happens,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that can’t really explain the most remarkable growth story of our time is not, it seems to me, much of a theory.

  The broad conclusions of Why Nations Fail are, thus, incontrovertible and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olicy (which is why, incidentally, I gave it a positive blurb). One only wishes then that the authors had made better use of basic categories long in play in other par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te, rule of law, patrimonialism, clientelism, democracy, and the like) instead of inventing neologisms that obscure more than they reveal.

• 空洞理论

  作者：咩春 发布时间：2012-06-05 03:32:48

  据说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的产权论在中国影响深远，其可贵之處是简单而清晰。张氏认为穷国富国，取決于产权介定。你是否有权转让自己的财产（a right to transfer)？是否有权用它（a right to use)？是否能用資产賺取收入（a right to earn income)。三大权的定立需要市场经济配合，只要私有权定立，经济自然起飞。

  相比之下，Why Nations Fail作者別出心栽提出「排斥(exclusive)／容立(inclusive)」去解釋经济差距，焦点卻放到政治及经体制夠不夠开放，解釋現实时显得似是而非。

  作者想说罗马走向獨裁，終致沒落，卻解釋不了为什么他们改了作者眼中的「穷国制度」后，仍要等百年才走向衰亡。理论上，自古以來，大多政治体制都是作者所说的「排斥」(exclusive)，那按照作者的「理论」，自能推斷「自古以來沒有富国」，事实卻非如此。

  面对中国，其政治与经济体制都是作者眼中的穷国体制，如何解釋其堀起呢？作者自圓其说指：中国经济早晚沒落，而俄罗斯就是前车可鑑。

  对于苏联早期的強大，作者简化成「大量低收入的农民转到工业去，收入自然上升」。由于「排斥的政治体制」圧抑了创意，而经济发展是需要创意的，所以作者认为苏联注定失敗。一句话就总结了苏联早期的堀起，卻无視他们在科技上同样有強大成就。

  作者最大敗笔是沒有明确定义「排斥」与「容立」。整本書不斷提到这兩大概念，但我看完后仍然搞不清那是什么意思。中国古代的科举，令管治阶级有限度向民间开放，这种体制算是「排斥」还是「包容」呢？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让男人投票，但同步卻引入大量限制，以防有人改变現有政制，这又算不算「包容」呢？

  作者侃侃谈论不同地区的经济经驗，卻怎能忽視了香港与新加坡这兩个体制呢？这都是作者口中的「排斥政治体制」，唯有经济体制「包容」的，那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而其他不能？

  开首引用了张五常的发展理论，是因为那套理论确实能大致解釋現狀，跟Why Nations Fail的「理论」高下立見。

  以科学角度看，Why Nations Fail的理论更像一堆宣言，谈不上「理论」。所谓「理论」，先決条件是「必須能被推翻」，但由于作者的概念过于含糊，而且需要透过大量扭曲历史去迁就覌点，不斷自圓其说，根本不存在推翻不推翻。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備受世人关心，可惜作者焦点錯置，有点问非所答。

• 从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到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

  作者：timeregister 发布时间：2016-04-12 11:28:52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英文版于2012年3月出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这自然与两位作者的声名有直接关系。两位作者，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另一位则是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两人都任教于名校，虽然并不是同一所学校，但长期合作（他们还有一个合作者是西蒙·约翰逊，三个人被合称为ARJ），发表了无数论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此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体上可以视作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是这个领域风头最劲的学者。阿西莫格鲁曾获2005年的克拉克奖，这个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其得主中获诺奖的概率很高。

   

  

  阿西莫格鲁

  不过，本书引入中国，则已经是三年以后了。这个出版周期个人感觉是略长了一些，尤其是对于这样重要的著作，国内学术界、出版界显然应当反应速度更快一些。福山那本《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英文版到中文版，只间隔了一年的时间，英文版2014年9月出版，中文版在一年之后的2015年9月就出来了，这个节奏快了很多。另外可以再拿台版对比，《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台版是2013年1月出版，距英文版面世不足一年，由此可以想见两岸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差距。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可能存在一些非出版社可控的因素，难以尽言。

  

  台版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上一本书《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学术性太强，几乎通篇都在用博弈论之类的模型解释问题，令人望而却步。本书则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写历史、写案例，流畅易读。两本书的取向似乎正好相反。《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讲的是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用经济问题来解释政治发展（民主、民主化等等），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是对经济发展做出政治上的分析。于是有人评论说，从用经济来解释政治，到用政治来分析经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后面这本书推翻了自己此前的立场。不过在我看来，前一本书实际上是用博弈论这样的人类行为模型来探讨政治选择，不是我们一般所言的经济问题，只不过是借用了经济学里面的一些框架来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制度发展的道路，这跟后一本书里的立场其实并不矛盾，不能说他们是自己打脸。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核心框架，是两种政治制度和两种经济制度的一个2×2矩阵。两种制度，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来的包容性（inclusive，台版译为广纳型）和汲取性（extractive，台版译为榨取型）制度。所谓包容性制度，就是能够开放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给更多人分享，保护私人产权，在政治上实行多元制度，广泛分配权力。而汲取性制度则是反面，榨取多数人的利益，为少数人服务，在政治上也由少数人把持政治权力。

   

  显然，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属于这一类。因为这个组合其实很简单，大体上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加民主政治制度的组合，可以说就是为发达国家量身订做的一个框架。但为了提高解释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还加上了一个“集中”，除了民主多元，还必须有集中。“我们把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作包容性政治制度。”这跟福山在政治秩序三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国家能力是同一个意思。国家要足够强有力，能够保证法律秩序的有效实施，能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稳定的社会秩序。

  从这里，生发出一种对本书基本论点的批评，认为这种“多元而集中”的概念过于含糊，甚至有内在矛盾的嫌疑。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没有给国家带来“成功”的时候，就可以用缺乏“集中”来进行解释，比如说印度这样的例子。而集中与汲取性政治制度中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又有什么区别呢？显然，作者在这里用“集中”这个词（centralized），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让人联想到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这一点上，福山所强调的国家能力应当说更为准确，集中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执政能力强。秩序的维护，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更多地是依靠一个有效的现代官僚体制（或者说现代行政体制），但它在权力上未必是集中的。

  将集中纳入包容性制度之中，反映了包容性和汲取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模糊性。事实上“多元而集中”本身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如何在多元民主的情况下建构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也是民主化（不管是第几波民主化）过程中最难把握的一种平衡。因为这种模糊性，包容性和汲取性变成了一对相对的而非清晰界定的概念，这种相对性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中几乎随处可见。

  另一种组合，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则是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期内采取的组合。汲取似乎是历史常态，人性中总有为自己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倾向。从汲取性制度过渡到包容性制度，典型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但过渡到包容性制度之后不代表一劳永逸。历史可能出现反复。罗马共和国会从共和国蜕化到帝国，埋下了以后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种子。而早早建立共和国和发达商业的威尼斯在十四世纪陷入衰落，是因为少数人侵蚀了原本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建立了贵族家族的统治，从而在经济上逐渐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建立特权，限制其他人参与贸易的经济机会，从而导致威尼斯的衰落。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的并存，作者认为是可能的。但这种组合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当权者一定会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为自己攫取经济利益，从而逐渐将包容性经济制度转变成汲取性经济制度。

   

  最后一种组合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的经济制度，作者认为这样的组合是不会存在的。

   <图片7>

  所以，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达到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的组合。而因为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之下，只可能存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所以问题最终变成怎么样能够实现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于是，本书的主旨，与《起源》那本书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向了制度发展分析。

  对这个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微小差异、偶然性以及制度漂移。一开始差不多的制度，可能因为一些看上去很小的差异，最终走向不同的方向。作者说明这个问题，所举的例子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不同道路，它们在十六世纪的时候都是君主专制国家，都有议会力图限制君权，但存在微小的差异，比如，英国议会和西班牙议会有征税权，但法国的三级议会没有。所以法国的君主拥有独立的财政权，英国君主没有。西班牙君主也没有，但西班牙那时候在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从中获取巨大收益，无需借助议会来征税。于是，英国君主在财政上独立性最差，不得不跟议会妥协，最终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无论如何都显得颇为可疑。首先所谓的微小差异，像议会征税权这样的事情，算得上是微小差异吗？议会独立性显然不仅是征税权的问题，征税权本身应该就是议会独立权发展的产物，是议会独立性的重要支柱，很难将之归于偶然的微小差异。其次，西班牙王室对美洲金银矿的占有，在这里成为作者用来解释西班牙王室得以维护专制的一个条件，但我们在第一章中也看到，西班牙王室之所以能够占有美洲的金银矿财富，是借助于他们的专制权力，能够限制其他人参与南美的金银矿生意。显然，专制权力和金银财富的占有，这两者之间到底谁是因、谁是果？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这种说法未免太不负责任。至少无法解释，同样是拥有征税权的议会，为何西班牙王室可以排除人们分享美洲财富，而英国王室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呢？须知西班牙的议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制度（托莱多议事会）。阿克顿勋爵说：“西班牙哥特人的君主制和英格兰萨克逊人的君主一样，贵族和主教用各种自由制度把王权包围在中间。”既然如此，为何英格兰发展出限制君权的议会制度，而西班牙却没有呢？

   

  第二个可疑之处，是两位作者对所谓“不起作用的理论”的批判。他们认为解释经济增长和造成不平等的各种理论，地理决定论、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是不对的，不起作用的。他们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他们提到影响制度形成的因素当中，所谓微小差异、偶然性等等，其中事实上包括了地理的、文化的差异等等。比如，说北美和南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因为北美没有金银矿，只好发展经济，允许激励移民投资、努力工作，而拉美因为占有金银矿财富，丧失了发展社会经济的动力。这是典型的地理差异。如果说制度中包含了类似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那么显然不能简单地批判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是不起作用的。

  

  本书是扎克伯格的阅读书目之一

  抛开所有这些疑惑，通过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非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首创，而是循着道格拉斯·诺斯所开创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方向。微小差异、偶然性和制度漂移，也跟“路径依赖”异曲同工。福山撰文评论本书，所提出的一个批评就是，包容性/汲取性的二分法，跟诺斯等人提出的“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福山还认为，包容性和汲取性制度的概念太过模糊、太过宽广，无法给出清晰的定义，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内容。而且，一个社会往往兼具包容性和汲取性两种特征，很难简单地把它归之于是包容性还是汲取性。比如说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被认为是包容性的制度，但当时的有选举权的人只占人口数量的10%，这样的制度算是包容性的制度吗？

      

  尽管有这些批评和质疑，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仍然具有其意义。包容性和汲取性也许过于宽泛，但其所揭示的制度特征相当直观，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应用。即使只是在相对比较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两个概念，也能够比较清晰地说明制度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例如，许多人批判本书，认为包容性和汲取性框架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福山也认为，对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这个框架的最大挑战是解释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断言，汲取性政治制度之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那么，为何在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下，中国经济能保持这么多年的增长？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吴敬琏教授对本书评价颇高

  在我看来，在相对比较和动态比较意义上，包容性和汲取性仍然可以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我们较之从前显然都是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显然得益于这种包容性的增加，所谓的改革红利。两位作者对中国增长问题的解释，事实上更加聚焦于经济制度之上（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涉及对中国的解释问题时，我不建议各位看中文版，尤其是第十五章第二小节，建议有英文基础的看原版，没有英文基础的看台版，原因你懂的。需要英文原文的可后台密我），因为政治制度不需要多谈。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制度比以前更具包容性了。但是否可以说它是一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了呢？不见得。尤其是最近这些年的趋势，国进民退，像铁本案这样不明不白被关进去的民营企业家说明，产权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采用现有的技术和迅速增长的投资，并不是来自于创造和创新。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率放缓也可以看到，当人口红利、改革红利褪去之后，经济增长便出现乏力态势。受制于汲取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近些年的转向有目共睹，较之此前不是更包容而是更具有汲取性的一面。为什么实体经济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多发的投资进不了实体经济？货币超发、畸形的土地利用制度之下的经济增长，推升的是资产的泡沫，通过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掠夺的是普通百姓，获利的是既得利益者。这些都在在印证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之下，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难以持续的。

  2016年4月11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徐彬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5月。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美】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著，马春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逻辑失败

  作者：新印 发布时间：2018-06-14 11:26:03

  我为了这本书思考了很久，然后在网上看了一篇，能解释我的疑惑，特地来豆瓣注册账号发表一下，文章转自方绍伟同志。

  从制度方面探寻经济发展的原因，一直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2012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教授与当时任教于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宾逊教授合作推出了一本题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的新书。该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许多著名学者的喝彩，正面评价之盛况，不由令人想起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20-2015）2009年推出同类主题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一书时的情景。

  作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名后起之秀，阿西莫格鲁是如何分析“制度决定发展”的？他的书又比诺思的书新在哪儿呢？

  “政体决定论”及其困境

  所谓“制度决定发展”，说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起关键作用。由于强调经济制度对政治制度的依赖，这种“制度决定发展”的理论也就演变成了“政体决定发展”的理论，即“制度决定论”变成了“政体决定论”。

  这个理论的开创者是诺思，诺思的理论从早期的“经济制度决定论”和中期的“制度与文化决定论”，发展到了晚期的“政体决定论”。“制度与文化决定论”是诺思最成功的理论杰作，十分可惜的是，诺思一直未能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经济史分析，相反，他在晚期几乎完全抛弃了它，并且彻底转向了“政体决定论”。

  在诺思的最后一部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中，诺思用“开放机会”和“限制机会”两种社会秩序，去全面解读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阐述了“开放政治经济机会”或“确立永久性政治经济组织的平等机会”如何重要，并由此确立了一个突出“开放政治机会”的“政体决定论”。遗憾的是，诺思的“政体决定论”注定包含了一个逻辑困境：如果开放政治机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不发展？又如何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发展？

  阿西莫格鲁的学术研究，从兴趣、问题到理论、方法都有诺思的痕迹。他显然注意到了上述这个让人一目了然的逻辑困境。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里，阿西莫格鲁先用含义类似的“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和“攫取型政治经济制度”，取代了诺思所说的“开放机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限制机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后，他不用常识所想象的“一元集权政治”去定义“攫取型政治制度”，而是用“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去定义“包容型政治制度”，再用“缺少充分集权或多元”去定义“攫取型政治制度”。（见2012年英文版第95页；中文版可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三章第四节）

  这个定义的巧妙之处是：阿西莫格鲁不是用是否存在多元民主制度去定义“包容-攫取型政治制度”，而是用政治制度是否多元民主或者是否充分集权有力去区别“包容-攫取型政治制度”。如此一来，选择民主制度并不意味着选择了“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在所选择的民主制度能像西方社会那样有效运行的情况下，这个民主制度才算是“包容型政治制度”，否则，所有那些不能有效运行的民主，就依然同一元集权政治一样是“攫取型政治制度”。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规的奇怪定义。它的怪异之处，是把制度和制度运行都纳入定义里。结果，只有民主制度加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才能算是“包容型政治制度”。而由于“包容型政治制度”通常选择的是“包容型经济制度”，这样一来，只有“包容型政治制度”才能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论点，也就顺顺当当地确立起来，并且彻底避开了诺思的逻辑困境。简直太聪明、太精彩了！

  这样巧妙的逻辑处理，不禁让人想起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康德在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提出：在共和制之下，任何战争都需公民同意，由于战争费用都要落到公民自己身上，所以公民的和平愿望会压倒战争的愿望。而在非共和制之下，战争往往压倒和平，因为遭受实际损失的往往是人民，不是有决策权的统治者。（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107页）

  实际上，尽管共和制下的公民可以表达反战，但战争决策往往不需要“全民公决”般的公民同意。更重要的是，“政权私有”的战争决策，根本不会比“政权公有”的战争决策更轻率，因为，虽然战争的损失落在臣民身上，但“政权私有”下的臣民是统治者“自己的财产”，而“政权公有”下的公民却不是决策者“自己的财产”。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实际决策权”和“政权公私”的逻辑，不是费用直接承担者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民主国家往往也经常发动侵略战争，尽管理论上民主和平的“精神利益”优先于国家的“战略利益”。

  但是，不少人无法深究“永久和平论”背后的逻辑矛盾，却非常乐意于把“永久和平论”发展成“民主和平论”。为了使共和民主“永久和平”的观点成立，他们开始通过非常规的手段去定义共和民主，一旦把某些参战国定义为非共和民主，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开战的“永久和平论”，也就顺理成章地确立起来了。如此确立起来的观点百发百中，因为它采用的是一种“先射箭后画靶”的巧妙手法。

  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民主不能确立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

  阿西莫格鲁制造了一个过分严格的“包容型政治制度”定义，这同“民主和平论”者制造一个严格的民主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即便“先射箭后画靶”有问题，具体问题又会体现在哪儿呢？

  简单回顾一下世界近代经济史，我们不难发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本身就是在“经济制度包容”而“政治制度不太包容”的情况下启动的。西方“男性白种富人”的非包容格局，是直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才得到比较彻底改变的。可见，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型政治制度论”，连解释西方自己的经济发展都显得勉强。

  但这却还不是致命的问题。致命的问题是，如果需要“民主制度加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才算有了能保障长期经济发展的“包容型政治制度”，那么，要追问的问题就不仅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能确立民主”，而且是更重要的“为什么有些民主不能确立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型政治制度论”是建立在否定“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基础上的（见该书第二章第二、三节），可“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恰恰是一个文化问题。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而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多运行不好？如果因为“文化决定论”过分极端就把它有说服力的部分也彻底抛弃，我们难道不会马上就陷入一种制度运行的“政治随机论”或“历史偶然论”？如果像阿西莫格鲁那样彻底抛弃“文化决定论”，那是否还进一步意味着，我们将永远忽略掉民主本身的制度特性与非西方国家具体文化特征的契合问题？

  从“民主制度加有效集权的制度运行”出发过分严格地定义“包容型政治制度”，就等于抛开了文化问题，就等于在逻辑上认为全人类是无文化差异的政治动物，经济发展等于所有一切，就被看成是无文化差异的政治利益争斗的结果。可是，民主制度无法良好运行，恰恰是因为分权制衡的制度规则无法落实，恰恰是因为制度规则的权威被传统文化规则的权威所压倒。当代世界一些非西方的民主运行陷入困境，显然不是因为民主理想破灭了，而主要是因为民主对法治的要求太高了，以至于民主的制度权威会在崇拜人格权威的惯性中，完全由于族群冲突、阶层矛盾、宗教纷争、政党权斗等等而陷入瘫痪。

  阿西莫格鲁一方面坚持“制度决定论”和“文化无关论”，另一方面又暗中把制度的文化运行结果纳入制度的定义，然后再把制度选择看成一种“历史偶然”及小差别引起的“制度漂移”的结果（见该书第四章第三、四节）。这即便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投机取巧，也是一种避开制度与文化综合分析的理论投降行为。

  制度运行总是体现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自明的，对阿西莫格鲁这样的普遍论者来说可能就更加难以体察。可是，要避开“政体决定论”出现例外的逻辑困境，又要坚持有利于“政体决定论”的“文化无关论”，还要把作为文化结果的制度运行纳入“包容型政治制度论”，阿西莫格鲁无论如何只会是顾此失彼。当然，这只是充斥于人类理论史中的“要体系不要逻辑”的又一案例而已。

  另外，“偶然史观”无法对原初地缘作用和文化行为规则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故只能夸大人类共性和自由意志之下的政治因素。难怪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能够貌似轻而易举地把全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和经济通通讲个遍。

  如何解释中国

  “包容型政治制度论”因为其先入为主的“文化无关论”而无法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不发展，那么，它还有能力去解释许多非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发展吗？诺思的做法是把那些能长期发展的非西方民主国家排除在外（石油富国、新加坡和中国等），而在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日益显眼的情况下，阿西莫格鲁则试图在他的理论体系内解决中国发展的难题。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不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却能持续发展，印度采用了西方式民主却无法比中国发展得更好，阿西莫格鲁对此的解释是：不是政治制度直接决定经济发展，是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即“包容型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但是，“包容型经济制度”从长期看是由“包容型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与此同时，“攫取型政治制度”也会采用有包容性质的经济制度，所以，出现更多引进而更少创新和有利于权贵的压榨型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这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见第十四章第三节）。在另一边，按照他对“包容型政治制度”的奇妙定义（政治多元加有效集权），印度民主并不是包容型的政治制度，其经济制度也不太包容，所以发展慢并不奇怪。

  阿西莫格鲁在一篇题为“China, India and All That”的博客文章中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再过几十年，中国发展到人均产值接近美国和德国的水平，然后还依然能够保持现有体制，那样才能算证伪了他的理论。（文章见于whynationsfail.com）

  不幸的是，阿西莫格鲁的这个辩解完全不能成立。人均收入高或能长期发展的国家，如果不是“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已经被他归入了“攫取型政治经济制度”；可如果中国要到几十年之后，人均产值接近美国和德国才能证伪他的理论，那么，同属于“攫取型政治制度”的卡塔尔、中国澳门、新加坡、科威特、阿联酋、沙特、巴林等高人均收入经济体的存在，为什么现在还偏偏不足以证伪他的理论？在这么明显的事实面前，难道阿西莫格鲁也要像诺思那样回避到底吗？

  实际上，“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只是某种特殊文化的产物，它确实具有某些受欢迎的特征，所以，在阿西莫格鲁的逻辑里，其实包含了一种不可按捺的以价值充当真理的冲动，这最终造成了“包容型制度决定论”只能是一种“我好故我行”的伪实证理论。可是，“包容型政治制度”好不好，与“包容型政治制度”能不能持续发展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因为认为“包容型政治制度”好，就公然不顾逻辑去断言“包容型政治制度”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那就必然出现“以宗教代科学”的结果，而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和诺思以及所有对类似研究一片喝彩者所依然毫无自我意识的病根。与阿西莫格鲁类似的学者都著作等身、资历显赫，但谁能想象，他们居然在这些最初级的逻辑问题上依然身披着“皇帝的新衣”？

  如果中国的经验需要等时间来证明，或者中国的经验还没有理论能解释得了，这本身显示的毋宁是：“等时间来证明”可能不过是不敢面对现实的一个托辞，甚至可能是竭力保全自我理论体系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法。新加坡、沙特（注意不是所有产油国都有高人均收入）等反例，早就表明我们根本不用“等时间来证明”，“人均收入标准”只能是一种理论失败的借口。至于说“中国的经验还没有理论能解释得了”，这可能也不过是沉溺于意识形态的学者，还不愿意从价值理性的政治哲学思维转向认知理性的历史哲学思维而已。

  经济发展理论的实质问题是：当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持续经济发展，明明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包容型经济制度”时，几乎所有西方学者，却偏偏旁顾左右而言他地去突出“包容型政治制度”，或者完全抛开制度问题而醉心于投资、创新和人力资本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还不能摆脱“意识形态学术”和“技术主义研究”，就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验还没有理论能解释得了”的现状。

  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包容型政治制度”好，所以“包容型政治制度”肯定比“中央强大的包容型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更重要。可这样一来的尴尬是，他们不仅无法解释西方之外的例外，甚至也很难解释西方自己的历史。要政治正确，就不可能有学术正确。

  尽管“强化市场的有能政府”只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但“开放政治机会”或“包容型政治”却连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都谈不上了。“开放政治机会”或“包容型政治制度”显然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但对经济兴衰原因的探讨是一种冷冰冰的历史哲学，不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政治哲学。问题不是要“开放政治机会”，这不是历史哲学所要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因为问题是去分析：在都要“开放政治机会”的情况下，不同社会的经济兴衰会出现什么样的客观结果？

  中国的持续发展肯定会碰上经济有待更包容等各种问题，但解释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却只有更冷酷才能更成功。离开了“中央强大的包容型经济制度”，离开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生产性、分配性和破坏性的制度文化结构，就不可能理解西方各国在近代“政治不太包容”时的持续发展，也不可能理解西方各国在当代政治包容时的经济衰落，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