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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

本纪二十五卷

志一百三十五卷

表五十三卷

列傅三百十六卷

凡五百二十九卷

卷一 本纪一

太祖（努而哈齐）

卷二 本纪二

太宗一（皇太极）

卷三 本纪三

太宗二

卷四 本纪四

世祖一（福临）

卷五 本纪五

世祖二

卷六 本纪六

圣祖一（玄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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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統馭寰區，凡茲臣庶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地。但分疆定界，政所當先，侯甸荒，事同一體。今遠藩蒙古，奉諭之下，莫不欽承，豈爾國素稱禮義之邦，獨遠於德化之外哉？王不必以侵佔內地為嫌，拳拳申辯，此乃前人之誤，非王之過也。

又鄙其國文教之陋，奏請頒發康熙字典。其取士則用元制，以經義、詩賦考試。

……

七年，劉長佑移督雲、貴，知法人志在得越南以窺滇、粵，上疏略曰：‘邊省者，中國之門戶，外藩者，中國之藩籬。藩籬陷則門戶危，門戶危則堂室震。越南為滇、越之唇齒。

论曰：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拳祸既起，忠谏大臣骈首就戮，岂独非帝意哉？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昭昭如此，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何其昧焉？世传大节，并号“五忠”，不数日而遂昭雪，允哉！

昔金熙宗循漢俗，服漢衣冠，盡忘本國言語，太祖太宗之業遂衰。夫弓矢我之長技，今不親騎射，惟耽宴樂，則武備寢弛。朕每出獵，冀不忘騎射，勤練士卒。諸王貝勒務轉相告誡，使後世無變祖宗之制。

（皇太極）又諭大學士希福等曰：“朕不尚虛文，惟務實政。今國家殷富，政在養民。”

癸酉，洪承疇、祖大壽等至，入見請死。上赦之，諭以盡忠報効，承疇等泣謝。上問承疇曰：“明帝視宗室被俘，置若罔聞。陣亡將帥及窮蹩降我者皆孥戮之。舊規乎？抑新例乎？”承疇對曰：“昔無此例，近因文臣妄奏，故然。”上曰：“君暗臣蔽，枉殺至此。夫將士被擒乞降，使其可贖，猶當贖之，奈何戮其妻子！”承疇曰：“皇上真仁主也。”

书籍介绍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

• 作者： 李小补 发布时间：2018-02-23 23:36:18

  当当上470块买的，一共48册，平均每册不到10块钱，清朝260多年，平均一年不到2块钱。

• 作者： 青城山下小狐狸 发布时间：2011-08-08 23:03:30

  因为一本清穿小说我就啃了这么一本巨著。。。

• 作者： 胖胖 发布时间：2008-01-02 22:21:45

  得国须吴力，逊位有袁功。顺治推早慧，宣统亦幼聪。

• 作者： 阅微草堂 发布时间：2012-12-08 20:20:05

  扭曲了许多的历史的东西，在许多错误之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读这样的书，要有质疑的心。。。文字不是那么的美丽，比较下来，在所有古人写的史书里排在末尾。。民族偏见特别多，清朝的外交史是一个野蛮的，所以研究清朝的外交史，

• 作者： Boom 发布时间：2014-02-01 21:11:25

  过年在家，愣是又把这些书看了一遍。

• 《清史稿》读书笔记

  作者：天禄阁校书郎 发布时间：2014-01-09 13:41:11

  读《清史稿》的笔记，主要是不熟悉的字词解释，以及部分批注。后来者阅读，不用费心去找了。

  又，看的电子书，只有59卷，后边的没有了，也没地儿寻去。姑且就这么着了。

  卷一

  明夷用晦：明夷，易卦第三十六卦。明入地中，利艰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卷三

  厄鲁特顾实车臣绰尔济：厄鲁特，西蒙古。顾实车臣绰尔济：人名（与“车臣”没有半毛钱关系）。

  卷四

  “故明中书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惟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买官不成。

  “设关征税，原以讥察奸宄，非与商贾较辎铢也。其各以原额起税，毋得横征以充私橐，违者罪之。”毋得横征以充私橐。

  卷五

  “帝王生财之道，在节用爱民。掘地求金，自古未有。”现在有了。

  固山额真：固山，满语，旗。额真，官职。“旗主”之意。

  “朕以眇躬讬于王公臣庶之上，政教不修，疮痍未复，而内外章奏，辄以‘圣’称，是重朕之不德也。”伟大光荣正确。

  右文之治：崇尚文治。 宋 欧阳修 《谢赐＜汉书＞表》：“窃以右文兴化，乃致治之所先。”

  致仕：退休。

  践祚：登基。

  登水火之民于衽席：此处“衽席”借指太平安居的生活。

  亶聪明作元后：尚书语。元后，天子。

  卷六

  祫祭：音xia。古代天子诸侯所举行的集合远近祖先神主于太祖庙的大合祭。

  玉牒：中国历代皇族族谱称为玉牒。（或祭祀文书之类。）

  卷七

  笔帖式：清入关前称有学问的人为“巴克什”，天聪五年（1631年）改为“笔帖式”，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

  “上试汉军笔帖式、监生，曳白八百人，均斥革，令其读书再试。”交白卷的公务员。

  “原任湖广总督蔡毓荣隐藏吴三桂孙女为妾，匿取逆财，减死鞭一百，枷号三月，籍没，并其子发黑龙江。”敢娶黑五类。

  “福建前造船核减工料银二万馀两，应著落故总督姚启圣名下追赔。”把移民的都追回来。

  卷八

  “陈鹏年遵旨不治行宫，阿山故假他事劾之。”不善于领会领导意图。

  “西藏达赖喇嘛卒，其下第巴匿之，又立伪达赖喇嘛。”说你是你就是，说不是你就不是。清史上多次发生。可见不是掣出来的。

  “翻译本章，甚有关系。昨见本内‘假官’二字，竟译作‘伪官’，舛错殊甚。其严饬之。”常凯申。

  “凡事必期便民，若不便于民，而惟言行法，虽厉禁何益？”老百姓就是给脸不要脸。

  不遑宁处：没有闲暇的时候。

  洪范五福：洪范，《尚书》篇名，商代贵族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琉球请令其陪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许之。”强烈抗议。

  卷九

  妻子入辛者库：辛者库，满文音译，专以从事大内或王公府第等地贱役苦差为职。

  安南：今越南。

  南掌：澜沧王国，今老挝。

  廓尔喀：今尼泊尔。

  范公堤：为纪念北宋范仲淹得名。

  “上见沿道安设水缸，蓄水洒道。上谕之曰：...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岂不善乎。

  额附：满语，驸马。

  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不豫：天子生病。

  大渐：病危。

  孔怀之谊：兄弟情谊。

  “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分税制该如何评价？另，我未为州县，也知州县油水很足呀。

  卷十

  方苞恶习：方苞坐文字狱下狱论斩，康熙称其“造言生事、欺世盗名”。

  “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则聚于下。”不聚于裸官，则聚于官二代。

  卷十一

  卤簿：仪仗。

  “以福建、山东、江南、广东、山西迭出挟制官长之狱，谕：顽民聚众，干犯刑章，不得不引为己过。”妨碍执行公务，抓！杀！

  予告大学士：予告，休假。

  休致：年老去职。

  “今幸边陲式廓万有余里”。又统统丢掉了。

  卷十二

  “勿以纵释有罪为仁，使良法不行”。李玫瑾弹钢琴激情杀人。

  卷十四

  镌级：降职。

  “命四库全书馆详覈违禁各书，分别改毁...又直臣如杨涟等，即有一二语伤触，亦止须酌改，实不忍并从焚弃。”是否连中宣部也绕开。

  “马兰镇总兵满斗於东陵掘墙通路，论斩。”臣这是考古啊妈蛋。

  卷十五

  “以巴延三奏达赖喇嘛遣使称夷使，申饬之。”五十六民族，唯汉为贱。

  “尹壮图逞意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威胁我就是威胁党。

  金奔巴瓶：即金瓶，珍藏于西藏拉萨大昭寺。

  呼毕勒罕：蒙语音译，意为转世或化身，转世灵童。

  “公同掣蒙古所出之呼毕勒罕。”蒙古也有转世灵童。

  “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三亿人。

  卷十六

  “释安南人黎屌等于狱。”屌。

  经筵：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被诬自缢。”抑郁症。

  “谨按天文正义，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雨，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又主米贵。”真乖。

  卷十七

  升遐：帝王死去的婉辞。

  成服：戴孝。

  “申禁外省才不胜任之员改京职。”京官易做。

  “准米里坚等国通商。”美国叫米国，从这里来的。

  卷十九

  “耆英奏与英兵官玛礼逊等议罢兵。谕“朕以民命为重”，令妥行定议。癸亥，耆英等请与英兵官定约，钤御宝。谕“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允所请。”是臣下奸，不是皇上无能。

  不入八分辅国公：清朝爵位，与入八分辅国公不同，在不入八分镇国公以下，镇国将军以上，为第八等爵。清代定宗室爵位为十二等，自贝子以上四等皆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

  “以云南汉、回积嫌未释，命贺长龄持平办理，勿分畛域。”命贺长龄买下切糕，一车十六万。

  令辟：贤明的帝王。令，通“ 瓴 ”；辟，通“ 甓 ”。

  不侔：音mou，不一样。

  卷二十

  重宴鹿鸣：鹿与禄谐音，古人常以鹿来象征禄的意思。鹿鸣宴为科举制度中规定的一种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此，于乡试放榜次日，宴请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等，歌《诗经》中《鹿鸣》篇，司称“鹿鸣宴”。明清时期还特别规定，举人于乡试考中后满六十周年，重逢原科（同一干支之年）开考，经奏准，与新科举人同赴鹿鸣筵宴，称为“重赴鹿鸣”或“重宴鹿鸣”。

  “俄非和好也。廓岂英敌？”老毛子从来都不是好朋友。可知见识上今不如昔。

  鲍超：鲍超勇冠三军，惜乎史书不传。

  卷二十一

  “擅改谕旨，力阻垂帘”。换做贪污腐败岂不好看。

  “美人白齐文原入华籍，赏四品顶戴、花翎。”华人白毛女原入美籍，还需偷渡。

  “洋将美人华尔原隶中国籍，赏四品顶戴、花翎。”洋大爷的超国民待遇今天依然。

  “惟停养廉、查陋规，以妨政体不许。”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

  上韪其议：皇上肯定了他的意见。

  升祔太庙：升入祖庙附祭于先祖（不是所有皇族都能将牌位入太庙祭祀的）。

  便僻侧媚：便僻，顺人之所欲，避人之所恶；侧媚，奸邪谄媚。指逢迎谄媚或逢迎谄媚的人。

  开缺：旧时官吏因故不能留任，免除其职务，准备另外选人充任。

  瞻对：有上﹑中﹑下之分，称三瞻。在今四川新龙一带，地处雅砻江上游。

  瘗：音yi，掩埋，埋葬。

  畏葸：音xi。

  卷二十二

  “欲捍外侮图自强,非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钜,畏缩不为,则永无自强之日。近年内外臣工,值事急时,徒事张皇。祸患略平,又为苟安之计。即创立战守章程，而奉行不力，使朝廷谋议均属具文。积习因循，焦忧曷释。”一般。

  开秩：亦作"开帙"，指每个十年的第一年(如十一年，二十一年等)。因十年为一秩，故称。

  漕白二粮：漕粮主要分为正米和耗米，顾名思义，正米就是实际上农民要交给国家粮食的数量，耗米就是在粮食存储搬运等等过程中要损失的那部分，为了保证正米最后能丝毫不差的运到京师，所以普通百姓也要负担起损耗的那部分。白粮包括糯米和白粳，是供清室宫廷专用，其他漕粮则是供给京师官丁俸饷。

  撙节：节约,节省。

  勖：音xu，勉励。

  报效木植：意指免费提供林木植物等（但实际上于中取利，跟今天红十字会做慈善是一般道理）。

  冲龄：幼年登基。

  逋课：欠交的赋税。

  卷二十三

  大行皇帝：对皇帝死后且谥号未确立之前的称呼。

  以迓和甘：迓，迎接；和甘，指风调雨顺。

  “贡嘎仁钦之子罗布藏塔布开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称毕勒罕,毋庸掣瓶。”公务员内定古来有之。

  百世不祧：不祧，古代帝王的宗庙分家庙和远祖庙，远祖庙称祧。家庙中的神主，除始祖外，凡辈分远的要依次迁入祧庙中合祭；永不迁移的叫做“不祧”。不祧之祖，古代帝王的远祖的祠堂。不迁入祧庙的祖先。比喻创立某种事业而受到尊崇的人。

  畀：音bi，给与。

  三推：古代帝王亲耕之礼。天子于每年正月亲临藉田，扶耒耜往还三度，以示劝农，称三推。

  常雩：干旱少雨时，皇帝为表示关心农民生活和农业，就要求雨，于是举行祭祀。这称常雩礼。

  瘳：音chou，疾愈。

  改土归流：由土司管理改为流官管理，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

  卷二十四

  熸：音jian，溃败。

  交章：谓官员交互向皇帝上书奏事。

  “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未悉朝廷苦衷。”天朝是您的知音。

  “以省书院为高等学,郡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大学中学小学之名自此始。

  “命伍廷芳赈古巴华民。”清末国力衰微，尚有心力赈济侨民。

  “中国守局外中立例。”七尺大乳。所援何例？

  “更定窃盗条款。凡应拟笞、杖者改罚工作。”劳教制度之始。

  “各省工商抵制美约，既碍邦交，亦损商务。”抵制日货，嚯嚯。

  “命陆征祥往瑞士议红十字会公约。”据称天朝红十字会不在国际红十字会之列。

  卷二十五

  民瘼：百姓疾苦。

  四渎：指中国古代的河、淮、济、江四条入海河流。

  翼日：次日。

  “国币单位，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银本位，以经济常识注录。

  “资政院言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请设立责任内阁。诏以朝廷自有权衡,非院臣所得擅预,斥之。”人大走个过场就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

  暌隔：分离；乖隔。

  “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予何忍因兆民之好恶，拂公仆之尊荣。又，三国志刘璋亦有此语。

  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应该写的一定写上去，应该删掉的一定删掉。

• 【转】周海建：地域、政派与文化竞争——《清史稿》被禁事件的再审视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7-26 08:25:10

  中国历来有官修史书的传统，唐代以后，设置专门机构纂修前朝历史更逐渐成为每个王朝政府的一种定制，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发起的清史纂修，其思想和历史依据即在于此。[①]然出乎发起者预料的是，北洋时期的清史编纂不仅未竟全功，就连仓猝间刊行的《清史稿》亦为彼时的官方——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未能进入“二十四史”等所谓“正史”的行列，反而成为一部争议极大的“问题”史书。但就其成为“问题”的过程来看，《清史稿》被禁所牵涉的又绝非单一的学术问题，甚至还包含了一些个人恩怨。它所反映的政治矛盾，乃至政权鼎革之际的种种不确定性，需要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以既有研究而论，学者们对《清史稿》被禁事件的讨论多集中于该书内容上的政治和学术问题[②]，并旁及编纂该书的清遗民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立场[③]，却忽视了这些问题在当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的深层原因，特别是不同的国民党人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另外，学者们对《清史稿》被禁事件“定性”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国民政府对外发布的查禁公告，却未充分注意到该公告的形成过程，导致过分强调了国民政府与清遗民的矛盾。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国民党人的视角来重新检讨《清史稿》成为“禁书”的历史，这样或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国民党人在执政初期的政治文化特点，也可以为研究北伐前后中国的思想学术转型提供一些特别的面相。

  一、政权鼎革与《清史稿》刊行

  《清史稿》被禁尽管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但其中包含的一些矛盾却可以追溯至袁世凯时代。1914年，经袁世凯批准的清史馆开馆通令发布后，《申报》即刊登电文称，“新党中人恐该馆撰革命史必多偏袒，且将表明袁总统之大权非于革命后由国民公决予之，乃得诸清帝之禅让云”。[④]这说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影响下的清史馆能否秉笔直书持明显的怀疑态度，揭示出二者在清末革命史叙述层面的严重分歧。此外，清史馆长赵尔巽等人公开向清室袒露心曲的一些做法[⑤]，更进一步地加深了革命党人对清史馆的不良印象，为后来承袭革命党衣钵的国民党人审查并禁锢《清史稿》提供了理由。不过，或因二次革命后转入被动，革命党人在北京政变以前并未与清史馆产生直接冲突。期间，易培基发表的《〈清史例目〉证误》一文，也仅限于与缪荃孙进行学术商榷的范围。[⑥]

  然而，北京政变后黄郛摄政内阁针对逊清皇室采取的“革命”举措，却使得以李石曾为首的一部分北方国民党人开始与清史馆人士发生冲突。经黄郛与李石曾协商，李在溥仪出宫后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私财产及一切善后事宜。[⑦]稍后，清帝出宫事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部分清史馆员也卷入其中。他们在明确反对清帝移宫的同时，还试图联络其他支持清室的人士协力挽回局面，“共议一面由蒙、藏人力争，一面由外交团抗议”。在清史馆担任总纂的柯劭忞则偕同罗振玉、庄士敦谒见英国公使，寻求外交转圜。而且，有传闻称，担任馆长的赵尔巽亦“承东张（作霖）意来为政府任调人”，在清室正式承认修正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议还私产，保岁费”。此说未必属实，许多遗老也认为这样做“丧心病狂”，“或传者故甚其辞耶”。[⑧]但就传闻中做法的实际效果而言，它对李石曾等人清理清室财产亦有不利，实属两不讨好，或许这正是该说止于传言的原因。

  但北京政变后政局的不确定性，却加剧了李石曾等国民党人与逊清皇室支持者间的紧张关系。迫于奉系等军阀的压力，黄郛摄阁于1924年11月下旬解散，以李石曾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即失去政府方面的奥援，工作遇到困难。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后，一些清室支持者更利用其亲清室的态度煽动舆论，并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发行《各省市民维持优待清室条件函稿》，试图为溥仪“善后”，列名者包括了王树枏、马其昶、吴怀清、郭曾炘等多位清史馆员。对此，吴稚晖公开指斥，以遗老自命的“无一不就是瘟臭官僚，他的同类号称服官民国者，把民国闹成不知什么东西都由那种恶物”，倘王树枏等人的说法成立，则“‘中华民国’四字简直不过是一张灯花纸的薄层假面”。[⑨]李石曾等则利用查点清室公私财产的机会，检举清室密谋复辟的文件，并乘机向京师检察厅提起诉讼，但却被该厅驳回，间接加深了他们对所谓“遗老”的怨念。

  此外，李石曾等还因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权问题与赵尔巽为首的清史馆形成了直接利益冲突。1926年3月，李石曾、易培基等人因涉嫌通共鼓动导致“三·一八惨案”被段祺瑞政府通缉，不得不避居使馆区。之后，由他们组织创办的故宫博物院即受到“遗老”冲击。[⑩]7月，杜锡珪内阁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等国民党人均被除名，稍后成立的故宫保管委员会也由赵尔巽出任委员长。这项任命显非正常的人事更迭，时在故宫任事并与李石曾保持联络的吴瀛即认为，赵尔巽就任该委员长“意在乘机以报故主”，“其目的在为清室中人谋相当利益，此固无可讳言”。[11]这使得李石曾等发起的故宫博物院事业就此中断，并成为他们日后接收清史馆的一种口实。

  不过，对赵尔巽而言，政治局势的发展却不容乐观，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的迅猛态势更给他造成了一定压力。故8月份《盛京时报》即传出消息称，“清史业已完全脱稿，亟待付梓”。[12]奭良则回忆称，1926年10月间，赵尔巽曾有修正纪传志表的举措，并要求“两月一交课，二年而视成”，但“较之前事少严少密”。[13]由此推知，《盛京时报》的消息虽不确，但清史馆的工作已较从前更为紧张。到1927年4月，赵尔巽又向袁金铠征询清史的善后意见，袁则提出“先以史稿付印，公布其有不合处，任人指摘，再加以修正”的办法，这样“既不致有毁稿之祸，又得舆论之公，是未脱稿而脱稿矣”，为赵氏所采纳。此后清史馆的工作开始照此进行。[14]5月初，赵尔巽患病，乃责成袁金铠总理“清史稿”发刊事宜。是月底，袁金铠入馆，并拟订发刊计划书十条[15]，“清史稿”的刊印遂提上史馆日程。

  孰料刊行“清史稿”的做法在馆内即引起争议。总纂夏孙桐写信给赵尔巽，明确表示反对。[16]他还向袁金铠提出，“俟馆长病间，面请收回成命”。[17]然而因赵尔巽之后病笃，此举并未奏效。迨馆中讨论清史善后事宜时，袁金铠则再次拒绝了夏孙桐“史稿如欲完全，应再修正三年”的提议，坚持先刊清史稿，并表示“刊稿是一事，修正又是一事”，若时局有利，“俟史稿印完即可从事修正”；如太过苛求，“恐清史无出稿之一日，而事变迭出，不堪思议矣”。[18]厥后经赵尔巽临终前向张作霖建议，柯劭忞接任清史馆长，袁金铠则得以专任发刊事宜[19]，“刊稿”之举于是定谳。

  揆诸赵尔巽临终安排的私衷，或有其调和纂修与发刊进度的考量，但馆中实际运作却事与愿违。首先，袁金铠的学术声望在馆中难以孚众，之后援引金梁担任史稿校勘更使得馆中人事愈发微妙。[20]其次，袁、金与奉张关系密切[21]，在馆内纂修诸老看来，“虽名列总理校刊发行，位居最末，然暗中操纵实为奉张之代表”。[22]他们对此心怀不满，却又不敢得罪。再次，发刊从速激化了袁金铠与纂修者之间的矛盾。迫于时局压力，袁金铠在刊稿过程中又将原定一年竣事的发刊计划缩短为十个月，致使史稿随修随刻，几乎“不复有整理之暇”。[23]他甚至“对交稿事发激烈语”，以致自己都觉得“此等冒险之举易于奏功亦易于误会，淮阴背水阵法亦万不得已之举也”。[24]这些情况引起纂修诸老的极大不满，激化了馆内矛盾，柯劭忞“不阅史稿即付金手”[25]，夏孙桐则以时间紧蹙为由将审订光宣朝列传的工作推出，许多工作更是无人接手，最后基本由金梁蒇事。至11月，《清史稿》上部五十册刊印完毕，由袁金铠运往奉天，“四百份售予三省”。[26]其后受北伐战事影响，紫禁城监闭，金梁遂将《清史稿》下半部的整理校刻由紫禁城内的清史馆转移到私人寓所，在修改一些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张勋和康有为等人的传记。[27]

  在上述紧张的环境下，刊出的书稿实际上已经超出纂修者的掌控范围，这应是造成《清史稿》诸多学术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发刊清史稿所导致的史馆内部矛盾并没有随着史稿的刊刻完成而告终，且间接影响到《清史稿》的被禁，以往研究对此则重视不够。特别是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金梁等仍将经其改动过的《清史稿》运往东北这一化外之地进行传播，难免会引起纂修者的排斥，进而吸引了国民党人对《清史稿》的注意。

  二、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稿》的审查

  从李石曾等人的视角来看，他们在北伐后接收清史馆的主要目的不是《清史稿》。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长后甚至没有如期北上，而是委托沈兼士、马衡等人帮同办理故宫的接收事宜，并电请吴瀛接收清史馆，“以其为故宫一部分也”。[28]在此过程中，曾供职清史馆的朱师辙首先发现了《清史稿》的问题。据其回忆，他在受故宫博物院委托担任清史馆临时图书点查员期间，发现《清史稿》中自己编写的“艺文志”部分已被删改，与柯劭忞等以前的馆内同事调阅全书后，他们又发现书中所载清史馆职名混乱，金梁除自题为“校刻总阅”外，还增加了张勋、康有为等传。为避免带来政治麻烦，朱师辙即与柯劭忞等人商议，抽去金梁撰写的校刻记和敏感传记，并由他负责重印，以示与金梁运往关外的版本相区别。[29]《清史稿》因此出现了“关内”和“关外”两种版本。

  对朱师辙等清史馆员来说，《清史稿》的刊行此时已牵涉到他们与金梁的名利之争。夏孙桐即致函中途离馆的张尔田，请其利用在北大授课的机会介绍清史馆的始终情形，以免发生讹传。[30]而张尔田对新出笔记中夸大金梁修史功劳的说法也明显不满，称将在大学演讲中详告诸生，“无使金一人居功，而我辈代为分谤也”。[31]另外，因《清史稿》未采用其纂修的后妃传，张还请吴宓代为筹划，刊印他撰写的《后妃传》单行本。[32]朱师辙则修订了他负责的艺文志部分，并用“清史艺文志”的名义刊行，以示与《清史稿》立异。

  由于朱师辙等人的介入，故宫博物院开始注意到《清史稿》的价值。根据朱师辙的说法，他曾向马衡等故宫接收委员建议，将清史馆内所存《清史稿》下半部发给此前已付款的预购者，但吴瀛表示“恐与民国有抵触，当请示政府”，马衡等“遂不敢决，议暂缓发交”。[33]稍后，故宫方面就传出消息称，《清史稿》“系清孽赵尔巽等主编，甚多违背事实之记载”，该院要对其进行审查。1928年11月24日，马衡、吴瀛等即邀请朱希祖、陈垣等文史学者到故宫召开审查会议，到会者还包括李宗侗、张继等党派色彩鲜明的人士。会议讨论后认为，“清史内容，劣点极多，违背修史主旨，其挂一漏万之处，不胜枚举，如复辟等等重要事件，概未记载”，决定由各审查员负责审查，并推选朱希祖主任其事，“限定三月后审查完竣，再行呈报中央云”。[34]关于《清史稿》的纷争从此开始由学术层面的分歧转向政治文化的交锋。

  按照朱希祖的记录，故宫会议对《清史稿》的审查工作做了具体分工。其中，叶翰负责光绪、宣统两朝本纪、列传及艺术传；钱玄同负责太祖、太宗、世祖本纪和儒林传；马裕藻负责圣祖、世宗、高宗本纪和文苑传；李宗侗负责本纪和表；吴瀛、周作人负责列传；袁同礼负责邦交志；刘复负责乐志；朱希祖总阅全部。而且，会议还制订出审查的“重要条例”和一般条例。[35]然就其内容而言，“重要条例”大多与革命党人的特定历史记忆相关，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它们牵涉到清末以来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观念之争，关乎清季革命的合法性，明显反映出组织审查者的政治意图。

  但实际的审查工作并未严格遵循所谓的审查条例，执行效率方面也颇显拖沓。首先，朱希祖对故宫博物院委员会某委员“不满于稿中书法叙论对于革命党有不敬之辞，欲扣留不准发行”的做法即不以为然，坚持审查应以学术立场为主，“惟略事审查其不妥及重要遗漏之处”。[36]其次，故宫博物院对审查工作缺乏有力配合，11月的审查准备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朱希祖等人仍未收到用作审查的《清史稿》。朱遂于1929年1月“至团城见齐彦衡，请其速送《清史稿》至各审查员处”。[37]但即便如此，周作人到6月6日才收到故宫博物院送交的审查用书[38]，此时已超出故宫方面最初制定的审查期限，由此亦可推知组织者对审查一事的敷衍态度。再者，朱希祖等人的审查工作基本属于兼差，难以保证固定的工作时间，有时还向其学生假以援手。[39]在朱希祖看来，审查工作“校勘既不精，脱误无从校补，披览数月，时作时辍，虽略有所得，而分任各家尚未交稿，且实际交稿者不过三四人，亦仅能审一小部分，故所得必不能满众望”。最后，只能将“书法叙论之谬戾、重大事实之遗漏及错误分为三部，各举大凡，略举类例，作为报告书，聊以塞责”。[40]

  另外，朱希祖等实行的“审查”实际上更加侧重于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朱希祖即因与学生共同研究鸦片战争史而特别留意《清史稿》中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内容。因故宫博物院催缴审查稿件，朱氏还邀请了陈寅恪等参与。[41]但陈也未考虑所谓的“重要条例”，仍是从学术的角度审核《清史稿》，且反映出他的研究兴趣。[42]周作人在8月初提交审查报告时则说，其所担任的列传一部分“无甚悖谬之处”[43]，可能也是就其学术层面而言。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满足审查发起者的意愿，加之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对朱希祖主任其事存有不同看法，故朱等人虽“颇有纠误数百条，屡催开会报告”，“故宫博物院竟置之不理”，致使他们的审查终“无形消灭”。[44]

  这种情形对故宫博物院而言是不利的。社会上，特别是已向清史馆预付购书款的读者，对该院的审查之举更明显表示不满。有署名“空山”者即向天津《大公报》投书，公开质疑故宫博物院审查的合理性。他认为，《清史稿》“定名曰‘清史稿’，而不曰清史者，本有待于他人或后人补苴删订。虽个中人亦伤其谫陋，然宫﹝官﹞修书除则例会要等等，无所谓优劣外，余率苟且草率。自宋金辽三史以下，在所不免，故《清史稿》之不能正式列入正史，几于人人皆知。固不待专家为之品定而后卜也”。既然清史馆以发售预约，“自当一律销售，以正于多士，庶足以慰求购者期望之殷”。况且，金梁携去辽宁的数百部“已为书估高其价值，居奇出售，而外人之预定者，亦大都据理争到，独国内一般化冤钱而呼告无门者，至今尚未得梦见金﹝全﹞书。事理之不可解，实无过于此”。[45]

  空山所言《清史稿》“居奇出售”确系实情，这也进一步激化了求书者与故宫方面的矛盾。据时居广东的汪兆镛写给张元济的信中描述，他在1929年想要购买《清史稿》时，该书价格已经由发行时的一百元涨到一百七十元。8月底，汪氏请托为其代购该书的上海友人又告诉他“书价飞涨，距原订一百七十元数目所差甚远”，“未便代购”。无奈之下，汪兆镛遂向张元济求援，并嘱托“如在贰百元之内”可“迳运到粤”，“请即代定，以速为妙，恐迟更加昂贵，且不易得。如在贰百外，则棉﹝绵﹞力只可罢议”。[46]然而，张元济9月9日回复他说，据奉天分馆的消息，《清史稿》书价已经涨到二百五十元，且“尚系两月以前之价”，并称“此书全在东省政界要人手中，贪得无厌，故居奇竟逾常格，殊可憎也”。[47]尽管如此，汪兆镛仍尝试与广东省图书馆的友人协商，“或可筹款购买”，并且和张元济改由“电覆订定”，以免迁延时日导致书价再涨。10月3日，汪兆镛接商务沈阳分馆来电，“书价连邮费共贰百柒拾元”，旋于4日覆电照买。[48]此时，《清史稿》的售价已经较最初订价腾跃近三倍。[49]

  需要指出的是，故宫博物院此时对《清史稿》的审查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却不具备对图书进行政治审查的基本权力。因而，院方借审查之名禁锢《清史稿》发行的做法显然缺乏法理依据。这样，在国民政府意外介入后，即引发了代表“地方”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争夺《清史稿》归属权的风波。

  三、迁书风波

  起初，国民政府并未注意到《清史稿》的问题。1929年10月，因川边地方代表刘赞廷上书国民政府，请求启封发售故宫博物院封存的《清史稿》，以清还赵尔巽为该书刊印而筹垫的款项，《清史稿》开始进入国民政府的视野。11月，在刘赞廷的请求提交到国府第49次国务会议讨论时，戴季陶以听闻《清史稿》内容多有不妥为由，提议将该书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移送南京审查，经胡汉民支持后，会议决议将包括《清史稿》在内的所有清史馆书籍悉数运往南京。[50]29日，国民政府正式训令故宫博物院，并派文官处彭晟等人前往北平接收。[51]获悉此讯后，刘赞廷又致函文官长古应芬，称除清史馆外，《清史稿》的承印局和经手人手中也有“握未交出者，以致函册零乱多寡不省”，故宫博物院对此则“无所稽考”，若无“熟习人与之接头，难免馆众同经手人遗漏隐匿”，故请求与古应芬或彭晟一晤，说明详情，避免“对政府方面获出言不实之愆，于赵故馆长方面受为谋不忠之咎”。[52]

  不难看出，刘赞廷的举动实出于为赵尔巽家属争取利益的目的，而以他对《清史稿》存贮情形的了解程度来看，其背后可能有赵氏家属的支持。但他不清楚的是，此时清史馆馆藏已经成为李石曾等人整顿故宫文化事业的重要一环[53]，国民政府接收清史馆档案和书籍的做法，无疑会打乱他们的计划，因而必定无法顺利推行。

  接到国民政府的训令后[54]，故宫方面即采取紧急措施，试图挽回局面。12月2日，李石曾致电国府主席蒋介石，称故宫博物院正在对清史馆中的书籍进行整理，且书籍多系史料，希望能将之暂存故宫。[55]4日，张继密电文官长古应芬，指出故宫博物院业已接收清史馆所存书籍，以备编辑清史长编之用，请国府暂缓迁移相关书籍，而《清史稿》的问题则请古氏与易培基接洽。[56]但他们的请求被文官处拒绝。[57]此时，负责接收的彭晟等人也抵达北平，并于5日向故宫博物院投递公文，商洽接收事宜。或基于刘赞廷的提醒，文书局长杨熙绩特别指示彭晟等人“向各友人处分别调查旧清史馆事件”。[58]这也反映出国府对故宫方面的不信任。

  故宫博物院则坚持斡旋。他们一面以易培基“复电云现正召集理事会商议移书宫外手续”等为由，对彭晟等人的接收百般拖延[59]；一面又由易培基与古应芬亲自交涉，称清史馆书籍已经分配到故宫各馆，将“共组一清史长编筹备会”，“此时全书提京，不仅手续繁重，且前功尽弃”。作为让步，易提出，可以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其他各书则等清史长编告成后再行移京。[60]

  于是，古应芬只好在13日将接收事宜提交给国府会议裁决。然而胡汉民在国务会议讨论时却提出，若等故宫博物院的清史长编委员会筹备成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坚持要把《清史稿》等移往南京方为妥当。谭延闿则从中缓颊，称“《清史稿》我曾看过一次，内容很不好，比二十四史恶劣得多了”，但“大约东三省也取去百部”，“是否待军事平定之后再说”，并再次提及赵尔巽家属请求归还筹垫款项的事宜。胡汉民则表示，赵尔巽等人编出的《清史稿》既不佳，本应予以拿办，“他还要钱吗？教育部对于这种请求，应该严重的批驳他才是”。古应芬也重申，“现存清史馆的书籍，非运来不可”。谭延闿遂提议，照前次决议案再次发电给故宫方面，“至将来是否要续修清史，由政府决定”。胡汉民亦指出，故宫博物院“不过筹备编修而已，并无什关系”。[61]最后会议议决，仍照此前决议案办理。

  但国府的命令发出后，故宫方面仍未对接收一事做出积极回应。彭晟在16日与故宫博物院各副馆长、秘书长等会商接收事宜时依然被告知，其事“须召集会议公同讨论，再定办法”。[62]而在同一天，该院院长易培基则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称审查《清史稿》“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共十有九项”，且“除反革命文字以外，其中无非错误、忽略，及体例不合等项”，“如此文章体例之官书，已难颁行全国”，“况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所以他建议行政院永久封存《清史稿》，禁止其发行，并准许故宫博物院编辑清代通鉴长编，“一俟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一举而数善备矣”。[63]

  对于易氏的上述呈文，以往的研究多注意到其对《清史稿》内容和价值的否定，并将其视为国民政府的官方行为。但该呈文背后其实另有玄机。朱希祖事后即曾对张元济说：《清史稿》事颇多内幕，“其始因馆员索欠薪须售史稿以偿，故借审查之名以相拒，其实审查不过托辞耳”，“其后因赵尔巽家上呈国府催售《清史稿》，偿还赵氏印刷费二万元，于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以‘反革命’三字禁止《清史稿》之发行，报上发表之审查报告十余条，即复呈国府之文，皆系李君一人所为，希祖等实未预闻”。[64]李宗侗后来亦承认，该呈文确系他的手笔，并指出坊间所传谭延闿因“不为其父谭总督（钟麟）立传”而提案查禁《清史稿》的说法实不可信，因谭“未向人言之，而故宫同人亦未闻也，与此提案绝无关连则可知矣”。[65]

  不过，李宗侗的看法却不准确。按，谭延闿曾在其日记中记曰：“翻《清史稿》，乃无先公传而有贻蔼人，始知蔼人丙寅已逝，可哀。余皆请托情面滥厕者，如张振卿之类，可叹，宜易寅村（易培基字寅村）之青﹝请﹞禁不隽出也”。[66]易于此时向行政院呈文请禁《清史稿》，谭（时任行政院长）应难脱干系。另外，谭延闿的反应也能佐证这一点。因为就在易呈文的次日（17日），行政院即议决永远禁止发行《清史稿》。且谭氏稍后（20日）还密呈蒋介石，称《清史稿》“立词悖谬，反对党国”，理应禁止发行，但应准许故宫博物院编辑清代通鉴长编，以备重修清史之用。至于国府的接收事宜，则只需将《清史稿》和清史馆中重复藏书运京即可。[67]明显表现出对故宫博物院的袒护。

  易培基呈文的当天，李石曾也再度致电蒋介石，请其调解国府接收之事。李在电中亟言，故宫博物院得蒋以经济援助后，“近已一改旧观，众深钦感。弟等亦正计划种种改善办法，期副盛意”，但“满清及北洋余孽时欲乘机破坏，其余孽赵尔巽等，前曾一再与博物院为敌，而近又有刘廷赞﹝赞廷﹞，藉发行清史为名，呈请国府奖励，赵逆此中真像，至为复杂，故国府对于刘呈，断章取义，容纳其意，派员来平接收”。他希望蒋能公告国府将此事暂缓执行，等其与张继到京面呈后再行处理。[68]蒋则私下回应李称，“关于故宫博物院诸事请待大驾来京面商，至赵尔巽国府必不奖励也”。[69]

  迄至此时，易、李等人的努力似已收到成效。但27日召开的国民政府会议却再次否定了将清史馆资料保留在故宫博物院的做法，其讨论的戏剧性则可从当时会议的速记录中窥见一斑：

  古文官长应芬：前天张委员（继）来电，说李委员（石曾）已赴太原，不日即将来京，此案待李委员来到再商量决定。

  主席（蒋介石）：那就等他们来再商量。

  戴委员传贤：此案关系清史，还以运至南京为宜，不必拖下去，愈快愈好。

  杨局长熙绩：原印部数很多，现在市面上还有出售的。

  主席（蒋介石）：那派人去搬运好了。

  杨局长熙绩：已派人去了。

  主席（蒋介石）：谁去的？

  杨局长熙绩：文书局科长彭晟去的。张委员来电说主席已允许不搬。

  主席（蒋介石）：搬来不要紧。

  杨局长熙绩：搬不动。

  孙委员科：这要找易部长（指易培基，时为农林部长）来商量才行。

  戴委员传贤：此事可即责成易部长，就是搬到南京，也还给他们办。

  主席（蒋介石）：那就限易部长于一月内搬到南京，毋得延宕。[70]

  由上述速记录可知，蒋介石在如何处理清史问题上并无主见，所以当戴季陶坚持将清史馆书籍运京时，他便放弃了支持李石曾的立场。而从戴季陶的发言来看，他似乎无意阻碍李石曾等人的清史事业，但其“搬到南京，也还给他们办”的主张却未写入会议决议，实际上等同空头支票。李石曾等对此更不知情。因此，故宫博物院与国府的矛盾仍然存在。

  四、《清史稿》的禁售

  就在故宫博物院与国府陷入僵局时，吴稚晖的介入使问题出现了转机。通过李石曾得悉清史事后[71]，吴氏于12月22日致函胡汉民与古应芬，请他们向国府会议转达他的意见，暂缓收缴，使故宫方面“克成（清史）长编之大望”。吴还在信中劝慰是年春季曾“欲以清史垂诿”他的胡、古二人，编修清史“最好莫如待恩怨稍泯之时期”，“此时与开国史等相同，皆止应广集材料”，但清史资料“旧清清史馆止有十分之三四，其十分之六七皆藏清宫”，而让故宫博物院结合该院收没的清宫资料，“再以清史旧馆之半附益之，必可成详尽之长编，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他并特别指出，“若云以我国民政府附设一至不急之先代史局，袭封建之规模，甚而至于调剂闲散，如从前齿及不肖，则骈枝贻笑”；故宫同人则“均学界清闲好学材识尚富之人，以此相属，又不需款”，实为一举两得的办法。[72]

  吴稚晖的信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在故宫博物院掌握大量清宫史料的情况下，胡汉民等即使取得清史馆的资料，亦很难独立推行他们的清史计划。这不仅暗示了当时国府对故宫博物院的控制限度，也反映出李石曾等对清史事业的经营深度。事实上，故宫博物院在草创时期就已经有编辑《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的计划，“以与清史相辅而行，用垂不朽”。[73]1926年，陈垣还与时任内阁总理的许世英协商，将袁世凯时代迁出紫禁城的军机处档案及杨守敬观海堂藏书移交给故宫博物院。[74]此时面对唾手可得的清史馆资料及其背后的可观利益，该院更不会轻易让与他人。

  吴稚晖的书信寄出后，李石曾等又对他们的清史长编计划做了进一步统筹。1930年1月7日，吴、李等人出席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即就编纂清史长编事宜进行了讨论。针对张继提出的“国府派员索取清史馆之书籍，如一方面在京编纂清史，而我等在此从事编辑”存在的冲突，吴稚晖表示，清史长编“必须用多人工作，始能分配，且清史馆之材料亦不敷用”，建议“视政府之意思如何，并示以藏书目录”，由他与李石曾共同赴京，“同时进言，则必可以通融办到”。李石曾也认为，要保留清史馆资料“决非函电往来所能成功者”，但清史长编“最好能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且合作之事，亦不仅限于此”[75]，极言故宫博物院对清史事业的重要性。

  李宗侗则在会上提出了编辑清史长编的基本步骤。即：首先，“用旧有之实录与起居注等，核对一次，即可为第一稿”；其次，“用各种档案，校对第一次稿本，无者增之，略者繁之，误者修改之，即成二次稿本”；最后，“再以私家著述，校对一次，是否相合，如此即大致就绪矣”。因“故宫博物院所存实录，共有四份，至少有一份完全者，起居注大半亦在故宫。各种材料书籍多数均在故宫”[76]，李的言外之意，无异于再次强调故宫对编辑清史长编的主导权。

  恰在会议当天，国府方面饬电彭晟等人，通知了吴稚晖的函件内容，并令他们暂停接收工作，等候第58次国务会议的讨论结果。可以推测，此时国府内部已因吴的去信而对接收问题形成了新的看法。于10日召开的国务会议证实了这一点。孙科即在会上提出，“吴先生既来信说的很详细，那可暂缓”。胡汉民则提议“或将《清史稿》及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并据此达成了会议决议。[77]这等于变相承认了故宫博物院此前的要求。

  上述决议下达后，彭晟等人的接收也转趋顺利。据天津《大公报》报道，故宫博物院奉到国府及院长易培基的电文后，即于14日开会讨论点交《清史稿》及清史馆重复书籍的手续，“以便着手点交”。[78]17日上午，国府代表彭晟、魏赞秋、杨立生、陈筱云等赴故宫博物院协商接收手续，该院旋即应允于18日起开始点交。此后，彭晟等约定“每日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为办事时间，即将《清史稿》先行点收”。[79]到2月7日，彭晟等人的点收工作基本完成，8日起开始督饬移书宫外和将书装箱等事，国府与故宫博物院对于清史馆藏书的争夺就此结束。

  不过，作为“官方”的国民政府与《清史稿》预购者的矛盾却并未解决。在彭晟等人办理接收期间，河北省玉田县教育局等机构听闻教育部曾向国府请示《清史稿》处理意见[80]，误以为清史馆的书籍等为该部完全接收，“现当拟议处理之际”，于是通过河北教育厅长沈尹默呈文教育部，请其补发该局自清史馆订购的《清史稿》下半部。董振洲、金珮鹤等也代表东北四省的订购者向教育部呈文，请求补发。董、金等人在呈文中指出：

  辽宁省各图书馆曾由北平运稿数百部，渔利出售，该稿虽未遍全国，已有多数流落民间，倘如禁止出售，缺者自缺，而流传者仍自流传。再订购者均将钱交足，如仅获半数，殊不平允。况我国史乘向有新旧并存之例，如新唐旧唐、新五代旧五代等类，是者见是，拒者见拒，又何必禁止。钧部必欲禁止，应得将该馆前收之钱，如数发还，并饬辽宁省政府收全部出售之《清史稿》，如数追回，能由钧部销毁，方足平已订购未收全书者之心，而免偏枯。[81]

  这些言论看似颇有道理，但教育部实际上却很难办到。这就使得国府要员们不得不再次开会讨论《清史稿》的处理问题。

  鉴于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的统治能力，国府要员们在《清史稿》问题上实已面临着一种执法者困境。国府文书局长杨熙绩在第63次国务会议讨论时就指出，金珮鹤等人的来呈“很有理由”，以至于“现在政府补发固不当，不发也不妥”。对于胡汉民提出的禁售办法，杨氏也怀疑在东三省未必能办到。谭延闿则认为，如果要禁售，可能会出现前半部的销毁问题。杨熙绩也担心，要收回订购者手中的前半部，国府还要面对一笔资金问题。胡汉民却表示，可以“通令各省”，“不管前半部后半部，通令禁售就是”[82]，刻意忽略了《清史稿》在辽宁出售渔利的事实。2月19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通令禁售《清史稿》，转饬所属遵照办理。[83]《清史稿》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一部“禁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而言，国民政府通令禁售《清史稿》的做法颇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其禁令非但没有禁锢《清史稿》在国内的流通，而且还助长了民间私印盗刻《清史稿》的行为。更有甚者，该书的“关外本”大量流入日本，助益了日本学者的中国学研究，中国学者反而因禁令限制，无法自由利用该书，刺激了他们强烈呼吁官方解禁《清史稿》，从而又引起了新的风波。[84]

  结语

  王汎森先生曾据傅振伦的看法提出，国民政府检校《清史稿》的提议人虽是故宫博物院长，但其背后促动者或可能是北伐后到清华担任校长的罗家伦，“其提议检校《清史稿》，代表‘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央对历史诠释权的掌握”。[85]然而揆诸《清史稿》被禁的过程可知，造成该书被禁的主要因素实在于李石曾等掌握的故宫博物院，谭延闿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中既有利益争夺，又有私人恩怨。至于国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反而相对弱化[86]，对清史馆书籍的争夺更是以颇具“地方”（相对国府而言）色彩的故宫博物院的实际获利而告终，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中央”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对历史诠释权的掌握。

  反观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清史稿》审查以及清史长编计划，中间虽带有为国民党人争夺历史诠释权的性质，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于维护该院的既得利益。[87]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造成故宫博物院与国府及《清史稿》预购者之间的种种龃龉。而从故宫博物院对清史长编的讨论来看，组织者对清史的认知未必就比《清史稿》的编纂者高明。吴稚晖即谓，“恐清史（长编）修完后，实录以及起居注等即将销毁。其实此种材料甚好，颇有互抄之必要，应存而留之”[88]，基本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官史思维。这也提醒我们，清季以降梁启超等提倡的不以朝代立场为转移的史学革命，或不像一些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深入。

  就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的做法而言，其目的诚然是希望通过官方的权威来实现对该书的控制，但其实际效果却不理想，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在文化控制方面的弱势。另一方面，其查禁过程中所呈现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和地域分野亦相当耐人寻味。如前所述，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和李石曾对《清史稿》均存有不满，易培基更与谭、李两方都有联络[89]，但李在故宫的亲信李宗侗却不了解谭曾提案查禁该书的情况，足见国民党内派系关系之复杂。其时，二李已将故宫博物院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派系染指。然故宫博物院早已成为多种政治力量觊觎的名利场，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清史馆书籍引发的“府院”之争只不过是后来一系列纷争的预演罢了。[90]

  （本文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曾先后承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汪朝光研究员指导，并承马忠文、周月峰和四川大学学报匿名评审专家等师长提供宝贵修改意见，受益良多，谨致谢忱！）

  注释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24册，第269页。

  [②]相关研究可部分参见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前田司：《<清史稿>小考》，早稲田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編：《中国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413-431页；伏传伟：《进入民国——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06年；His-yuan Chen（陈熙远），“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Vol.2 Issue2（2006），pp.173-204。

  [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李思清：《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系，2011年；等等。但这些研究多未注意到所谓“清遗民”与国民党人的交恶。

  [④]《北京电》，《申报》，1914年6月20日，第2版。

  [⑤]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⑥]易培基的一些观点正是前述《申报》电文看法的延伸。例如他认为，革命党人是清与民国交替的“一大统因”，“宜为党籍列传”，但缪荃孙所编《清史例目》却没有这一条目，在他看来正是“史例攸忽，本有成心”。参见易培基：《清史例目证误》，《甲寅杂志》1915年第6期，第31-36页。

  [⑦]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组织与驱逐溥仪出宫有着密切关联。与李石曾交厚的萧瑜曾回忆说，摄政内阁成立后，黄郛曾亲往李石曾寓所劝驾，请其出面做事，第二事（第一事为请李推荐一位教育总长）就是请李“作一社会事业。而与政府通力合作，发生联系。石老即提出溥仪出宫而以宫殿及其所藏组织故宫博物院。黄揆力赞，并许以政府之力，全力相助”。参见萧瑜：《李石老与溥仪出宫——李石曾先生传记之九》，收入朱传誉编：《李石曾传记资料》第3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⑧]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5、97、99、105页。

  [⑨]吴稚晖：《危哉溥仪先生》，转引自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1-48页。

  [⑩]单士元：《故宫札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11]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67、68、71页。

  [12]《清史已完全脱稿》，《盛京时报》，1926年8月21日，第2版。

  [13]奭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野棠轩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78页。

  [14]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4，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41年铅印本，第23页。

  [15]袁金铠：《傭庐经过自述》卷2，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41年铅印本，第5页。

  [16]《夏孙桐上清史馆长论清史稿现尚不宜付刊书》，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17]夏孙桐：《与袁洁珊书》，朱师辙：《清史述闻》，第140页。

  [18]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4，第26页。

  [19]张作霖的训令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第236册，第191页。

  [20]袁金铠在清史馆开馆时就已入选馆员，但纂稿期间基本不在馆（袁氏初到馆在民国三年夏，民国四年辞馆职出京），此时到馆主要负责清史稿的发刊。他在是年有诗云：“岁华荏苒十三载，旧地重来有所思。败叶留阶犹待埽，繁华绕路尚含滋。一朝文献资初稿，全史轮舆作导师。报德酬知关此举，踌躇满志是何时。”袁金铠：《傭庐诗存》卷2，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41年铅印本，第16页。

  [21]金毓黻：《袁金铠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

  [22]王会庵：《清史馆遗闻》，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492页。

  [23]金梁：《清史稿校刻记》，《瓜圃丛刊叙录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35年版，第22页。

  [24]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4，第26页。

  [25]夏孙桐：《与张孟劬书》，《观所尚斋文存》，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影印版，第189页

  [26]袁金铠：《傭庐经过自述》卷2，第5页。袁金铠还对《清史稿》在东三省的保存问题做了妥善安排，见《奉天省长公署为袁洁珊函饬各县订购清史事》，民国档案JC010-01-023007，辽宁省档案馆藏。

  [27]张尔田讲稿、王钟翰序录：《清史稿纂修之经过》，《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第522页。

  [28]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93页。事实上，以故宫博物院的建院规模而论，清史馆不属于它的任何“部分”。易氏此说显然意在为故宫博物院谋取更多地盘和利益。

  [29]朱师辙：《清史述闻》，第60-62页。

  [30]夏孙桐：《与张孟劬书》，《观所尚斋文存》，第189页。

  [31]张尔田：《复夏闰枝先生书》，收入张尔田讲稿、王钟翰序录：《清史稿纂修之经过》，《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第529页。

  [32]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4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7、100页。

  [33]朱师辙：《清史述闻》，第324页。

  [34]《审查清史 限三月竣事》，《北平日报》，1928年11月26日，第6版。

  [35]朱希祖：《审查<清史稿>杂记》，转引自朱乐川：《朱希祖与故宫博物院》，《紫禁城》2011年第2期，第118-119页。

  [36]《朱希祖致张元济》（1929年4月12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6页。

  [37]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6、117页。

  [38]周作人：《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中册，第651页。

  [39]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1929年1月7日，第119页

  [40]《朱希祖致张元济》（1929年4月12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第126页。

  [41]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125-126、142-144页。

  [42]《陈寅恪致朱希祖》（1929年3月28日），转引自朱元曙：《关于清史馆及<清史稿>审查委员会二三事》，《万象》2006年第8卷第5期，第93页。关于陈寅恪此时对藏文化的兴趣，可参见陈寅恪：《与妹书》，《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2页。

  [43]《周作人致朱希祖》（1929年8月2日），转引自朱元曙：《关于清史馆及<清史稿>审查委员会二三事》，《万象》2006年第8卷第5期，第94页。

  [44]《朱希祖致张元济》（1930年2月7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第129页。

  [45]空山：《清史稿之谜》，《大公报》（天津），1929年7月15日，第4张第13版。

  [46]《汪兆镛致张元济》（1929年8月29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0页。

  [47]《张元济致汪兆镛》（1929年9月9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40页。

  [48]《汪兆镛致张元济》（1929年10月5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6，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49]《清史稿》潜在的商业利益亦使得一些商人趋之若鹜，私下翻印、盗刻者不知凡几。其中有人则直接向袁金铠提出“欲将史稿重印”，但为袁所拒。参见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5，第13页。

  [50]《国民政府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3，台北“国史馆”藏。

  [51]《国民政府训令北平故宫博物院》，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225页。

  [52]《刘赞廷为提取清史馆所存档案及清史稿事请拨冗延见亦或令彭科长与代表一晤》（1929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281，台北“国史馆”藏。

  [53]参见冯明珠：《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稿>》，《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第23卷第1期，第577页。

  [54]除训令故宫博物院外，国府方面亦于同一天致函张继，请其负责与彭晟接洽接收事宜。参见《国民政府文官处笺函张溥泉》（1929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226，台北“国史馆”藏。

  [55]《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主席》，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6页。

  [56]《中央委员张继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6页。

  [57]《国民政府文官处复电北平故宫博物院李煜瀛及张委员继电》，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7页。

  [58]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59]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60]《易培基致文官长古应芬函》，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7、228页。

  [61]《国民政府第五十五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4，台北“国史馆”藏。

  [62]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63]易培基：《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呈行政院文》，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8-233页。

  [64]《朱希祖致张元济》（1930年2月7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第129页。

  [65]李宗侗：《李宗侗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2页。

  [66]谭延闿：《谭延闿日记》，1929年4月1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档案馆藏。

  [67]《行政院密呈国民政府》（1929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285，台北“国史馆”藏。

  [68]《李石曾致蒋主席电》，《中央日报》（上海），1929年12月19日，第1张第4版。

  [69]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29，十九年（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

  [70]《国民政府第五十七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5，台北“国史馆”藏。

  [71]《李石曾致吴稚晖》，吴稚晖档，稚05955，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72]《中央委员吴敬恒致胡汉民古应芬函》，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34-235页。

  [73]陈垣：《故宫博物院致（北洋政府）国务院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5页。

  [74]单士元：《故宫札记》，第159页。

  [75]《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记录》，《李石曾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0年，第253页。

  [76]《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记录》，《李石曾先生文集》，第254页。

  [77]《国民政府第五十八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5，台北“国史馆”藏。

  [78]《大公报》（天津），1930年1月16日，第2张第5版。

  [79]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80]该消息见《中央社南京二十五日下午十时十分电》，《大公报》（天津），1929年11月27日，第5版。

  [81]《行政院呈教育部呈据董振洲等请补发清史下半部一案应如何规定请领办法请核示》，“抄呈一”、“抄呈二”，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301，台北“国史馆”藏。

  [82]《国民政府第六十三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6，台北“国史馆”藏。

  [83]《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清史稿严禁出售》，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38页。

  [84]参见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1期。

  [85]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376页。

  [86]北伐后北平特殊的军政环境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彭晟等2月中旬起运《清史稿》及重复书籍时，即因军政形势的变化受到了北平警备司令“别有用意”的“申述保护”。见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87]故宫博物院事实上已经将其在北伐后接收的清史馆视为该院的私产，《清史稿》就曾被该院用作给朱希祖等从事审查工作的酬劳。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143页。

  [88]《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记录》，《李石曾先生文集》，第254页。

  [89]谭、易同为湘人，时常在政治、学术上互通声气。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后，易培基曾送给谭延闿《清史稿》。见谭延闿：《谭延闿日记》，1929年4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档案馆藏。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则是李石曾的侄子。

  [90]后来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或在此时就已埋下了派系不和的因素。另据牟润孙回忆，柯劭忞即认为，易培基是书生，不适合做院长。在他看来，“或者李（石曾）正是想利用易氏好控制，能听从他的话，才用他作傀儡”。牟润孙：《谈故宫盗宝案》，《海遗丛稿：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页。

• 【转】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7-26 08:21:19

  【作者简介】戴逸，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在该校执教。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主编有《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

  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的统治结束，后继的政府为了吸取历史经验，要为前一代修史，如此继承绵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籍，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清朝覆亡以后，后继的民国政府很快启动纂修清史工作。经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议决，1914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聘赵尔翼为馆长，“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1）。(赵尔巽为汉军旗同治进士，曾任清山西、湖南等省巡抚，东三省总督。)赵尔翼死后，由柯绍态代馆长。

  清史馆早期邀请学者136人，后实际到馆工作者86人，另有100多位执行人员。参加撰写工作较多的有：柯绍态(任天文、时宪志)、吴廷燮(任部分本纪、表、地理志)、缪荃荪(任儒林、文苑传、列传、土司传)、金兆蕃(任清前期列传)、吴士鉴(任宗室、世系表、部分地理志)、袁励华(任列传)、万本端(任礼志、舆服志)、邓邦述(任本纪、光宣列传)、秦树声(任地理志)、章任(任忠义传、艺文志)、俞陛云(任兵志、列传)、姚永朴(任食货志、列传)、罗谆最(任交通志)、吴广需(任邦交志)、张尔田(任地理志、刑法志、乐志、后妃传)、李岳瑞(任列传)、金兆丰(任地理志)、马其和(任列传)、刘师培(任出使大臣表)、王树楠(任列传)、夏孙桐(任列传)、爽良(任列传)、瑞询(任本纪)、姚永概(任食货志)、朱师辙(任艺文志)、李哲明(任本纪、列传)、戴锡章(任邦交志、列传)。

  清史馆经费初定为每月十万银元，最高级人士月薪达六百元，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经费时有拖欠扣减，不能按时按额发给，只得向当时的军阀们如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等募捐，左填右绌，勉强维持。至1928年，北伐军将要打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朝不保夕。《清史稿》全书虽基本竣工，但未经总阅修订，故名《清史稿》，共536卷，约800余万字。由袁金恺、金梁负责刊刻发行，共印刷1100部。后金梁私携其中400部往东北，且私自修改(加入张勋、康有为传，删改艺文志序，增校刻记，其他列传亦有修改)，在关外发行，是为“关外本”。清史馆同人在北京集会，反对金梁的擅自修改，另行出版“关内本”。

  《清史稿》出版之翌年，即1929年12月1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之发行，呈文内称：《清史稿》“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2）。并开列《清史稿》之十九项错误：一、反革命。二、藐视先烈。三、不奉民国正朔。四、例书伪溢。五、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六、反对汉族。七、为满清讳。八、体例不合。九、体例不一致。十、人名先后不一致。十一、一人两传。十二、目录与书不合。十三、纪表传志互相不合。十四、有日无月。十五、人名错误。十六、事迹之年月不详载。十七、泥古不化。十八、浅陋。十九、忽略。前七条错误属于政治性错误，后十二条则为学术上、体例上、史实上、文字上的错误。

  国民党政府将《清史稿》“永远封存禁止流行”。这未免太过分。前辈学者孟森、容庚先生为求《清史稿》之解禁，作过较客观公正之评论。平心而论，《清史稿》一书撰写时离清朝覆亡甚近，修史者大多为忠于清室之遗老，有很多谀扬清朝、反对革命之词。且当时清朝档案尚未清理，修史时多根据国史馆稿件，未曾利用原始材料，故价值较逊。又成书仓促，未能统一校改，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故而是一部有缺陷的史书。今天修史的主客观条件与上个世纪初的情况大异，应该利用清室遗留的大量档案，集中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能正确反映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对于《清史稿》一书的缺陷，可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立场

  《清史稿》作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不愿意写清朝的覆亡，对清末革命党的活动写得很少。如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是当时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清史稿》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革命活动的零星记载，也语含贬抑，评价很不公正。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乙卯，武昌新军变附于革命党，总督瑞徽弃城走，遂陷武昌……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3）。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活动，目为“谋逆”、“作乱”。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伏诛”。如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诏以匪徒谋逆，往往假革命名词，巧为煽诱”（4）。同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死巡抚恩铭，该书称“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锡麟捕得伏诛”（5）。又称“武昌乱起，各省响应，朝论纷呶”（6）。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史稿》载“会川乱起，(赵)尔丰还省……尔丰至成都察乱已成……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商民请尔丰出定乱”（7）。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清史稿》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8）。民国已建立，政府已组成，临时大总统亦选出，但不书孙文之名，遗老们系用春秋笔法蔑视中山先生，故意不写他的名字。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上孙文之名仅见一次：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兹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9）。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为大逆不赦，这样才提到了孙文之名。

  相反，凡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军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10）。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民国的心态。

  再《忠义传》中列有梁济（梁漱溟之父)、王国维二人，称两人是因清朝覆亡而投湖自杀的，故列入《忠义传》。但是梁济投净业湖自杀在1916年，已在清亡后四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在1928年，已在清亡后十六年。清朝灭亡的时候，梁济、王国维为何不自杀?而等待那么长时间才自杀，梁、王自杀的原因至今不明，怎能断言是为清朝“殉国”?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民国二年称癸丑，民国三年称甲寅，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其正朔。《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不承认民国，诬蔑辛亥革命，所以易培基请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它“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砧。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11）。

  二、内容

  晚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这是历史上的大事，《清史稿》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既看不出侵略者的凶狠，也看不出清朝的卖国。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戊寅，言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12）。《耆英传》中稍详细，“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和议遂成”（13）。寥寥几十个字，只提到赔款通商，而对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并未提及。

  又如中国的海关为外国把持，英少、赫德长期任总税务司，掌握国家之锁钥，门户洞开，利权尽失，而《清史稿》对海关主权的丧失全无记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又如，新疆于光绪十年(1884)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1885)建行省，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而《清史稿·地理志》直隶篇中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光绪)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14）。这里把台湾、新疆建省提前到同治年间。而《地理志》福建篇中又称“光绪十三年，升台湾府为行省”，又把台湾建省推迟两年，这都是不应有的错误。

  修史者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外国不了解，错误最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15）。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尚远，而崇奉东正教，不是天主教。修史者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也不甚了解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而《清史稿》仅设立《交通志》以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概括了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的上海制造局、开滦煤矿、黑龙江漠河金矿、云南个旧锡矿、汉冶萍企业、张之洞开办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厂、上海纺织局、华盛纱厂、台湾的基隆煤矿以及张誊开办的大生纱厂、荣宗敬、荣德生的茂新面粉厂、张振勋的张裕酿酒厂等一大批近代工矿企业均视而不见。即在轮船一项下亦只记载了轮船招商局，而遗漏了中国造船工业之始的福建船政局。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工矿企业十分重要，标志着清末近代化的艰难起步，而《清史稿》偏偏忽略不记。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极为巨大，《清史稿》均无记载，这些都是重大的遗漏失误。

  李鸿章是清末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凡工厂、矿山、电报、铁路事业以及新式海军大多由他一手创办，晚清中国和外国交涉谈判、签订条约大多亦由他主持。《清史稿》中《李鸿章传》，大部分篇幅叙述李如何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其他只占小部分篇幅，轻重倒置，很多重要东西也遗漏了。

  还有由于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在《时宪志》中编进了三卷八线表，这是初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写在历史书中，实属不伦不类。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16）。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修史者可能对此书未曾寓目，故而误认为仅是记载清代科学家的书籍。

  三、体例

  清朝统治期内，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以及太平天国政权十四年，按传统史书应设《载记》以记其事。《清史稿》处理草率，南明政权只设立三个传记，即《张煌言传》、《李定国传》、《郑成功传》，而太平天国只设《洪秀全传》，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洪仁开均未立传。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是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朝为止，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传教士被全部赶跑后，天文失载，资料缺乏，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列传的设置十分凌乱，一人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陈撰)，以前《元史》因译名杂乱，一人多有二传者，共十三人。顾炎武、朱彝尊、赵翼、钱大昕均批评《元史》体例混乱，而《清史稿》无译名之杂，一人二传之误，较《元史》更甚。

  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又如严复是晚清思想家，翻译《天演论》等名著，介绍西方文化到中国，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毛泽东主席评论晚清人物，列举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四人，而《清史稿》不为严复立专传，只在林纤之下列严复的附传。

  《清史稿》的列女传，开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受政府表扬。所谓“清制，礼部掌族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内容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夫死殉节，是封建的糟粕。

  《清史稿》卷二七二，列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在一起。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比利时人，放在一起，已有不伦不类之感。《清史稿》既为外国人立传，那末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人何止汤若望、南怀仁二人。其他如清朝中期的郎世宁、蒋友仁，尤其是清朝晚期的德璀琳、汉纳根、丁韪良、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人，《清史稿》何以均不立传？

  四、史事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如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子，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17）。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又称，“弘瞻、弘昐均世宗第六子，福宜为世宗第七子”（18）。误。世宗岂有两个第六子。按：弘瞻为第六子，弘昐则为第七子，福宜为第八子。又《诸王列传》称：“信宣和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信郡王董额，多铎第二子”（19）。误。多尼应为第二子，董额应第七子。又《职官志》载“咸丰间，复命恭亲王入直，历三朝领班如故。嗣是醇贤亲王、礼亲王、庆亲王等踵相摄”（20）。误。按醇亲王奕譞曾主持总理海军衙门而从未进入军机处。又《职官志》载“康熙元年，诛内监吴良辅”（21）。按吴良辅被杀在顺治十八年，非康熙元年。又《职官志》载“延及德宗(光绪)，外患摄迹，译署始立”（22）。误。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设立在咸丰年间，并非光绪时。又《公主表》载宣宗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亮，年三十八”（23）。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24）。误。按：里国太亦译李国泰，李国泰曾任中国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毫无关系。最荒唐的是《忠义传》叙太平天国时，浙江诸暨县所属包村，抗拒太平军“相持八九月，大小数十战，毙贼十余万”，“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25）。小小的包村作战双方，死者合计七十余万人，比起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我国三十万同胞，数目还要增加一倍多，这样明显的夸大失实之词，还能称得上信史吗？

  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仅阅太祖、太宗、顺治、康熙本纪七卷，其错误之处极多，如《太祖本纪》“丁未春正月，瓦尔喀斐悠城长穆特黑来”（26）。应作“策穆特黑”。“二月癸未，上还辽阳，辽阳城纪”（27）。辽阳城纪于三月，非二月。《太宗本纪》天聪三年春十一月，“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屯沙窝门”（28）冬。应为广渠门。天聪四年正月，“其帅明兵部尚书刘之纶领兵至”（29）。刘之纶应为兵部侍郎，战死后追赠尚书。天聪五年九月“明太仆寺卿监军周春、总兵吴哀、钟纬等，以马步兵四万来援”（30）。钟纬应作宋纬。《世祖本纪一》顺治二年六月“自成窜九宫山，自溢死”（31）。李自成为地主武装击杀，非自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聿钊据福建”（32）。唐王名朱聿键，非朱聿钊。顺治三年八月“杀故明蜀王朱盛浓”。朱盛浓为楚王非蜀王。顺治六年八月“以张孝仁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33）。张孝仁应为张存仁。顺治十七年六月“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魏裔介以罪免”（34）。时魏裔介官左都御史，非大学士。《圣祖本纪》顺治十八年十月，山东于七起事，“命靖东将军济世哈讨平之”（35）。济世哈应为济席哈。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36），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柞，非胡拜。康熙十三年九月，“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率师赴江西”（37）。喇布率师赴江宁，非江西。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38）。吴三桂称帝应在本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正月，“伪巡抚张文等迎降”（39）。应为张文德，漏一“德”字。同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40）。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扎副之”（41）。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康熙三十六年“振平将军、湖广提督徐治都卒”（42）。振平应作镇平。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先是，廉州府连山瑶人作乱”（43）。廉州府应为广州府。康熙四十八年十月“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裪、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勒”，应为贝子非贝勒。以上所引太祖、太宗、顺治、康熙四帝《本纪》共七卷中错误十八处，是汪宗衍先生在《读清史稿札记》中所摘，无怪汪宗衍先生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悟，体例乖谬亦多有之。”（44）

  最近我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和博士生校勘了十多篇《清史稿》的列传，每篇都有很多错漏之处。《李鸿章传》全文不到八千字，错漏或有问题的地方达二十六处，平均三百字即有一处错误，依此错误率推算，《清史稿》不到九百万字，全书错漏可能达三万处。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有三万处错漏，而只是说明其错误之多。听说台湾出了一本《清史稿校注》，主要是校勘其错误，注释其遗漏，全书达一千二百余万字，因我未曾寓目，不能评论。但全书字数竟达一千二百万字，可见《清史稿》错误遗漏确实是很多的。

  造成《清史稿》错漏甚多的原因:第一，修史者大多为清朝遗老，虽受民国礼聘，但思想感情上留恋灭亡的清朝，对民国没有好感，写作时亦图避免过分得罪民国政府。对清末革命活动尽量少记，但又不能不记，故笔底常流露其真实感情，反对民国、同情逊清，故而遭到北伐后国民党政府的封禁。

  第二，《清史稿》写作时，清代档案尚未整理，亦未为世人所共知，故谈不到利用档案。修史者仅根据清代国史馆中所写底稿与其他书籍编纂而成，史料使用之范围有限。

  第三，修纂过程前松后紧，定稿仓促，没有总阅修改的负责人，故繁简失当，内容前后矛盾，错误百出。

  《清史稿》虽有以上所说种种错误遗漏，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但一部八九百万字的大书要挑拣错误肯定会不少的。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已有《清史稿》一书，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再修清史，故而不惮烦琐，缕述此书的种种缺陷，以见新清史纂修之必要。但我不是一笔抹煞，说它毫无是处。《清史稿》根据国史馆稿本编成，而国史馆稿本是由清朝许多代的学者集体编撰、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所写各种传记、志、表，很多是亲历其事，亲见其人，见闻较近而真切，有些内容较以往史书为胜，如《地理志》所载疆域，很多是前史不载而经实地测量者;《灾异志》所载为水旱蝗疫，较少记载迷信祥瑞之事(亦有少量一妇产四男、龙见于天等可不必记)；又为自然科学家开辟《畴人传》，创前史未有之新。《清史稿》的文体用文言，修史者皆功底深厚之知名文士，故行文简练、清晰、流畅，后人颇难达到他们的文字水平。前辈学者孟森、容庚、金毓黼等建议此书开禁。孟森先生说：“总之，《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尚论。”（45）金毓黼先生说：“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将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祀矣。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列传多有缺遗。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讹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46）

  可见《清史稿》既是“不满人意”、应该“纠正重作”的有重大缺陷的著作，又是“采摭甚富，史实赅备”、“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的史书。将来重修之新清史可以和清史稿并存相互参证。二十四史不乏这种并行不悖的事例。如刘晌修《唐书》，薛居正修《五代史》，因篇幅繁冗，故欧阳修又修成《新唐书》、《新五代史》，其后新书流行，刘、薛所修书反而晦没不传，至乾隆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从此，新旧《唐书》、《五代史》四书并列于二十四史中。明宋濂修《元史》讹误甚多，清末柯绍忞又重作《新元史》，与《元史》并行，北洋政府把《新元史》列为二十五史。我认为新清史如能启动修成，亦可与《清史稿》并行成二十七史。《清史稿》虽有重大缺陷，但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参加修史的人已尽了极大的努力，而《清史稿》本身亦有相当之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煞。

  注释

  （1）《大总统袁世凯设置清史馆令》，见《政府公报》660号。

  （2）易培基《呈行政院文》，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3）（8）《清史稿》(以下未注书名者均引自《清史稿》)，卷二五，《宣统皇帝本纪》，第996页、103页。中华书局版。

  （4）（5）卷二四，《德宗本纪二》，第959页。

  （6）卷四七O,《良弼》，第12799页。

  （7）卷四六九，《赵尔丰》，第12794页。

  （9）卷二四，《德宗本纪》二，第948页。

  （10）卷四六九，《恩铭》，第12790页。

  （11）易培基《呈行政院文》，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12）卷十九，《宣宗本纪三》，第687页。

  （13）卷三七，《香英》，第11505页。

  （14）卷五四，《地理一》，第1891页。

  （15）卷一五三，《邦交一俄罗斯》，第4484页。

  （16）卷三六四，《阮元》，第11423页。

  （17）卷一六三，《皇子世表三》，第5042页。

  （18）卷一六五，《皇子世表五》，第5202.5204页。

  （19）卷二一八，《诸王四》，第9037.9038页。

  （20）卷一一四，《职官一》，第3270页。

  （21）卷一一八，《职官五》，第3425页。

  （22）卷一一九，《职官六》，第3445页。

  （23）卷一六六，《公主表》，第5298页。

  （24）卷一五四，《邦交二》，第4526页。

  （25）卷四九三，《忠义七》，第13653页。

  （26）（27）卷一《太祖本纪》，第7页、14页。

  （28）（）29（30）卷二，《太宗本纪一》，第29页、31页、36页。

  （31）（32）（33）卷四，《世祖本纪一》，第97页、99页、116页。

  （34）卷五《世组本纪二》，第1“页。

  （35）（36）（37）（38）（39）（40）卷六《圣祖本纪一》，第167页、173页、188页、198页、202页、202页。

  （41）（42）卷七，《圣祖本纪二》，第229页、247页。

  （43）卷八，《圣祖本纪三》，第260页。

  （44）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

  （45）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载于《国学季刊》，四卷三期，民国二十一年九月。

  （46）金毓献《读清史稿札记》，载于《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三号，民国三十七年八月。

• 【转】柴德赓：略论《清史稿》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6-13 12:28:07

  【作者简介】柴德赓（1908—1970），历史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曾与启功、余逊、周祖谟三先生并称为辅仁大学“四翰林”。先后执教于南北多所高校，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资治通鉴介绍》等著作。

  本文原载《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清史稿》五百二十九卷，除目录外，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三十五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

  《本纪》十二帝，包括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两帝纪。

  《志》共十六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时宪志》十六卷、《交通志》四卷、《邦交志》八卷、《地理志》二十八卷、《食货志》六卷、《兵志》十二卷。《邦交志》、《交通志》为前史所无。《交通志》又包括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反映了清末的时代特点。

  《表》共十类，其中包括《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

  《传》有三千多人的传，也有类传，其中《畴人传》是创新例。

  《清史稿》修于1914—1927年间。修史时所立清史馆的馆长最初为赵尔巽，赵死后又由柯绍忞代理。在馆中任职的人有总纂、纂修、协修等名目，参与史事的学者有王树枬、吴廷燮、繆荃孙、 夏孙桐、吴士鉴、张尔田和朱孔彰、朱师辙父子等八、九十人。朱师辙撰有《清史述闻》，记清史馆编史事，解放后已铅印。

  《清史稿》未被列入正史，因未经当时官府承认，又是初稿。赵尔巽曾在序言中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于是只仿王鸿绪《明史稿》例，称为《清史稿》。

  此书所据的史料是极丰富的，有清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各朝实录、圣训、方略、会典、则例、方志、文集碑传和档案等等。《清实录》、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朱寿朋《光绪东华录》，以及《宣统政纪》等书为本纪的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文献通考》，以及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等书为志的根据。《清史列传》、《耆献类征》、《碑传集》、《续碑传集》，以及各家文集等书为列传所本。而这些著作大都完整保存，可与《清史稿》互相参照。当然，《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简略，是转手多次以后的资料。

  《清史稿》是学清史的人的基本参考书，但缺点很多。首先是修史诸人多系清朝遗老，复辟思想浓厚，坚持站在清统治者的立场上写书，对反清者极力诽谤谩骂。如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吴樾炸出洋考察搞立宪骗局的五大臣，本是一个正义的革命行动，而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中却污蔑为“匪徒捽掷炸弹”。清朝遗臣亡于民国初年的，传中只写甲子，不奉民国正朔，如卷四百七十二《劳乃宣传》：“丁巳复辟，授法部尚书”；同卷《沈曾植传》：“丁巳复辟，授学部尚书。事变后，卧病海上，壬戌东卒。”卷四百四十九《冯煦传》则说他辛亥革命时，“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卒。”

  其次是夸美清朝统治。如卷一百二十《食货志·序》中说：“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租税，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卷五百二十六《属国传》说：“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茫茫圣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实在是无稽之谈。书中一方面于清朝皇帝无不颂扬，另一方面凡明代后裔及遗民举兵抗清的，均呼为贼寇。如《世祖本纪》：“顺治十八年，海寇郑成功逐荷兰人据之。”这是把民族英雄郑成功污蔑为海寇。于太平天国起义则更是切齿痛恨，行文所及，非伪即匪，《洪秀全传》中以为“中国危亡，实兆于此”，真是本末倒置。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头目戈登镇压太平天国极为夸奖，却不载其火烧圆明园的严重罪行。说到辛亥革命，记叙中“谋乱”、“作乱”、“伏诛”等贬词叠出，不绝于书。

  再次，在编纂体例方面，重复舛漏更不待言。史馆的工作在十四年间时修时停，有时无专人负责，组织松懈，各随己意为编写，况修史诸人未能细查实录，故而差谬时见。至于档案，充栋盈梁，更谈不上多看，所以此书历来不为人所重。以其内容论，志、表尚属有用，本纪简略，列传最下。

  《清史稿》有“关外本”和“关内本”的区别。“关外本”是金梁携至沈阳改动的本子，有金梁的《校勘记》，增有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金梁自署办理史稿校刻事宜总阅衔头，其实金并非修史之人。“关外本”又改过一次。把张彪附传撤了，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关内本”则把康有为传、张勋传和金梁《校勘记》一并删去。此外，几种本子的其他内容也略有更动。

• 读《清史稿曾国藩传》

  作者：小舟 发布时间：2014-01-19 10:02:18

  读《清史稿曾国藩传》

  “国籓，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国籓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兼友梅曾亮及邵懿辰、刘传莹诸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材。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剀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於岁入常额外，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

  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籓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文正公之功业，吾以为非平定粤匪之为最，举荐人才，薪火相传方为最，今日读其传，似遇一知音，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吾虽不才，愿效法曾公，留心天下人才，为国家天下计，此吾之心愿也。

  小舟

  2014年1月19日星期日

• 古文，读着很过瘾

  作者：四月 发布时间：2009-12-07 23:36:26

  厄，其实没有读完了

  大三开始借，还没读完就毕业鸟~

  那段时期特别着迷古文，呵呵，连日记都是用自认为的古文形式写的

  一句话，读起来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