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 译林出版社，【正版可开发票】 mobi 免费 在线 网盘 下载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 叙论 一六

二 礼仪 一九

附：都城建筑

三 职官 九九

四 刑律 一一八

五 音乐 一三四

六 兵制 一四三

七 财政 一六一

八 附论 一七九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一八六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二三五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三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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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已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

然安史之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唐代中央政府若欲集结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鸩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只存在也。

皇室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辞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

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

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

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仪几全袭梁书之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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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巨著，悉心堪对，简体横排，易读新版

书籍介绍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

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 作者： 阿辽沙 发布时间：2020-04-23 17:34:37

  繁版简版各自存在本是好事，适合不同需求，若另有横排繁体更佳。何必拘泥于繁体，何况所谓“遗嘱”，也并不确切。陈先生值得崇敬，但又何必神化，“原教旨主义”的执着有时可爱，有时可笑。另所谓看陈著者不会嫌繁体，嫌繁体者不会去看陈著的观点更是狭隘而荒谬，这就像有人说要么读原文，要么不看外国作品，请问你能精通几门外语？你不看就有优越感？难道如果有一位外国作家说他的作品不可译，于是就不该去翻译他的作品？具体到这事，如果译林出版社不做，由一些不值得信任的出版社来做，这才是真正堪忧。

• 作者： 流惜子 发布时间：2020-05-10 17:39:42

  翻翻底下义愤填膺给一星的人的主页就知道，大抵是不读书，或者没读过什么正经书的人。这不难理解，既没看过书、什么也不懂，又喜欢附庸风雅的人，最喜欢操起一些无关痛痒的的“风骨”为自己抬身价了。若问这些人有几个真正读过陈寅恪，又能读懂陈寅恪？呵呵

• 作者： 无名人士 发布时间：2020-04-22 21:28:33

  繁体竖排版于我真的读起来费神，改版还是有意义的...

  这两篇真的写得太好了，脉络清晰，举的史料都很中的，我觉得陈寅恪先生最好的一点，就是懂得别旁生枝蔓，紧紧围绕每篇文的主题，不会因为谈到某个问题就歪到一旁去大谈特谈，而只用简短的文字点到为止，就继续沿着主线走下去了，这让人读起来思路非常清楚。

• 作者： cc修文 发布时间：2020-04-25 02:40:56

  真是没想到很多人对简体横排能苛刻到这种程度。

• 作者： ukanju 发布时间：2020-05-10 20:33:59

  譯林出版社幹點人事吧，大大方方承認自己為了掙錢違背陳先生的意願，爭取得到陳先生後人的理解。

• 【转】陆扬：唐史学家陈寅恪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0-08-15 22:04:59

  　　现代史家中，陈寅恪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一位，这早已是国际学界的共识。他在唐史方面的工作更是他史学成就的核心，也是真正奠定他作为20世纪伟大史家声誉的基础。

  　　本文试图对陈寅恪的史学遗产作出一些新的评估，由此促动新的讨论。

  　　第一，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工作的核心；

  　　第二，他在唐史研究上的学术思想资源来自哪些方面；

  　　第三，陈寅恪对唐史脉络提出的史学框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为何。

  　　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冷静的学术选择，而是包含某种历史敏感度，即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

  　　2020年7月，适逢陈先生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

  　　——陆扬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佛教文化史、现代史学理论。代表作有《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Early Medieval China: A Sourcebook（《早期中国中古文献导读》，与 Wendy Swartz, Robert Campany and Jessey J. C. Choo合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等。

  　　本文原题为“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本刊有删节，引用请据原文

  　　一、作为史家的陈寅恪

  　　在具体讨论陈氏的唐史研究的史学构架之前，我们首先需对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作一些概括性的说明，也就是陈寅恪在近代中国史坛上的独特性在哪里，其史家之养成过程又受到哪些思想和学术资源的影响。

  

  陈寅恪，1939年暑假于香港

  　　王永兴在总结陈氏的学术特色时，举出重要的两点，一是用“宋贤长篇考异之法”，二是“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第二点或许相当于今日史学上所谓的历史想象力，或者类似于陈氏自己主张的对古人的“了解之同情”。这种描述其实并不能精确捕捉陈氏“神游冥想”的微妙意蕴。现代史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用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的话说就是“始自于过去和现在的分离”：

  　　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假定在它寻求表述的沉默而不透明的“现实”和这一现实产生其自身言语的地方间存在一个断隙，这一断隙是由历史编纂学和它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来维护的。史学研究主体只有以沉默的方式才得以进入历史叙述，或者只有通过历史文献作为媒介，而这一媒介像是史家在被冲刷过的沙滩上看到的过去的印迹，还有通过那来自远方的窃窃之语，使人感受到那充满诱惑又让人惊吓的未知巨体。

  

  德塞图著作The Writing of History

  

  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

  　　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对象成了一种纯粹的客体，研究者清醒地在自身和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后者犹如陈列在手术台上的尸体，等待着史家来剖解。在这一点上，近代西方史学的奠基者如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等人都是典型。这就使他们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史家。传统史家的杰出代表如司马光，固然也能在史学工作（比如《资治通鉴考异》）中呈现某种客观性和逻辑性，但他绝不怀疑他所处时代与过往的历史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更无法分割，他对过去的认知带有价值判断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相信带有价值判断的叙述将会影响到他正在经历的时代的治乱兴衰。在传统史家眼中，历史似一条漫长的河流，无法加以切断，史家对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叙述和评价，犹如上游的开闸关闸，会影响到中下游水流的大小、河道的壅塞与畅通。司马光或任何传统史家的工作，既是通过编纂和叙述保存和了解历史，同时又在介入和引导当下。他们处于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时刻之中，这个时刻可以从尧舜禅让开始，也可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开始。陈寅恪显然从属于兰克而非司马光那个群体。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史学革命，最终在20世纪前期影响了中国。用王汎森的话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民国新史学强调的价值与事实分离，或者所谓“历史化”取向已在史学界日渐明显。陈寅恪无疑深受这一潮流的熏习，只是笔者认为不能完全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化”来概括他的史学。因为他的历史意识既具有高度现代性，同时又保存了某些传统史学的观照，只是这种观照不再是出于道德或政治的考量，而是历史的考量。他面对历史现象和古代人物时表现出来的出奇的冷静和客观，他笔下那种很少为个人情感立场所左右的分析，都说明他实质上更合于现代西方史学的禀性。陈寅恪最为人称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本质上就是西方式的以史学为志业的展现。他常给人一种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感觉，似乎与他在学术上的超然态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其实恰恰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典型表现，也就是一种不为主流观念的宰制所左右的精神。陈寅恪在纪念被人视为殉清的王国维时提出这一理念，目的是将王国维具体的政治立场加以抽象化，拒绝使其沦为世俗意识的牺牲品，王国维的自沉不再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狭隘的忠节行为，而是抗拒以趋新为正确的独立意志的象征。50年代陈寅恪针对这一理念再次作出阐释，维护学术独立的立场更鲜明而具现实意义。这与西方中古史大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对学术独立和自由立场的坚持有着惊人的相似（关于恩斯特·康托洛维茨这方面的事迹，尤其是他1950年在拒绝加州大学要求的反共宣誓时的宣言，可参看 Ernst Kantorowicz: A Life）。认为陈寅恪有遗民心态或士大夫情结恐怕同样失之于表面，甚至会造成对他的误解，他并无一种以传统士大夫自命的群体人格立场，他的立场更接近于西方近代以来的高度个人主义，史学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

  

  康托洛维茨传记Ernst Kantorowicz：A Life

  　　同样地，陈寅恪在学术分析上的超然和他将古今联系起来的那种历史敏感度（historical sensitivity），形成了醒目的对照。这种敏感度更多具有一种在现代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个人经验，而不是中国传统中的朝代观或古今观。这种经验和陈氏个人所持的道德文化立场可以说是分离的，他对处于历史困境中的人物的了解之同情，主要基于史学考察。比如在《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中，陈氏以崇祯朝朝廷举措的失当导致最终覆灭为例来影射国民政府“九·一八”事件之后的内外政策。

  

  《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手稿

  　　这其实和他的政治立场几乎无关，而是在严谨的学理基础上产生的历史观照。30年代前期，陈寅恪曾主张对日媾和以保存实力，也是在这种敏感度基础上的主张，这一主张并不妨碍他所坚持的民族大义立场。又如1937年发表的《论李怀光之叛》、1951年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显然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他的一些论文有感时而作的因素，但其论点和方法无不在其整体史学构架之中。《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的论点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相关论述思路一致，而且前者明显是用来补充后者提出而未展开的分析。用古事来解析今事，两相融合对照，几乎成为他某种收放自如的学术表达。他在诗歌中也沿用这种成为极具涵摄力的表达，造成文义与现实之间的层累和折射。陈寅恪30年代以后发表的史学论文，时常有现实的针对性，看起来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似乎带有影射史学的成分。但笔者认为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托古喻今，而是出自一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陈氏一方面对历史持以超然态度，一方面又把自己视作能时刻经验到历史巨变的史家，现实中的事件会引起他即刻的共鸣，使他的史学具有强烈的介入感，这种介入感或通过学术论著，或通过用诗作来表达，后者显现出来的强烈忧郁感和学术论著中的超然反差明显。

  

  海登怀特《元史学》

  　　陈寅恪通常并不信从历史资料提供的表面说辞，而总是努力去找寻史料表面之下在他看来更为真实的意图和缘由。他对历史其实有一种强烈的超然和反讽（irony），这种反讽史学也是西方现代史学的重要特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中言道：

  　　历史学家的反讽来自于他的不信任感，此种不信任感要求他对历史文献作批判性的考察。在他的工作的某一刻他必须反讽式地对待历史记录，必须假定这些文献的实际意味不是它们面上所说的意思，或者它们所说的不是它们真要表达的意思，而他可以将表面话语和实际意味作出区分，否则的话他撰写历史也就毫无意义了。

  　　陈寅恪史学的特征和怀特的这段描述可谓合若契符。这种拷问史料的态度即便在20世纪中国一流史家中都甚为罕见，这恐怕也是他的许多论断能震动20世纪中国史界的重要原因。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从此种思想自剖可见，他有将一己之学放在某种思想史脉络之中加以自省的意识。他的思想框架早在成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前就已成熟。我们不妨举出20世纪上半叶西方研究古典时代的俄国史家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作为比较。

  

  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1870—1952）

  　　在一篇充满睿智的评论中，当代罗马史名家鲍尔索克（Glen W. Bowersock）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的历史认知已在30岁前定型，此后只是不断精致化而已。罗斯托夫采夫在俄国革命前后的经验，深刻影响到他日后的学术判断。在这一点上陈寅恪恐怕和罗斯托夫采夫相当类似。尽管陈氏晚年曾表示“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很少迹象表明他的历史观有任何显著的改变。他在学术上非常早熟，步履领先于绝大部分同时期学者，后来尽管每一步学术转型看起来似乎都有外界环境的促成，内在却非常自然而且游刃有余。

  　　从30年代起，陈寅恪受中国史界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史学材料的掌握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出同时代其他学人。由于客观原因，不少重要的新资料他未能有利用的条件，比如藏于英法等国的大量敦煌文书，但这一时期的史学资料鲜有未进入他的视野之内的。早在30年代，他就注重碑志的史料价值，在讨论玄武门之变时采用了藏于巴黎的敦煌写本《常何墓志》，在讨论李唐家族的出身时采用了河北隆平光业寺碑。他不只关注书写文献，还关注物质证据，很早便留意正仓院宝物的史料价值。在中古领域，这种广度恐怕只有内藤湖南这样极少数的学人可比。严格来说，陈寅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家，在更多强调文献学意义的今日中国史学界，有些研究者会认为陈的立论不够谨慎，想象过于大胆，而更注重文献考据的学者如岑仲勉，会在论据的确凿程度上胜出一筹。这样的看法自然不难找到依据，但也往往忽视了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陈寅恪对于史学文献的复杂性的认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他对描述中古制度的典章材料明确作了规定性（prescriptive）和描述性（descriptive）之区分。他也十分注意史料所谓真伪的辩证关系，强调即便是伪造的文献中也有真史料。他更善于找寻史撰中存在的叙述断隙，从而打开通向历史真实图景的曲径。

  

  　陈寅恪的备课笔记

  　　1932年秋，陈寅恪在“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开课之初，强调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文化与社会环境之互动时，只讲条件，不轻言因果。笔者认为，陈寅恪经常提到的“环境之熏习”“文化染习”应是这种认知的具体表述。借自唯识的名词“熏习”是陈寅恪史学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概念，在他的论文中频频出现。“熏习”本指储存于阿赖耶识中的前世的种子和习气，能产生一切有为法（即现象）之能力。陈寅恪用此来描述深受某种文化环境或传统感染而导致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受到感染的人能在行动过程中化用这种文化传统的特性，产生出新的制度或文化产品。比如他在《四声三问》中提到东晋南朝建康的汉僧并不是直接照搬胡人转读（chanting）梵文佛经的方式，而是在转读汉文佛经时创造性地借鉴了那种方法：

  　　建康之胡人依其本来娴习之声调，以转读佛经，则建康土著之僧徒受此特殊环境之薰习，其天赋优厚者往往成为善声沙门，实与今日中国都邑及商港居民善讴基督教祀天赞主之歌颂者，理无二致。

  　　在讨论北魏洛阳城的设计时，他指出主持设计的李冲“为河西家世遗传所薰习，无意之中受凉州都会姑臧名城之影响，遂致北魏洛都一反汉制之因袭，而开隋代之规模欤？”陈氏提出的“薰习”这一观念，实际已接近于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用intuitus来分析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设计和基督教经院哲学之间的关联，或者但丁的诗作《新生》（La Vita Nuova）和经院哲学之间的联系，也接近于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受潘诺夫斯基的intuitus启发而提出的重要观念“惯习”(habitus)。

  　　通过“熏（薰）习”这类表述，陈寅恪倡导一种能摆脱机械历史因果论以及传统考据式的新史学方法，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史家的视野和对古代文献的史学利用空间，使许多表面没有直接联系的现象和记录都被置于史学的聚光灯下，从而呈现出新的历史关联。这也使他能大量运用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来分析历史书写中提到的孤立事件或行为背后的历史潮流，从涓滴起步，将散落在史料中看似无关的信息变成线索，以惊人的想象力贯穿起来，最后构建出一个宏大的历史图景。对《桃花源记》的解读就是他在早期中古史研究中运用这种方法的著名例子。发表于1956年的《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从史籍中对李栖筠家世背景寥寥数语的描述和李氏个人隐居行为和地点以及最终由科第而出仕这条路径的选择，推断出天宝时代河北的惊人变化。当然对这些研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文献的解读，学界后来都有不同意见，但这种思考方式却颠覆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天生就具有的内在限制，从而成为中古史研究中克服史料碎片化的重要手段。今天不少重要的中古史论著中常可以见到陈寅恪这种方法的应用，有些更是直接的模仿，比如唐长孺的《〈晋书·赵至传〉所见曹魏的士家制度》就是佳例。

  　　二、唐史研究的转向

  　　1931年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李唐氏族之推测》，可以说是陈寅恪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唐史论文，标志着他在唐史领域展开全面研究的开端。他在此后的十年间发表了十数篇富有开拓性的唐史论文，到1940、1941年战火绵延中相继完成《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他的唐史论说构架已大功告成。此后虽仍不断有重要作品问世，但基本未超出这两稿的框架。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封面，1956年三联书店版

  

  陈寅恪手写清稿《唐代政治史略稿》书名页，1941

  　　至迟到40年代后期，陈氏的唐史贡献已获得中外学界广泛的认可。重要标志之一是在1936年12月日本《东洋史研究》第二卷二号，小野川秀美将陈寅恪列入“现代支那名家著作目录”，并将陈氏已发表的35篇文章列出，其中已包括多篇重要的南北朝史和唐史论文。小野川还特别强调陈氏的年龄是44岁。重要标志之二是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史学》，指出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个领域做出的贡献均为最大。他提到魏晋南北朝史处于“荆榛满目”的状态，端赖陈氏的精湛研究才呈现出面目。1947年8月13日，上海《大公报》刊登了一篇书评，不仅同意该书对陈寅恪贡献的评价，更指出：

  　　晋唐之史，荆榛未辟，陈先生创见甚多，后二书（指《隋唐制度》和《唐代政治》）尤为伟制。

  　　可见书评比该书更强调陈寅恪在唐史方面的开拓之功。毫无疑问，至40年代后期，陈寅恪作为中古史大家的地位已牢固确立。

  　　陈氏的这一史学转向是如何产生的？最明确的发轫应是从1929至1930年间开始。在陈寅恪生涯中，1929年是至关重要的年份。此前，他的学术工作是以历史语言文献学为基础的东方学和印度中亚佛教在中土的接受演变史为主，此后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渐成绝响。他的精力开始全面投入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尽管在诸多层面仍可以看到前后的学术关注点和取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和清晰的过渡。我们须从多个方面着眼来探寻转向的缘由。就个人生活而言，1929年的陈寅恪是安定而愉快的，新婚不久的他，“形态丰采，焕然改观”，并私下表示要“专心著述”。但两个外缘因素应该给了他的这种愿望重要的驱动力，即清华学堂变为美式综合教学研究型的清华大学和史语所的建立。前者导致清华研究院的终结和以新型西方学科分类为标准的人文科系的建立，陈寅恪也随之成为历史、中文两系的合聘教授。当今学界和社会对陈寅恪学术神话的想象往往也定格于他在国学研究院的岁月，实际假若没有20年代末清华大学新学术体制的建立，则未必会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陈寅恪。1929年之后的变化在造就作为史家的陈寅恪的作用，恐怕远大过国学院。

  　　清华大学人文科系建立时，以西方的学科概念为基础，这或许对于强调打通文史的中国古典之学会造成某些遮蔽和割裂，但各系的建立带来的不仅是教育体制的变化，也是学术理念的变化，也就是遵循一种以问题和方法为导向的教学研究模式的确立。这种模式对长期留学欧美的陈寅恪而言，固然不会陌生，但制度的力量在于能对其中之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型塑作用。1929年，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主要导师，陈寅恪有义务也有压力成为新的学术带头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华历史系的负责人是深受美式学术训练的蒋廷黻，蒋廷黻鲜明的学术理念和近乎专断的行政风格使他成为类似于傅斯年一般的学术组织者。

  

  蒋廷黻（1895—1965）

  　　1931年6月，蒋廷黻在介绍清华大学历史系概况时，明确指出研究中国的历史已成为一种国际的学术，而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虽在考据校勘方面可以与西洋史家比拟，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却“幼稚极了”。次年他撰文介绍清华历史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时，特别指出晋至唐是其中国史研究的两大重点之一，而且“清华幸而有一位中外公认为第一等学者在此担任讲席”。虽然没提具体名字，无疑是指陈寅恪。这篇报告发表时陈寅恪在中古史方面的诸多傲人撰作尚未问世。可以想见的是，面对如此学术安排与期望，有绝大抱负的陈寅恪会不顺势而动？他对中古很多历史问题的观点固然早在此前已开始酝酿，环境却能促使他往更为系统的方向努力。从1929年开始，陈寅恪的研究专题可以说都和他讲授的课程有密切的关联，且课程本身也如蒋廷黻要求的那样，越来越趋向综合性分析。除了历史系，我们也不应忽视任教中文系对陈氏研究的影响。他在中文系的课程偏重中古文学和文人经历的介绍，这使他的中古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文人视角，和通过解读中古正史和典章等官方资料获得的视角形成互补，给予他的历史分析以感性的一面。

  　　1928年底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导致陈氏史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30年6月，陈寅恪兼任史语所第一组即历史组组长，这一身份使他必须担负起一些重要的史学项目的指导工作。比如1930年历史组工作就包括编定《金石书目录》《敦煌劫余录》等目录、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同时历史组成员也须随各自兴趣而确定研究课题。该年陈寅恪发表的8篇论文中，有6篇刊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自此之后，这一刊物成为陈寅恪发表其中古史研究最为重要的阵地。

  

  中研院史语所特刊之三：《陈寅恪先生论集》，台湾商务，1971

  　　当然学术环境变化的因素只能解释为何陈寅恪必须致力于历史研究，却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为何选择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余英时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已提供了富启示性的论说，他指出陈寅恪史学工作可分作三个阶段，包括唐史在内的“中古已降民族文化之史”属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和以“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为重点的第一阶段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创获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形成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在接受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想作进一步说明。1929年5月，陈寅恪赠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一联便出于其中。该年1月，新史学的开山者梁启超去世，此时的陈寅恪，虽尚未开始转型后的清华大学的执教生涯，但在意识上已明显转向史学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危机感并非针对他接受训练的西方东方学界，而是针对日本的东洋史界，说明他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敏锐的认知。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新的史学类著作中不少深受日本影响，比如影响巨大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在结构上即深受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影响，书中有关三国与两晋疆域沿革部分也是抄录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文化史的代表柳诒徵的《历代史略》也是据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改写。在1930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顾颉刚记道：

  　　予作《太一考》，自谓创见，今日润孙持大正十四年出版之《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来，其中有津田左右助之《太一》一文，则固余之所欲言者也。虽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发现此题，殊为可畏。

  

  　　受近代化影响，日本学者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拓展方面，很多地方早于中国学者，且对中国一流学者的成果了如指掌。纵观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他对日本学者的相关著述甚为留意，也多加采纳和回应，远较同时期其他中国学者为多。倘若结合史语所成立和陈寅恪承担的学术指导工作，那么陈氏的此种寄语不妨视作他的史学转向内在驱动力的宣示。

  　　其次，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超然，而是在此前提到的那种历史敏感度之下，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的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两个时代都存在种族、胡汉、党争、边疆和外来威胁等问题。在其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寅恪大量引用唐代故实，其中“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之句，常令当代论者感到不解，认为光宣时代岂能与开元天宝的盛世相比。其实陈氏此处所言，并非史实意义上的开元盛世，而是晚唐的相对承平时代。笔者曾指出恰恰在晚唐清流文化宰制的时代，出现了不少追忆开元天宝时代的笔记，其目的就包含对晚唐承平时代的形象建构。假如我们结合陈氏的另一首诗作来看，对此种联系会有更清晰的了解。同样是在1929年，陈寅恪读到文廷式《读〈韦端己集〉》后，题诗一首：

  　　无端端己费题笺，此意追思一泫然。隔世相怜弥怅惘，平生多恨自缠绵。金轮武曌时还异，石窟文成梦已仙。莫写浣花秦妇障，广明离乱更年年。

  　　关于此诗的本末和意蕴，学界已有论说。胡文辉指出：“陈氏此处实际上将文氏所咏的对象与文氏本人的心事打成一片，表面上是写晚唐事，实质上是写晚清事。”这固然不错，惟稍嫌笼统。学界的争论焦点在于：陈诗中显然将武曌比附慈禧，但武则天时代是唐代盛世，若以慈禧统治时代相配，似乎比拟不伦。就目前笔者所见，坊间对此问题的解说均未达一间，原因即在于对韦庄这样的晚唐文士眼中的晚唐时代比较隔膜。如果我们联系《挽词》中唐代故实的使用，就能领悟到陈寅恪此处的表达，恰恰基于他对唐代历史变化的敏感。翻览韦庄诗作，我们会发现韦庄对唐代从大中、咸通的承平到乾符的大乱的急转直下的变局有生动的描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即为七律《咸通》：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陈寅恪独具只眼，领悟到正是韦庄的这首诗引发了文廷式的感慨。对文廷式而言，韦庄的那种由承平而入离乱的经验和他对晚清从同光的承平到光绪后期危机的经验吻合，而这也是引起陈氏共鸣的经验。这一特定的相似性很可能是引发陈寅恪致力于唐代盛衰研究的深层原因之一。这一问题看似琐细，实际对理解陈寅恪唐史观的构成是很有帮助的，对此下文再进一步展开。

  　　三、两“论稿”与20世纪世界唐史学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下简称《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下简称《述论稿》）是陈寅恪最重要的两部唐史论著。这两部著作，表面看似乎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和制度概观的一体之两面，前者涵盖隋唐国家的制度的结构及其来源，后者关注唐代政治进程之脉络及其统治集团之构成纠葛。但在笔者看来，这两部著作的视角和取径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这些不同的视角和取径来自不同的史学立场，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略论稿》从南北朝绵延不绝的汉魏传统的展开来揭示隋唐国家支配体制的构成，眼光冷静，然而到了《述论稿》，《略论稿》中的视角虽仍延续，却在讨论唐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变化时，切换成了受宋代史观影响的视角，且将陈氏自身经验中的晚清政治投射到唐后期政治的分析中，从而呈现强烈的主观性。5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著名的《论韩愈》，其中提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这一表述中的两种视角，恰好分别适用于两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手写本

  　　就影响而论，两稿中《述论稿》的论说更广为人知，至少对今天中国学术界的唐史研究是如此，其将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简化为长时段的政治集团之对立，易于让人把握，从而使大家对“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胡化”等概念耳熟能详。但笔者认为《略论稿》的学术观点更具有原创性，也更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堪称近代史学之空前杰作。《略论稿》讨论的是隋唐国家支配体制的形成，但着眼点却首先放在了礼仪这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趋新的中国史界已属于“陈旧”的层面上，而且这部分篇幅占了全著的一半。在该著绪论部分，陈氏提示性指出他仿照的是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之体例，即罗什将《大智度论》中解释《大品经初品》的部分全部译出，其他部分则从略。陈氏的意思就是《略论稿》中“礼仪”部分之关键地位，一如《大智度论》中解释初品的部分，故而力求详尽。在“礼仪”部分的开头，他委婉地否定了《新唐书礼乐志》和欧阳修等宋儒视礼仪制度在唐为纸上之空文的观点。陈寅恪不仅将隋唐礼制视为统摄国家律令体制的精神核心，而且认为这一核心建立在经过三个不同的渠道传承下来的汉魏传统的基础之上，而非一般认为的来自于“以周官古礼饰胡俗之宇文周”。《略论稿》一个卓越的贡献，也是迥然不同于当时中外史学界眼光之处，是将北齐置于承先启后的关键位置，汉魏礼制传统经三种不同的渠道在北齐形成结集。今日由于大量考古发现和史学视野的拓展，学界对北齐文化的多元和丰富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陈寅恪强调北齐经学和文学之深厚以及与河北世家大族之关系，这一点新出墓志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但在陈寅恪的时代，北齐在中古史的大叙事中几乎没有存在感，留给人们的印象恐怕也是胡化导致的宫闱之乱。陈氏将北齐从传统的史观中拯救出来，赋予其特殊的地位，这一创见在方法上可谓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的，需要极强的洞察力。陈寅恪的这部论著发表时，唯独钱穆对北齐的重要性有类似的见解。或许因为陈氏的这一概观（perspective）与常规之见是如此相违，以至于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甚至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魏晋南北朝通史类著作中，北齐仍不占有任何关键性位置。但知音并非不存在，宫崎市定和黄永年属于能充分认识到陈寅恪的这一贡献的极少数学人。宫崎明确说《略论稿》是“一本论述隋唐制度多起源于北齐的好书”。陈氏的这一判断对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是有清晰影响的。尽管黄永年在中古史一些重要问题上经常修正陈氏的观点，却给予陈寅恪的北齐观高度评价，并沿此路径继续研究。

  

  　　陈寅恪深慨于东邻中国史研究之先进，《略论稿》可以说最能体现他在唐史这一领域里超越日本当时一流东洋史家的用心。稿中讨论都城布局和兵制时，陈寅恪选择的对手方分别是日本的那波利贞和冈崎文夫。此著虽草成于日军肆虐中华之际，文中却能心平气地引用这些学人的观点并加以评析，体现了陈氏惯有的冷静和自信。但此种史学上的冷静不等于《略论稿》就是单纯的学术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陈氏拈出汉魏礼制传统作为强大的隋唐政治文化之渊源，其实有深意存焉。他举出的汉魏礼乐传承的三个渠道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从史料中辨析出汉晋大乱之后保存于河西一隅之华夏衣冠文化，辗转而最终进入北齐的系统。陈氏向来以关注胡化著称，而北齐又是胡化甚深之政权，《略论稿》却强调汉魏形成的礼制框架才是中华帝国的基础所在，而胡化甚深之北齐竟是传递这一制度框架的枢纽。《略论稿》显然暗示只要这一核心得到继承，则中华必不至于消亡。因此《略论稿》实际也是陈寅恪对他面临的历史困境的史学回应。

  

  1939、1940、1942年陈寅恪《新唐书》读讫题记

  　　笔者的这一看法可以从日本学者佐川英治近年有关中古都城建制的重要研究中获得进一步支持。陈寅恪在《略论稿》“礼仪”部分所附的都城建筑部分，是对于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城市布局模式来源的讨论。陈氏的讨论从反驳那波利贞的观点入手。那波利贞的研究认为，汉都长安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宫城“面朝背市”之理念构筑而成，隋代大兴城的布局却截然不同，这应该是受到鲜卑胡化影响，背离了华夏传统的宫城居中的做法，采用了宫城皇城居北、市场居南的布局。那波进一步认为，这一布局与“商业合理主义”有关，而且来源于“自由的鲜卑族想法”。陈寅恪则认为隋代大兴城格局承袭北魏洛阳城到北齐邺都而来，且北魏洛阳城的布局理念非如那波所言是鲜卑化的结果，而是受到来自河西凉州都城的影响。凉州文化虽与原先汉长安城不同，却仍是汉化模式。陈氏不否认北魏洛阳城的设计有商业考量，但这一考量与其说是鲜卑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来自有河西文化背景而又主持洛阳设计的士人李冲的构想更符合实际情况。这一模式先影响了平城，随后又在北魏洛阳得到延续。佐川指出，陈寅恪得出的汉魏制度通过“河西系”得到保存的观点，其实也是一种需要论证的假说，但这种假说的背后恐怕有特定的时代因素。陈寅恪刻意强调这一影响来自粟特系的“西胡”，而不是像那波利贞认为的那样来自“东胡”（鲜卑）。陈氏在抗战最艰难时的西南中国完成《略论稿》的撰写，佐川推测“东胡”在陈寅恪的特定语境里，有可能影射当时的日本；而对河西系汉人作如此高的评价，或许可以说是陈氏的自我期许。

  

  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的设计与思想》插图

  　　相较于《略论稿》，对《述论稿》学术贡献的评估更费斟酌。这部被杨联陞称为实际是三篇概论性文章的著作，既有极为宏大的视角和敏锐的长时段观察，又暴露出相当机械和粗糙的一面。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能略作分析。整体而言，《述论稿》阐述了一个由不同种族与文化交融后产生的特殊统治集团，如何通过上层政治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内部的斗争造成中央政治的变局和统治阶层构成的变化，从而最终造成这一统治集团自身的崩坏，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新兴阶级。有以社会史研究著称的学者就指出，《述论稿》虽然以“政治史”为名，“实为半个世纪以来唐代（或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典范”。这部著作提出的“关陇胡汉集团”至今仍是描述唐帝国缔造精英（founding elite）最具解释力度的概念，虽然对其具体内涵，如今的学界的看法已和陈氏不尽相同。陈氏由“关陇集团”引申出“关中本位政策”，并以此来解释终唐之世国家的种种策略及其面临的困境，仿佛宋史中的“祖宗之法”。这部论著能同时关照几条大的线索，比如南北朝以来族群的迁移与融合，内亚和中亚文化的渐次影响，隋唐等中华政权与亚洲其他政权的依存关系，华夏不同区域的社会传统及其精英的组成，交错而构成唐代统治的历史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这在20世纪前期中国史研究中堪称独步。稿中具体的卓识也不少见，特别是将高宗武后之世定为唐代根本变化出现的年代，也就是“关陇集团”崩坏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变化最终导向天宝的局面，其中出现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是科举。但《述论稿》在史学方法上的问题同样很多，比如将某一群体和某种文化取向的联系加以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为了论证此种本质化的情况在唐史上的作用，陈寅恪在史料证据上不得不做主观性选择，在论证过程中也时常出现时代错置（anachronism）。

  　　若从国际学术的角度评估陈寅恪的唐史研究，那么首先必须和同时期的日本相比照。从30年代开始，日本的唐史研究也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在研究条件上比中国更胜一筹的日本学者的目光也开始全面扫向唐代的各个领域。日本学界涉及唐代的最具为人所知的历史论断无疑是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1866—1934）

  　　内藤湖南的这一概说其实主要是一种围绕国家政治和社会形态变化而展开的论述。虽然唐宋之际出现重大变化的看法并非内藤湖南所独有，他的论断的特色在于强调从中世到近世不仅是从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向，更是近代意义上君主独裁形成的时期。内藤将身份日渐趋向平等的社会、加速的阶层流动和君主独裁的加强这看似悖反的现象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撑，这是内藤时代其他持唐宋变革说的学者所不具有的眼光，就方法层面而言甚至比学界普遍推崇的内藤的时代区分更具前瞻性，这恐怕也是为何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对此后宋史界的吸引力甚至大过唐史界。陈寅恪虽早在20年代后期就已视内藤虎次郎为东洋史界的无冕之王，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也在1920年（大正九年）刊出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公诸于世，却没有证据显示陈寅恪对这一假说有所了解。在实证的学术趣味笼罩之下，当时即便中国学人有机会接触到以印象式的概说提出的唐宋变革，一时恐怕也难引起反响。唐宋变革论反直觉的史学思路其实和陈寅恪一些重要论断的风格接近。但是内藤彻底跳出了传统中国史观之中的君权意识，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君主独裁概念，而且已隐约意识到宋代以来的君主独裁其实在唐中期就已露端倪。这一点在那波利贞的唐史论述中就已经相当明确，只是那波把关注的重心从顶层下移到庶民社会。上文已经谈到，深具反讽史学特色的陈寅恪却在他的著述中从未深入讨论过唐代皇权的形态问题，这无疑是他在讨论唐代政治变化时的一大缺陷。但是陈寅恪有关唐代前期政治的论说和内藤有关贵族政治的论述，以某种程度在战后就在布目潮沨的隋唐政治史研究中被结合起来了。

  　　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唐史学界，和陈寅恪关注方面类似但却提供了截然不同解释框架的是日野开三郎。日野的唐史研究涵盖亦甚宽广，其核心贡献在于对唐五代藩镇体制的分析，这足以使他成为唐史研究中另一位“曾经与永恒之王”（Rex quondam, Rexquefuturus）。上文提到，对藩镇的权力结构和基础的探究恰恰是陈寅恪唐史研究中完全空缺的，也是导致他对唐后期政治变化的分析不再具有说服力的关键原因之一。1942年，日野开三郎出版《支那中世的军阀》，揭示了唐后期职业军人集团的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藩镇的双重性格。

  

  日野开三郎著作《支那中世的军阀》

  　　从这一视角出发，日野指出了藩镇体制的不确定性以及难以彻底独立于唐朝权力体系之外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了9世纪唐廷针对藩镇所作的一系列财政和制度改革，指出唐廷之所以能重获主动权，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对藩镇的权威，原因在于能成功地在军事力量和财政两方面制约藩镇，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州的地位。在日野看来，唐帝国最终衰亡并非因为藩镇的强大，而是藩镇体制实际弱化的结果。日野开三郎这一颇为宏大的框架也有过于相信唐代官方记载以及将后期复杂的权力变化处理得过于简单的弱点，同时并未像陈寅恪那样，注意唐后期精英文化的变化及其重要性。但他的洞察力在于并不简单将唐后期看作是一个直线型的衰落过程，而是认为有重要变化，且这些变化之间充满了辩证关系。

  　　相比于陈寅恪的胡化说，日野开三郎的职业军人说对唐中期以后地方支配体制的变化更具有解释力度，特别是河北藩镇和朝廷的复杂关系。日野一方面将军事体制的组成作为唐后期重大转型的重要地方因素，一方面又对唐后期的权力变化的走向作出了远比陈寅恪积极的描述。因此之故，他的分析在战后成为日本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唐史解释框架。在其论说的基础上，堀敏一对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作了更为细腻深入的说明。对于扩展日野开三郎论点的影响而言，堀敏一之贡献犹如宫崎市定之于内藤湖南，从而使这一框架的影响范围远不限于日本学术圈。早在70年代，美国唐史学者查理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就深受日野开三郎的影响，将他的观点融入了包括《剑桥中国史隋唐史卷》在内的诸多有关唐后期藩镇的论述中。笔者早年的研究工作也是包括对日野有关唐宪宗时期藩镇体制改革论说的重新评估。正是由于日野开创的这一视角，日本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唐后期藩镇的研究上遥遥领先。近年以中国大陆中青年一代学人引领的唐后期藩镇研究可以说是在日野开三郎框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之下展开的，而逐渐远离陈寅恪的论说。然而在笔者看来，陈氏的胡化说本身仍具有生命力。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以粟特、沙陀等为核心的胡人群体在唐代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重新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荣新江、森部豊等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并推进了陈寅恪的胡化观点。未来唐史学者需要探讨的课题恐怕是胡化和军人职业化这两种现象在何种层次上产生了关联。

  

  　　将陈寅恪的唐史研究放置到20世纪前期整个世界唐史的研究潮流中，会使我们对他的史学的意义产生全新的理解，这也是笔者试图从另一重角度进行学术史挖掘时的考量之一。当今的学人，无论如何看待陈寅恪在唐史方面的论断，依然有必要先了解他的史学本身。他的唐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资源的构成，他对唐代历史轮廓既感性、又超然的勾勒，他对作为一种志业的历史学的尊严的维护，他在研究时在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之间建立的自然联结，都使人认识到他不仅是彻底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家，更是一位不应该被简化的史家。陈氏在两“论稿”中对隋唐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所作的卓越的观察，无论粗糙还是精致，都包含着他个人的寄托。在对他的史学遗产进行汲取之时，也许需要体味其史学洞察力究竟是建立在何种史学前提之下，其反直觉的史学取径又辗转着指向何种可能。不同时段、不同背景的历史视域之融合，是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家在尝试打通某种历史的“间距”。假若我们不能穿过这种历史的“间距”，那么更为丰富、也更具有原创性的唐史视角和解释框架就无从建立，未来的研究于是也会失去突破的可能。

  　　

• 陈苏镇 | 怎样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19-12-04 15:17:09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一部名著，是学习和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必读书，也是初学读史者的入门书。

  陈先生在《叙论》中说：“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但该书写成于1939年，采用浅近的文言，文章体裁更与现今常见的史学著作不同，对今日之初学者来说，并不十分好读。因此，要真正读懂这部书，充分吸收其中的养分，除需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特别是当时的典章制度具备一定知识外，还应注意两点：一是抓住书中基本线索，将具体的考证和论述贯通起来；二是了解此书体裁，循着陈先生的思路步步深入。为此，当首先细读第一章《叙论》。

  本书主题是探讨隋唐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其基本线索便是隋唐制度的三个来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其中北魏、北齐一源又包括西晋亡后由江左的东晋、宋、齐和河西的凉州分别保存和发展的汉魏西晋文化。三源之中，此源最为重要，梁、陈一源次之，西魏、北周一源的影响最小。这是全书的基本观点。陈先生在《叙论》第二段中便将其全盘托出，正是为了使读者首先把握住这一线索。因此《叙论》第二段的内容应反复阅读，牢牢掌握，而在阅读正文时，则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考证与论述上，看陈先生是如何得出上述基本观点的。

  关于体裁也有两方面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叙论》第四段所说的“此书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本书共八章：一《叙论》，二《礼仪》，三《职官》，四《刑律》，五《音乐》，六《兵制》，七《财政》，八《附论》。上文所言“首章”指第二章《礼仪》。此章考论甚详，先论隋代礼制主要来源于梁陈及北齐，而非北周，并通过王肃北奔一事之考释，论证北齐礼制实“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复据“隋代制礼诸臣其家世所出籍贯所系”加以推究，证明前说，其中关于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制度的影响和北魏、北齐文化对隋唐制度的影响的考论，尤为详细；又据《隋书·礼仪志》之文，“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最后又“略引一二旧文”，以证唐朝礼制大体承隋之旧。本章附录《都城建筑》部分，讨论隋唐都城建筑格局的来源，以为三源说之佐证。

  《礼仪》一章是本书的主体，几乎占去一半篇幅，故尤须细读。秦汉以降，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陈先生将此项制度作为论述的重点而“备致详悉”，是因为“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十分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不应“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此外，陈先生作此安排还有一个好处，即礼仪在当时是一种专门学问，精通者甚少，在本书论及的各项制度中，其学术性最强，故其传承关系较为具体，受个人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将此作为全书重点，以描述魏晋以来文物制度之流变，最易深入，也最具说服力。读者于此书不可因礼仪仅为“空文”而忽视《礼仪》一章。

  以后各章多所阙略”，指“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等，则于后章不复详及，实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也”。掌握了《礼仪》章的内容后，对本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观点已有了深入的了解，读《职官》以下各章时便应注重于职官等项制度之渊源流变的特点。如《职官》章“要点”有二事：一为宇文泰摹仿《周官》改革官制之原因及其所改仅限于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二为唐代官制乃承附北魏、北齐、隋之系统，对西魏、北周之制承袭甚少。《刑律》章与礼仪、职官“略异者”有二端：一为隋唐刑律承袭北魏、北齐，所受江左影响只限于东晋、宋、齐；二为北魏刑律兼采山东、江左及河西所传汉魏晋律学。《音乐》章“所欲论者”只一事，即唐代“胡乐”主要来自北魏、北齐和隋，并非“悉因于北周”。《财政》章“主旨”有二，即唐代中央财政制度之“江南地方化”与“河西地方化”。

  《兵制》一章本题为《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已发表于史语所《集刊》，后略加增订收入本书，故其体例与其他各章不大相同，基本上仍是一篇独立文章。但本书有个基本观点：“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兵制》则是阐明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一章。隋唐的府兵制历来被认为是沿袭西魏北周之旧。这是后世史家关于隋唐制度渊源之旧说中最不易推翻的一种看法。陈先生于此创为异说，指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分画之界限，则在隋代”。而后期之“农合一”等特征原皆北齐之制，故隋唐的府兵制，其“名”虽沿西魏北周之旧，其“实”仍源于北齐。

  体裁方面需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叙论》第三段所说的，此书本为初学者而作，“其体裁若与旧史附丽，则于事尤便，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具体说来，此书行文基本上由史料、案语和结论三部分组成，且三者常常截然分开，先详细排比有关史料，必要时加案语，最后作出结论。这种写法不合今日习惯，特别是史料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不像现代史学论著的通行写法那样清晰具体，常使初学者感到困难。因此，阅读此书不仅要注意掌握案语和结论部分的观点，更要不厌其烦地仔细阅读所引史料，弄清陈先生究竟是怎样从这些史料中得出其结论的。这样作当然要费些气力，但对初学者不无益处。

  在史学研究的具体过程中，选题和搜集史料是两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考证、分析、论述等则是更为重要也更需水平的工作。这项工作通常是从排比史料开始的。这时我们所面临的往往是一大堆史料，它们所能说明的问题并非一目了然，只有当我们对这些史料进行整体的、细致的研究之后，方可得出正确、恰当、公允的结论。现代史学论著注重阐明观点和结论，引用史料大多经过严格筛选和删节，因此不能反映从排比史料开始的全部研究过程。陈先生此书则是从排比史料开始的。读者若以了解其观点和结论为目的，可能会有烦琐之感；若以学习其研究方法为目的，便会体验到其有益和方便之处。从陈先生所排列的史料中，我们可看到“旧籍之规模”，即史籍记载的原貌，而陈先生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又需细细思索方能得其要领。这一过程对初学者正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无异于在陈先生指导下进行一次史学研究的实际操作。

  总之，陈先生此书“为初学读史者而作”，并非全是谦辞，用心可谓良苦。故初学者当仔细研读，除了解三源说以及西魏北周的关中本位政策、魏晋以降“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南北文化之差异等重要观点外，更要揣摩陈先生的研究方法、治学风格和学术境界。

  本文摘自《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

• 谈简体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整理质量

  作者：2333 发布时间：2021-01-24 12:20:20

  按：陈先生著作简繁之争早已告一段落，现在或许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此事。超脱立场层面、情感层面的争论，简体横排的技术问题本身就比较复杂，具体操作需要格外谨慎。本文所谈即就此而发，其中或许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大致表达了对陈先生著作整理的思考。唯望能对陈先生著作更好、更准确的传播有所助益。（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

  2020年，陈寅恪先生的著作进入公版期，3月，译林出版社推出陈寅恪著作的简体横排版。该版甫一面世，争议便随之而来。争议的焦点是，陈寅恪先生当年曾明确要求自己的著作出版时“不要用简体字”，如今把他的著作整理成简体横排，是否合适。支持与反对的声音，读者自不难从各种报刊、新媒体中读到，笔者也不打算就此发表意见。这里想说的是，既然图书已经面世，我们倒不妨看看许多读者所关心的整理质量如何，如果校订精审、处理得当，简体横排版亦不失为一个可以参考的有价值的版本，也会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

  　　据《陈寅恪合集》的前言和补记，可知新版投入了很大力量保证质量，尤其在繁体字转简体字、添加书名号以及对底本的原标点作必要调整方面，“均耗时费力考籍核典，殚精竭虑决定取舍，以尽其意，以求准确”，其重视程度可以想见。从笔者读到的陈先生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来看，也确实如此，新版编者在编辑校对、装帧设计上都下了很大功夫，颇便读者，但同时，疏忽与失误的地方亦复存在。由于有些问题是在整理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有必要谈谈其中典型的案例，俾使陈先生的著作得到更好、更准确的传播。

  　　一、繁体字转简体字致误的情况

  　　第62页“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适，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缞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适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引语中的两处“适”应为“嫡”，宗法制度下指家庭的正支。陈先生原文为“適”，此字对应的简体字（或异体字）有“适”“嫡”等，据语义这里应为“嫡”。第180页“寅恪自唯学识本至浅陋”，“唯”应为“惟”，“惟”有“想，思考”义项，作此义项时不写作“唯”。第306页“一席只奉亦竭情礼”，“只”应为“祗”，“祗奉”乃敬辞，不作“只奉”。

  　　形近而误的问题也有多处。如第329页“前宜州刺史郑元壔已致仕”，“郑元壔”应为“郑元璹”，两《唐书》有传。“壔”“璹”二字读音不同，意思差别也大，一为土堡，一为玉器，想必没人愿意取名意为土堡的“壔”吧。第275页“崔祐甫，父河黄门侍郎”，“河”应为“沔”，其实上一页有引两《唐书》的《崔沔传》，稍一注意即可避免。另外如第100页“乙已”、第331页“丁已”，“已”应为“巳”；第138页，“俀国”应为“倭国”；第177页“为曰久矣”，“曰”应为“日”；第202页“陇西李嵩”，“李嵩”应为“李暠”；凡此种种，不待多举。

  　　另外，第111页“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尊周礼，无容违达此义”，“违达”不词，陈先生原文为“辄违”，不误。第111页“《周书》四三《苏绰传》”，“四三”当为“二三”。第215页“《旧唐书》二〇上《安禄山传》”，“二〇”当为“二〇〇”。

  　　二、因加书名号而致误的情况

  　　繁体竖排版印行的时候，就有读者提出意见，希望能给书中的人名、地名、书名标注符号。此次简体横排新版，整理者按照现代标点规范，相应添加了书名号，对读者来说是一个便利。但是书名号的添加是一项复杂艰辛的工作，同时也考验点校者的学术素养，尽管新版大多数地方都正确添加了书名号，但由于陈先生征引著作之广，语言习惯之独特，书中仍有一些疏忽的地方，现略举例加以说明。

  　　因书名号致误的情况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非书名的普通词汇加了书名号。如第32页“此节为《史记》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此节”即书中所引《周书》二三《苏绰传》一节，与《史记》实无关系，这里的史记就是历史记载的意思，是一个普通名词，不需加书名号。第97页“护性至孝，得〔母阎姬〕书，悲不自胜，《报母书》曰”，报母书是普通词组，与上文语意连贯，加上书名号后，句子反不顺畅，而且，原文《周书·晋荡公护传》并无母字，此处不知是否为编者径改，然无论是否加上母字，书名号都是多余。第117页“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引自《周礼·天官·太宰》，此处“六典”指六个方面的治国之法，并非如后来《唐六典》一类的书名。第177页“盖《中央亚细亚》发见之光宅元年婺州租布”，中央亚细亚在这里当作一个地理概念为宜，即上文发现婺州租布的AstanaCemetery所在地。第231页“又两《唐书·大亮传》俱言太宗从大亮之请，与《贞观政要》不合，鄙意《吴书》似得其实”，《贞观政要》作者吴兢，吴书指吴兢的著作，文中也就是指的《贞观政要》，无需另加书名号。

  　　第二种情况是漏加书名号，使得专有名词变成了普通名词。有些疏漏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如第10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59、260页“玉泉子”、第273页“旧唐书”，等等。但有些可能会引起歧义或影响文意，兹举较为明显的数例。如第21页“高堂生所传士礼亦谓之仪”，《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皆提到高堂生传《士礼》一书，《汉志》明确记载为十七篇；而《士礼》后世又称为《仪礼》，这里简称为《仪》，故二者应加书名号。第35页“裴《注》云：魏略以遇及贾洪……等七人为儒宗”，《魏略》，记载魏国历史的著作，三国魏郎中鱼豢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多引用此书，应加书名号。第49页“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易》《老》，《周易》《老子》的省称，应分别加书名号。第112页“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大风用典，指刘邦《大风歌》，当加书名号。第176页“《通鉴考异》依旧传作‘萼’”，“旧传”指《旧唐书·颜真卿传》，同样的例子还有第331页“旧志平州隋为北平郡”，“旧志”指《旧唐书·地理志》，都应加书名号。

  　　第三种情况是书名号的添加不规范或因对书名的理解不准确致误。前者多出现在书名篇名等并列存在的时候，因书名号的添加致使层级和逻辑欠妥。这种情况非常多，像《〈南齐书〉〈南史〉俭本传》《北史·隋书·裴矩传》《〈魏书〉〈北史〉程骏传》《魏书〈贺讷传〉〈高车传〉》《两唐书〈朗本传〉》《两唐书〈弼孙密传〉》《百官志〈序〉》等，稍一翻检，俯拾皆是。第123页《魏书/北史〈魏世祖纪〉〈高允传〉〈游雅传〉》，是这类问题的一个极端。其中的不规范，若细究起来，还可具体再分，这里不打算对此纠缠。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规范的现象，我想也是整理者的无奈之举。陈先生用文言写作，引用书籍既多又频，当连续出现不同的书名、篇名等而不加助词时，确实难以用书名号合理标注（要解决这个问题，或可用专名线）。因此，回头想陈先生当年要求“标点符号请照原稿”，如今看来不无先见之明了。说完前者，再说说后者，因对书名的理解不准确，而使书名或增字或减字的现象。如第96页“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亦已言及”，沈炳震书名应该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同理，第285页“《李栖筠》传”、第285页“《李相国论事》集”书名号外的文字也应在书名号内。第115页“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职官类《唐六典》条”，晁公武是作者，书名应该是《郡斋读书志》，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第214页《玄奘西域记》、第215《郭子仪雪安思顺疏》、第270页《康骈剧谈录》等。另外，第208页白居易诗名《李留守相公（李绛）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误为“《李留守相公（李绛）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第284页，韩愈诗名《永贞行》及《忆昨行》误为《永贞行及忆昨行》，则大意太过，实不应该。

  　　三、标点符号添加和段落划分不当的情况

  　　简体版的前言和补记都提到对底本的标点做了必要调整，就笔者阅读所及，其调整多属于语气缓急的处理，影响并不大。陈先生的古文语感绝对好过当下人，如非笔误，笔者认为可尽量尊重他的点读。因为，稍有不慎，不仅不能给读者带来方便，反而会带来困惑。如第71页：“至许善心驳皇后属车之数不应差降，请从宋制为准，则南朝旧臣以其所习为隋代制度之准凭。于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准凭”之后，语句尚未结束，“于此可见”实是紧乘上句而来，所以“准凭”后应用逗号，“于此可见”后用句号点断。第89页“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应为“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又如第130页“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赵郡王叡”指的是赵郡王高叡，从中断开后则形同二人。第140页“如传《序》略云：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这句是说丑胡、杂伎封王开府的人很多，“封王者”前面的顿号多余。第272页“牛党中以进士科出身者如李珏，则系出赵郡李氏；李宗闵则为唐宗室；而郑王元懿之四世孙，至党魁牛僧孺更是隋代达官兼名儒牛弘之八世孙”，“唐宗室”后的分号应为逗号，因李宗闵即郑王李元懿的四世孙，前后两句并列，紧密相承，不能断开。限于篇幅，现再举一例，第341—342页：

  　　（关于府兵制前期问题，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可不论，唯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制一点，恐读者尚持叶水心兵农分离说而不之信，请略举一二例证，以祛其疑焉。……二为戈本《贞观政要》二《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条（参《唐会要》八五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斯事今不能详论，仅略述大意，附注于此。

  　　这里所引一段，是陈先生行文中的说明文字，故用括号标注。该段的标点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前面半个括号保留了，而段落最后的半个括号却被无故删去。第二个问题是，因为这段说明文字里面又有括号标注的说明文字，所以，为了表明层次，段落前后的括号应以中括号为宜。而像整理者目前的处理方式，似乎没有准确理解这段话的性质和逻辑，徒然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障碍。

  　　关于段落的划分，这里稍稍提及。陈先生的写作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如其所说“略引旧史，稍附论释”，论语与引文交叉顶格排列，并没有严格的现代出版段落规范。本次简体版则根据文意自行划分了段落，以段首缩二字表示。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即原文中某些段落的分属有时比较模糊，独立与否或可两通，因此对于这样的段落简体版不管怎么处理或许都不致错误，但也正因如此，划分后究竟是否陈先生原意就难以知悉了。不过，像第71页“寅恪案：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又同书一一《礼仪志》略云”最后一句当另起一段；第228页“《新唐书》一四八《牛元翼传》”作为段首当缩两字格；第250页“（寅恪案：《通鉴》二一〇开元元年七月乙丑上皇徙居百福殿。）”一句说明文字当与上段接排；第304页“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非公允之论也”、第342页“据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之语推之”皆紧承上文，不需缩两字格；等等，则无可疑。

  　　该书后记在交代整理的原则时，有一条是“径改文字讹误”，因不出校记，已不易知整理者具体改了哪些，不过，就笔者阅读所及，底本存在一些陈先生笔误或手民误植的地方并没有在新版中改正过来，今一并述及，供读者以及该书的各出版者参考。第37页“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治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泰治”应为“泰始”，泰始是西晋武帝年号，陈先生该书1946年商务印书馆版即作“始”，不误。第54页“《宋书》六五《林骥传》（《南史》七十《循吏传·杜骥传》同）略云：杜骥，京兆杜陵人也。”“林骥”应为“杜骥”。第56页“其详当于后论都城建筑师中述之”，师应为节，二字应是繁体形近而误。第115页“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应为“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第121页“自余篇目条纲轻重繁简一治用梁法”，似衍治字。第128页“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甲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甲闻不词，应为申闻。第150页“元子孝与元欣同为魏朗宗室”，朗应为朝，二人同是元魏宗室。第230页“见《后汉书》四八《吴盖陈臧传论》章怀太子《注》”，《吴盖陈臧列传》应在《后汉书》卷一八。第273页“故对于此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传处于中立地位，既自可牛，此李宗闵之所以为牛党也，亦复可李，此李回之所以为李党也”，传似应为转，作副词，表转折，用例如《诗经·小雅·谷风》“将安将乐，女转弃予”，第283页“公允之程度虽有可议，而其纪内廷宦官之非属一党及压迫顺宗拥立宪宗之隐秘转可信赖”，其中“转”的用法与此相似，益可证明。

  　　对于简体横排版的出版初衷，整理者在后记中说：“本《合集》以‘经纬陈寅恪，走进陈寅恪’为编选宗旨，以为‘更多读者接近陈寅恪，阅读其著，体悟其思’提供好版本为目的。”陈先生的著作是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值得我们守护和传承。做成简体横排，在形式上更加贴近一般读者，思路是很好的，只是具体操作还需更加谨慎，不能以增加更多文本问题为代价。《陈寅恪合集》共计九册十种，至少就笔者阅读到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来说，整理质量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希望再版时能够予以修订改善。

  　　（本文参考的繁体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版为主）

• 关陇集团与隋唐政治史的演变

  作者：小迷糊豆 发布时间：2018-10-15 16:04:29

  此书是陈寅恪先生的传世之作，阅读难度不小，建议先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了解关陇集团的界定与描述，以及先生治学的关注点，再读此书，则事半功倍。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讲隋唐制度“近因齐隋，远祖汉魏”，宇文泰所鸠合的关陇集团在精神上很快抛弃了阳缚周礼的关中文化，转而移用北齐、南朝的礼乐律令，礼仪则是文化最直观的物质体现，因此从礼仪入手，论证关陇集团成型后不久在文化与精神上就与南北朝时期的汉化趋势汇为一脉，脱离了六镇起义以来的胡化色彩；在民族融合上，关陇集团之定型标志最后一批鲜卑部（即六镇军人）也卷入了北方民族融合的洪流中，最终沙石澄清，尘埃落定，几百年来浩浩荡荡的民族融合完成于关陇集团之手。

  创建隋唐的关陇集团已是事实上的汉族统治集团，在文化上虽然不同于宇文泰草创之时的设计，但仍延续着成员之间的认同，重要成员与李唐王室达成了政治合作与权力平衡。关陇集团之升降带来的唐代统治人群的转变及权力重组，是把握唐代政治史演进的总体线索。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部分结尾将唐代政治史的线索和盘托出：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陇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侯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瞾，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望消灭西魏唐室之势力，遂开始实行破坏此传统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瞾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及其身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弊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中国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拾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将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限。”

  寥寥七百余言，概述了以关陇集团为中心概述了唐代政治史的线索，先生笔力之深，真令人叹为观止。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诸论文、著作读后感

  作者：ギリシアの幸子 发布时间：2019-05-25 21:29:36

  （大二的头一篇严肃的读书报告，写得很啰嗦。）

  何以安史之乱之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陈寅恪先生认为因为隋唐继承了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安史之乱之前、“关中本位政策”还未崩溃的时候，“举天下不敌关中”故可以“居重驭轻”

  [1]

  。因此地方政治革命向来只有被中央扑灭的命运，而中央政治革命一旦在关中取得成功，便可以统御天下。对此我的理解是，关中本位政策决定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而这个统治体系的特点和设置已经决定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而中央政治革命改变的不是这个体系，只是高层的人事，因此新的中央照样可以统御天下。

  中央政治革命亦何以成功与失败？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央政治革命之关键在于控制皇帝，控制皇帝意味着要控制宫城。陈寅恪先生分析了长安城南北军设置之特殊性，以及玄武门之险要地势，详引自高祖、太宗、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指

  出革命胜利的关键是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

  在分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时候，陈寅恪先生通过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这一新材料，发现了在事变之前，李建成、李元吉也试图对玄武门进行控制。这一发现，纠正了长久以来的成见，是不小的收获。对于敦煌写本的使用，先生说：“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在玄武门考证中，先生正是运用了伯希和的敦煌文献。

  陈寅恪先生将唐代都城建制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考虑，确有高人之处，这种

  以小见大的治史方法

  对于后学尤具启迪作用。唐振常先生对“玄武门系成败之机”的评价是：“宫城北门，初视之，似无关宏旨。北门之得失，不过战争之失地与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关乎政治革命成功与失败这样一篇大文章。”

  对于“玄武门学说”的补充有不少，我目前所读的有两篇论文：孙英刚老师的《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和吴宏岐老师的《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孙英刚老师从唐前期的宫廷政变中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就是宫廷政变始终围绕着“一君二储三方”进行，因此继承方的集团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控制或杀死在位者；二、消灭另一继承者。如果只完成一项，必遭失败。如此一来君主和另一继承者，他们的居住地点就成为重点袭击对象

  [2]

  。吴宏岐老师则是将宫廷政变的范围从洛阳长安的宫殿扩展到了行宫。他指出隋和唐初期，皇帝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处，使得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的政治中心，而这种长时间的临幸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

  [3]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对于陈寅恪先生的扩展。

  在讨论完玄武门与中央政治革命的关系之后，

  陈寅恪先生又论唐代皇位继承之不稳定性

  。唐代皇位的不稳定从高祖时就开始了，新旧君交接之时，辄有政变发生。其中不乏像李世民、李隆基这样功勋卓著的，但是他们的践位都是一波三折。其中李隆基之前就有把自己的父亲推上皇位的大功，后来又得以监国，并受内禅，就是这样其皇位也依旧不安定。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好被铲除。至此李隆基的位置才算坐稳，皇位交接才算稳定下来。从此可见唐代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是多么的厉害。

  这一现象到了肃宗的时候有了新的变化。

  肃宗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分兵北上，在灵武自取皇位，因此开内禅之外又一新途径。同时宦官李辅国又有戴翼之功，又特创后来阉寺废立储君之先例。

  到了肃宗驾崩，张皇后试图用通过宫闱政变方式来取得皇位继承权，却因李辅国支持太子的原因，终以失败结局。

  至此又一新变化出现了：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权柄，遂告终结，而皇位继承制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而阉寺当中存在不同的党派，阉寺之党争在后来成为了唐代中央政府的枢机所在。无论是外朝士大夫的牛李党争还是皇帝的废立，无一不是阉寺党政的附属品、派生物和在不同层面的投影罢了。

  之后，陈寅恪先生开始了关于党派分野的论述。首先要分析中央政府各个层面的组成。陈寅恪先生将其分成了两个大领域，一是外朝，一是宫内。

  对于宫内的分析是比较简单的，在武后之后、代宗之前，宫中女后的政治势力是比较大的，

  到了代宗之后，女后被排除到政权之外，操纵宫内的唯有阉寺了

  。阉寺当中也有不同的党派，而这些党派的纷争在皇位交接之际最能体现。

  阉寺的势力远不止宫内，外朝的士大夫往往会附会阉寺，因此也会因为附会的阉寺党派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党派，其中以牛李两党最为典型

  。阉寺之所能能够操纵中央权柄，肆意行废立之事，陈寅恪先生并未给予明确说明。我简单复述一下当下学界观点。

  宦官的权力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神策军的掌握，而是出任地方藩镇担任监军。在此主要讨论阉寺对神策军的控制。

  在代宗幸陕州时，已经掌控了神策军的鱼朝恩“举在陜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代宗返回京城，“朝恩遂以军归禁军，自将之”。

  [4]

  自此，神策军逐渐成为禁军的一支，并在日后逐渐成为禁军的主流，成为唐王朝在军事上的主要支柱。唐王朝在长安城原本有南北衙禁军，南衙禁军有十六卫，负责宿卫京城，属于宰相掌管；北衙是守卫宫禁北门的禁军，是皇帝直辖。原本北衙的军队实力就比南衙强。到了后来府兵制破坏之后，南衙十二卫的来源已经枯竭。经过安史之乱，十二卫名存实亡；至此北衙禁军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北衙禁军的配置是不断改变的，到了德宗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北衙左右十军，而其中以神策军最盛。神策军在早期除了鱼朝恩以外，并不由宦官统领。

  但到了贞元二年，德宗设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用来赐予宦官，自此宦官逐渐掌握了神策军

  [5]

  。

  而且神策军的待遇优厚，还通过收编作战能力较强的方镇军和边军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6]

  。在唐中后期，强力的神策军成为了中央政权的支柱，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到：“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位。”

  [7]

  神策军在遏制吐蕃、南诏等外族，和镇压藩镇的方面为中央立了功劳。

  因此要一体两面地看待神策军：一方面是皇帝亲信掌控的武装力量，可以护卫中央，而无割据之威胁；

  另一方面，阉寺掌控着中央所能控制的所有军队，进而导致了宦官专权，擅行废立。

  这样的史事，不得不让我联想起了北周的宇文护，“自太祖（宇文泰）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

  屯兵禁卫，盛于宫阙

  。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

  [8]

  。通过把持禁军，使得整个京城的无论是公卿百官还是皇帝都成为圈中的羔羊，从而得以掌握绝对的话语权。运作的机理何其相似。我认为这种机理仅仅能在“内重外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不然地方势力很容易就能护驾中央，粉碎阴谋。

  对于外朝的分析，陈寅恪先生将目光聚焦于士大夫当中两个阶级的矛盾、互动。一个是山东旧族，一个是新兴文辞科举阶级。山东旧族是自魏晋、北朝以来一直存在的，此前一直被压抑，到了武后、玄宗时才得以重新实战手脚；而文辞科举阶级则是自高宗、武后时开始兴起的。以上两个阶级的争斗成为了唐朝中后期朝堂上的主旋律，而唐初的朝堂则是近乎“关陇集团”一统天下。

  对于“关陇集团”，陈寅恪先生极为重视，《述论稿》中写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因此首先要了解先生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因此理解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中已经提出了“关陇本位政策”

  [9]

  。对于《略论稿》中的“关陇本位政策”和《述论稿》中的“关中本位政策”这两个名称的讨论，可详见李万生老师精彩的研究

  [10]

  。简单来说，二者意义上是等同的。陈寅恪先生在《述论稿》中使用“关中本位政策”这一术语，仅仅是出于讨论唐代历史的方便。

  “关中本位政策”政策的的目标是要组成一个统治集团，进而让这一统治集团来维护这一政策和推行这一政策的政府的统治

  [11]

  。

  这一统治集团便是“关陇集团”。因此政策先于集团，政策创造集团，而这两者的缔造者则是北周的宇文泰。对于宇文泰创始政策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说到：“其（宇文泰）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不如其东南二敌（高氏、萧氏），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统一厉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

  [12]

  。

  西魏在关中立足之后，俨然是一个外来政权。外来者是鲜卑军人和胡化了的汉族军人。

  这批人主要有三批：宇文泰接受的贺拔岳以六镇中武川镇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收编了的侯莫陈悦的军队，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跟随李弼投诚的万余人；永熙三年跟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劲旅、“六坊之众”。

  从种族来看，这些外来者基本上是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化的汉人其实可以将其视作鲜卑人。

  陳寅恪先生指出：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13]

  这也是为何汉人出生的高洋却自视鲜卑，源师本出鲜卑却被目为汉儿。

  鲜卑的外来者来到一个新环境，他们面临着内外两重威胁。

  对内的话，要争取当地的支持，尤其是关陇地区世族大地主的支持。联想历史，宇文泰入关正如带着荆州人士入川的刘备，势必要谋求与益州士族的合作；带着淮泗军事集团入江东的孙氏，要通过先强硬后怀柔的方式，争取与江东大族的支持

  [14]

  ；带着中原人士南渡的王导，要争取江左势力的支持

  [15]

  。

  对外的话，宇文泰在面临着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强大的高欢的威胁的同时，也面临着江左梁氏带来的意识形态——文化正统——上的威胁

  [16]

  。

  这一内外困境不仅仅是宇文泰面临的，连高欢也是如此：

  高祖（高欢）曰：“弼（杜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17]

  因此宇文泰急需解决的是推行一系列政策，以

  加强军事实力；笼络关陇士族，使其与入关之军事团体结成一牢不可拔的共同体；创造一独特的意识形态

  [18]

  ，争取文化话语权

  。陈寅恪先生将这些政策总结为“关中本位政策”，并将其分成两大类：关陇物质本位政策和文化本文政策。：

  宇文泰的办法是：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鲜卑部落旧制，建立

  府兵制度

  ；广募关陇豪右、籍六等之民以增军旅；改易西迁关陇地区的山东人的郡望为关内郡望；府兵将领（及其士卒）改从鲜卑姓，并使之与土地结合。宇文泰

  比附周官之文

  ，是要把自己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都区别开来；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

  关陇集团

  。

  [19]

  关陇本位政策中物质政策是主要的，文化政策为辅。文化政策的话，“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内容是上拟周官的古”

  [20]

  。

  府兵制是关陇物质本位政策的关键。府兵制一方面是为关中政权提供了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府兵制有构成了一种分享政权的手段。

  府兵制的建立是在大统八年

  [21]

  。此时关中政权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入关之鲜卑人，但是随着与高欢的战争消耗，尤其是大统九年的邙山之战后，鲜卑兵员的损失巨大，兵员补充越来越困难起来了，因此宇文泰不得不从汉族人中吸收兵员

  [22]

  。可见府兵制之建立和改进，直接目的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但是应该注意到，府兵制绝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在府兵制中的改姓、该郡望和后来的赐姓，都是塑造一团结的统治集团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其中对于改郡望和赐姓者两个步骤，在上编《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升降》有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王室附会与陇西李氏，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因此府兵制应该是“军事-政治制度”。

  这一制度要塑造的是一个将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紧握在手中的统治集团

  [23]

  。这一统治集团的核心其实是很有限的，是那些参与西魏、北周建立，与宇文泰出生入死的那些人，

  具体来说应该是西魏大统十六年以前形成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这是宇文泰时期的关陇集团。

  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的时候依旧奉行着“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依旧是统治阶级的核心力量，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因为武氏并非是关陇集团的一员，所以对其打压、拆分，到了玄宗时期关陇集团彻底崩溃。但是对这一说法反对的挺多。首先是隋唐的时候是否存在关中本位政策这个问题。岑仲勉、韦其勒先生都认为太宗时候并不存在所谓的“关陇集团”；黄永年先生则认为最迟到隋炀帝时候，关陇集团就已经不存在了；韩昇先生则跟进一步，指出隋文帝时期关陇集团和关陇本位政策便已经开始动摇了。

  [24]

  因此就我来说，我更倾向于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适用于西魏北周这一割据、争霸的时期，而不适用于隋唐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作为“关中（陇）本位政策”的物质基础的府兵制，在宇文泰时期和隋唐时期，其内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隋文帝开皇十年，颁布诏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宇文泰时期的兵农分离使得士兵成为了一个特殊阶级，而到了隋初兵农合一，这一特质就消失了。因此物质基础的消失，也决定了在隋唐时期旧的政策就已经难以维系了。现在对于“关中本位政策”理论的修复，主要是扩大“关陇集团”的范围。11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关陇集团”说的适用性,但由此也大大降低了该学说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其次，说武则天因为不属于旧统治集团而对关陇集团进行打压，是不合史实的。岑仲勉先生指出：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

  [25]

  因此我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关陇本位政策”理论的提出，有其精华和启发之处，

  但绝不应该局限于此套框架中，从而削足适履

  。

  回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先生认为，在武则天的打压下、加之府兵制的崩溃（见附一），关陇集团在玄宗时便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紧接着，新兴的科举阶级和旧士族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中央政治舞台，现在分成台前和幕后。在台前，外朝士大夫们作为演员，分成了牛李两党，相互斗争；在台后，作为导演的阉寺们，一方面操纵着剧场老板——皇帝——的废立，另一方面影响着前台的演员。幕后的导演们自己也分成派别，而演员们通过依附不同的导演派别，来为自己争取资源。因此在唐代中央这个大剧场里，作为导演的阉寺，俨然成为了最高的话语者。

  那么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划分士大夫为两个派别的那条界限是什么呢？我尝试着归纳了一下先生的论述：士大夫自身的品德涵养和个人选择。

  陈寅恪先生认为，在唐代初期关陇集团压制着魏晋北朝以来的旧士族（山东集团），武则天时候锐意进取，打压关陇集团，同时推重科举，借用出了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来摧毁关陇集团对于中央政权的把持。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把持中央政权的便成为了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和过去被压制的山东旧士族。前者形成了牛党，后者形成了李党。

  牛李两党党争的实质，是新旧阶级之间的斗争

  ，士大夫在党中必须从属于一个阵营，不然难完其身。

  看中经学、重视家风礼法的士人属于李党，看中科举之途、推重诗词文章、浮华放浪的属于牛党。

  李党中也有平民出身，靠科举入仕的；牛党中也有士族出身，品德堕落、丧失门风的。因此划分的标准不在于出身，而在于个人的选择和品德涵养。但是牛李两党各自依附于不同的阉寺集团，因此两党的胜负要看的是后台老板的力量对比。值得关注的是，

  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了宪宗朝以来，李党主张用武力削平藩镇，而牛党则反对用兵，对削平藩镇持消极态度这一两党政见上的不同。

  但是先生没有明确指出这种政见的不同因何产生。如果将其归因于阉寺集团政见不同的话，先生也没有指出宦官产生不同的政见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一个遗憾，但也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空间。

  牛李党争表面形式化在宪宗之世，此后党争愈演愈烈，两派交相执政，武宗朝李党最盛，宣宗朝牛党最盛，宣宗之后党争逐渐泯灭。

  至于泯灭的原因是因为作为党争的基础——阉寺党争消失了。阉寺“合为一片”，促使了外朝士大夫也生成了一种团结的自觉意识，至此出现了阉寺与外朝士大夫争斗的新格局。

  如何除掉阉寺？摆在皇帝和士大夫面前的有两个方法：一是在中央凭借士大夫和皇帝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政变；二是引入外力翦除宦官。宦官掌控兵权，所以一方法难以成功。因此唯有引入外力可行。因此“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崔胤矫诏，引朱温入京，士大夫与阉寺“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

  以上便是陈寅恪先生对于中央政治斗争与党派分野的看法。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讨论。就牛李党争而言，首先将牛李两党与新兴科举阶级和旧士族一一对应是否得当？岑仲勉和砺波护两位先生对于牛李两党成员的出身进行了统计，其中砺波护的统计更为详细。

  二者均得出结论：牛李两党在构成上，并没有特殊的异质性。

  就实证的角度来说，我跟倾向于岑仲勉和砺波护的结论。其次，对于牛李党争的考察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陈寅恪先生将重点放在了新旧两个阶级的对立上，这也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对于两党构成上的判断。

  而胡如雷先生则是将重点放在了藩镇问题上。

  其实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了两党在对藩镇是主战还是主和这个问题上有分歧，而胡如雷先生则是对这个分歧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当时的地主阶级由“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和“中小地主阶层”三股势力组成。其中“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在地方的代表是藩镇，在中央的代表是牛党；而李党则是“公卿、显官集团” 和“中小地主阶层”的代表。这也就解释了两党的政见不同的原因了。

  至此我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编《中央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为主干，自主梳理了陈寅恪先生对于唐代政治的总体看法。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不停地翻阅原文，重温了书本内容，同时对于其中陈寅恪先生没有详细讲述的部分，通过翻阅其他论文、著作（主要是王仲荦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的方式，进行了知识上的补足。最后对于先生的一些理论创见——主要是“玄武门理论”、“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理论、牛李党争——进行了学术前沿的跟踪。因为时间和能力的有限，导致了我的读书报告一定存在许多疏漏和错误，希望老师谅解。但是这次的阅读经历和书写经历，着实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上编《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升降》和下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我认为主要是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上编提供了一个种族与文化的研究视角，用这个视角来看唐代河朔地区藩镇割据。下编则是提供了一个——我看来——“全球史”的视角。这个视角强调的是交互，而非国别的独立。

  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原因，本篇读书报告就此结尾。每每思及要浪费老师的时间，来看这将近一万字的毫无新意、创见的废话，我都羞愧不已。但是无法否认，这就是我目前的学习成果。

  附一 府兵制的崩溃

  到了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了起来，均田制成为了府兵制的经济基础。但是不久府兵制就开始崩溃，崩溃的原因有以下几条：一是均田制的难以维系，到了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受田很难足额，有些府兵户除了保有二十亩永业田以外，连一亩口分田也分配不到，这样，他们的经济就逐渐衰颓下来，即所谓“ 浸以贫弱"了

  [26]

  ；二是唐朝长期的作战，一方面使得兵员的消耗难以得到补充

  [27]

  ，另一方面使兵役时间的加长

  [28]

  ，劳动力长期离开土地而导致田地荒芜

  [29]

  ；三是府兵地位的下降

  [30]

  、赏赐不行，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兵

  [31]

  。

  府兵制原本作为“居重驭轻”的关键，它的崩溃导致了中央难以保持对地方的绝对优势。

  这一点影响可以参见上编。在上编中陈寅恪先生考察地方势力的时候，尤其关注其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他认为河朔地区在胡人迁徙、定居的影响下逐渐渐染胡风，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而这一社会文化与以长安为中心的科举汉化文化形成了两极对峙的格局。对于种族、文化的关注，使得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唐代中后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割据。

  [[1]]《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八唐紀四十四建中四年八月條

  [[2]] 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M]∥荣新江.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3-287.

  [[3]] 吴宏岐.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101-106.

  [[4]] 《新唐書·兵志》

  [[5]]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86-487

  [[6]] 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兼与齐陈骏、陆庆夫同志商榷[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1):94-99.

  [[7]] 圆仁著,白化文、周一良、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461.

  [[8]] 《周书·晋荡公护传》

  [[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45

  [[10]] 李万生.说“关中本位政策”[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04):19-32+159.

  [[11]] 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兼与齐陈骏、陆庆夫同志商榷[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1):94-99.

  [[12]] 陳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聯書店:198.

  [[13]] 陳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200.

  [[14]]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J].历史研究，1992(01):70-89.

  [[15]] 陳寅恪.述东晋王導之功業[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6(01):163-175.

  [[16]] 《北齐书·杜弼传》记载高欢曾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条记

  载说明了南朝始终存在的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来自文化正统的地位，而这种文化地位又可以产生政治上的向心力

  ，而这种吸引力对于高欢和宇文泰政权始终是一个威胁。正如在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组建了伪政权之后，蒋介石欲将汪精卫杀之而后快，对于蒋介石来说最大的威胁是汪伪政权作为一个“正朔”所带来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将会给重庆政府内部带来分裂。一系列国民党高官的奔赴南京，和北方士大夫遥望江左一样，都会给政府带来裂痕。

  [[17]] 《北齐书·杜弼传》

  [[18]]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1987:第十九编第二节：“如果要与高欢抗争，一则须顺当时鲜卑反对汉化的潮流，二则要有异于高齐的鲜卑化、西胡化，采取汉化的政策。”我认为前说反对的汉化，是指反对北魏式的汉化；后面采取的汉化政策是指吸收汉族文化，但同时又有所创新的文化政策。

  [[19]]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第十九编第三节、第二节.

  [[20]]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21]] 《北史·文帝纪》：“（大统）八年三月，初置六军。”

  [[22]] 《周书·文帝纪》称：“邸山失律，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23]] 《周书·孝闵帝纪》：“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

  [[24]] 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72-79.

  [[25]] 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十八节: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M].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月:187.

  [[26]] 同时作为封赏的土地也没法按额度分配，如《唐开元九年帐后户籍残卷》（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八七七号）中的曹仁备，他的勋官是上柱国，应受田（包括勋田）共三十一顷八十一亩，实际只受到六十三亩。

  [[27]] 唐高宗咸亨元年，唐军攻吐蕃，大败于大非川，死者十余万。仪风三年，唐军十八万，又被吐蕃击败于青海边。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唐与契丹战于平州砍石谷，唐士卒死者数万。神功元年，唐与契丹又战于平州东砍石谷，唐将士十七万人，死亡殆尽。

  [[28]] 《资治通鉴》开元十六年：“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杜甫《兵车行》：“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自还戍边。”

  [[29]] 杜甫《兵车行》：“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30]] 《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借姻亲之家，为僮仆执役。”

  [[31]] 《新唐书· 兵志》：“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

• 最好的纪念就是好好读书

  作者：小宝 发布时间：2009-09-14 23:55:21

       今年是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好好读书，特别是细读陈先生的著作。

      十三岁开始到日本留学，一生留学二十几载，精通语言二十几种，手中却仅握复旦公学的文凭，当初梁启超推荐其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时，梁任公对校长说，我可以说著作等身，当却比不过陈寅恪三百言。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史学家的评论之高无一能企及陈先生，可以说陈寅恪把隋唐得研究推向高峰，前无故人，后有来者？陈先生是中国人的骄傲。他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学术的最高追求，更是上升为吾民族之精神。

       陈先生一辈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著作要繁体竖排出版，并且都是文言文。与他坚持的文化观相反，他生活上，却喜欢吃牛奶、面包等，自称真正全盘西化的人。佩服！！！

       读先生著作总能在常见的史学材料如《资治通鉴》等，发现不同的东西，发千人所未发。当前的民族问题，文化同化等问题亦可以找到答案。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最好的纪念是好好读书，尤其是历史著作。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