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epub 免费 在线 网盘 下载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内容简介：在盟军轰炸德国期间，文化珍宝的损失比家园的毁灭更让希特勒痛心疾首。希特勒的幕僚对这个事实大加宣扬，因为他们相信，这会让大家看到希特勒感情丰富的一面。如果不理解沃尔夫·勒佩尼斯所谓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便不可能理解这种思想。

这部作品讲述了灾难性的德国习性：认为文化成就具有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并将文化想像为政治的替代物。作者考察了这种倾向如何对18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德国人对文化的迷恋、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崛起的原因之一，并且持续困扰着德国与欧洲邻国及美国的关系。

这本书由一篇篇关于知识分子的小品文组成，歌德与托马斯·曼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书中也有对其他人物的精彩评论，包括诺瓦利斯、惠特曼、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等。

导言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

一 文化：

崇高的选择

衰减的特性

冷漠的政治观

德意志精神与德意志帝国

二 从共和到流亡

托马斯·曼的政治观念

法西斯主义的美学魅力

艺术与道德

流亡与移民

三 诺瓦利斯与惠特曼：

德国浪漫主义与美国民主

没有歌剧的国家

约瑟在美国

德国的民主

爱默生的舵手：

贝多芬与贝蒂娜

四 德国文化在国外：

失败中的胜利

美国精神的封闭

面临危机的德国精神

平静地告别欧洲

五 法德文化之战

两次革命

“流亡”的歌德 “文化战争”的根源

社会学史上的谜团 文化使者：哈布瓦赫

逐出柏林 哈布瓦赫之死

奇怪的失败

知识分子的抵抗

德国革命的局限性

六 德国本土文化：

道德的崩溃与智性的崛起

德国的浩劫

文化的复苏

内心的流亡

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流散

七 典型的德国人：

浮士德与墨菲斯托

民意调查中的歌德

1945年之后的歌德

八 德国的再统一：

知识阶层的失败

文化的卫士

东德知识分子的灾难

知识分子的悲喜剧

九 伪文化：

中欧的终结

欧洲：梦想与官僚

文化胜过权力

十 反讽与政治：

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

热爱美国的欧洲人

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

欧洲侏儒与美国巨人

美国历史的反讽

十一 统一后的德国：

寻求道德典范

文化与现实政治

政治问题的文化出路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沃尔夫•勒佩尼斯，2006年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他曾任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1986－2001），现在是该学院的终身教授。勒佩尼斯也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数年。勒佩尼斯著作等身，且定期为德国国家级报刊《世界报》撰写文章。代表作有《忧郁与社会》（1969）、《社会学史》（1981）、《欧洲知识分子的兴起与衰落》（1992）、《文化与政治》（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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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内容简介：在盟军轰炸德国期间，文化珍宝的损失比家园的毁灭更让希特勒痛心疾首。希特勒的幕僚对这个事实大加宣扬，因为他们相信，这会让大家看到希特勒感情丰富的一面。如果不理解沃尔夫·勒佩尼斯所谓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便不可能理解这种思想。

这部作品讲述了灾难性的德国习性：认为文化成就具有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并将文化想像为政治的替代物。作者考察了这种倾向如何对18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德国人对文化的迷恋、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崛起的原因之一，并且持续困扰着德国与欧洲邻国及美国的关系。

这本书由一篇篇关于知识分子的小品文组成，歌德与托马斯·曼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书中也有对其他人物的精彩评论，包括诺瓦利斯、惠特曼、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等。

• 作者： 示播列 发布时间：2013-12-24 11:43:02

  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文艺青年们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 作者： HestiaGnade 发布时间：2012-01-11 12:16:34

  好玩的书....留着写长评

• 作者： 胡桑 发布时间：2018-09-25 08:24:33

  对中国知识分子同样适用。

• 作者： ✨Lachesis 发布时间：2011-04-18 12:11:09

  与法国的关系成为了爱恨纠结的历史。

• 作者： 奥兰多 发布时间：2010-09-20 09:05:50

  个人觉得可以和以赛亚柏林的书结合起来读，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起源分析得很精彩。

• 明知不可，而为之

  作者：sogdiana 发布时间：2010-07-24 19:45:40

• 致命的深度

  作者：光荣与梦想 发布时间：2013-01-23 14:53:36

  在新近出版的《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里，徳裔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给出了一对颇有意思的命题：一条来自沃维格纳的前浪漫主义宣言（“伟大思想来自人们的心灵。”），另一条则来自法国作家瓦莱里（“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是那些与我们的感觉相悖的思想。”）赫希曼引述尼尔斯·波尔的分类，将前一种命题视为“简洁明了的真理”，后一种则被视为“深刻的真理”。[1]赫希曼的例子，多少道出了当今时代的文化特质，较之于沃维格纳，瓦莱里的洞察可能因他的“深度”更得人心，因为有深度的东西总是好的。

  然而，深度未必是好的，这个常识值得反思。尽管知识分子们正齐声谴责这个时代的“去深度化”，但“深度”从未淡出时代，失去它的魅力和市场。“深度”是诱人的，即便肤浅之人也会对深度表达敬仰与崇拜。人们深知阅读需要深度，写作需要深度，甚至感到为人也需要深度；但对深度为什么重要，深度能够做什么，知之甚少；更没有觉察到深度正扮演着巫师的角色，强烈地腐蚀着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乔纳森·卡勒说，“如果它们果真非常极端的话，对我来说，它们就更有可能揭示出那些温和而稳健的诠释所无法注意到或无法揭示出来的意义内涵。”[2]对于这种言论，波普尔很是不屑：“十分遗憾，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等，传统上把使简单事物显得复杂、浅薄的事物显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们合法的任务。”[3]

  作为洞悉事物本质的“深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追求深度又有什么不好吗？思想的深度又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深度之国”的德国无疑是绝佳案例。这个以“深度”著称的国度曾经发生的大屠杀迄今令人困惑。德国当代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近作《德国历史的文化诱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中指出，德国式深度具有致命的局限。这种深度在使德国成为文化巨人的同时，却导致了其在政治上的侏儒化；使其在整个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先于现代政治的实践，对本土文化的迷恋多于对普世文明的接受，对思想深度的崇拜高于对政治正义的关注。这种德国式的深度，或许是解释德国历史教训的另一条路径，也能帮助我们澄清当代文化中一些令人不解的问题。

  文化与政治的断裂

  没有人会怀疑在世界的思想版图中德国文化的地位。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都少不了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要说德国思想自18世纪始引领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并不为过。在思想的深度与原创来看，德国的确展示出它的卓越。不过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德国式的深度是以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断裂作为代价的。德国人对思想文化极为狂热，却对现实政治实践极其冷漠。“我坚持认为，对文化成就的过高评价，以及‘对政治表现出奇怪的冷漠态度’，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其表现程度也比在其他国家要强得多。”[4]沃尔夫·勒佩尼斯作出上述判断。

  这种在文化上的狂热和政治上的冷漠，在二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据说当时对希特勒和大多数德国民众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战争中大型住宅军事设施被摧毁，而是伟大的艺术作品遭到了损毁，最悲哀的不是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三万人在空袭中丧生，而是这座城市作为艺术象征的圣母教堂被夷为平地；“真正的灾难是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的宫殿、巴洛克的城墙和中世纪的街道全部成为废墟。”[5]在战场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士兵有着德国士兵那样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据说他们的背包里塞着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的作品[6]，他们的飞行员能够以古典音乐作为军事指令，毫厘不差地赶赴目的地，这些有着如此高雅艺术品位的战士，毫无反思地忠实执行着领袖发布的命令。这些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7]。

  这种德国特有的现象挑战了我们原先既定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有深度的就是好的，追求深度能带来政治清明与社会正义。恰好相反，深度竟然还极其丑陋且反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了。

  不过该问题在德国史上由来已久。同为启蒙运动，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地区也呈现出与英、法启蒙运动截然不同的诉求。文化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指出：

  法国方面，他们在对抗教会和国家时，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和合乎人道之刑法的创制，还有特别重视‘迷信’的破除。在英国，特别是从事文学活动的人，他们反而非常满意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在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则显得相当孤立，也很无能，甚至几乎毫无政治色彩。[8]

  德国启蒙运动仅仅是文化思想层面的，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当时就有人说，现代英国首先思考的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话，现代德国首先思考的却是国家的权威与尊严。这是“一个永远需要‘殿下’‘阁下’等辞令不绝于口的国度”（伏尔泰语），这是“欧洲最具奴性的国家”（莱辛语）。尽管是德国人康德为启蒙运动作了最为深刻的阐释与总结，但他本人亦常常迫于德国的政治环境而难以做到“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于是，思想归思想，政治归政治成为了德国历史的宿命，也成就了一种特别的深度。因为这种深度是在对政治的冷漠与清高中产生的。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K. P. Fischer）指出，德国的思想从不触及政治，他们的思想家把“自由看成是路德宗所谓的个人精神的自由，一种自我发现的精神过程，与外部必须严格服从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瓜葛”，他们只是“预想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美学和精神层面上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却忽视了改变政治体系的重要性”。[9]此后的19世纪，席勒以及德国浪漫派着手以文化取代政治。席勒的审美教育的初衷是走向现实政治，却最终落实于审美超越。尼采思想中的反政治倾向更为之推波助澜。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繁荣必将以政治上的失意为代价，文化与政治共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政治病榻上，一个民族通常自动年轻化，重新找到它的精神，这是它在对权力的追求和维护中渐渐失去的。文化的最高成就应归功于政治上衰弱的时代。”[10]为了某种文化上的深度而不惜付出政治的代价，这在德国已成共识。

  文化与政治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最终结出魏玛共和这样的畸形果实。在文化艺术的创造上领风气之先，在政治上却疲弱不堪。从德国政治家到知识精英再到普通民众，德国人的政治能力却又贫乏得让人震惊。他们不屑于琐碎的政治事务，却每每为极端主义的美学魅力所诱惑；他们对宪政民主的厌倦最终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希特勒终让他们以某种美学的方式参与到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政治狂热中去。但问题是这种深度背后的冷漠与清高，又如何跟另一种狂热的政治走在了一道呢？那些有深度的思想家既然这么不屑于政治，又如何最后又晚节不保了呢？

  现代性与德国性

  的确，美学趣味会让人对现实政治产生极大的厌恶。据说，许多追随希特勒的知识分子在罗姆大屠杀发生之后，与纳粹政权分道扬镳。但论及原因却令人惊讶：“令他们不可忍受的倒不是他们发现纳粹的杀人小队在清除‘二次革命’的危险时的残忍行径并不合乎律法，更多的是因为这种行为毫无品味。对于这些同情者来说，形式要比内容重要的多。纳粹的罪行在他们心中激起的不是道德恐慌，而是美学失望”。[11]问题在于，审美能够指引人走向正义，那么它会不会同样带人走向邪恶呢？当希特勒的屠犹变得“精致”，国家社会主义呈现出美学品格的时候，他们又该如何抉择呢？法西斯美学也同样迷人的很，苏珊·桑塔格曾为此专门撰文讨论了女导演里芬斯塔姆。

  很多人希望以美学的理由为历史上不少愚蠢的选择开脱罪责，其实他们常常忽略了一个现象：一个对民主政治表示不屑的知识分子，往往并不反感极权政治，尽管他一再宣称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这种“不屑”与“不反感”之间应该是存在情感区别的，这也表明看似纯粹的美学趣味和文化深度背后，其实是有政治情感作为支撑的。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主动表达了某种政治态度，但至少他们纵容了这种政治的发展。

  埃利亚斯指出，其实德国人对“文化”的推崇其实存在着某种负气的成分，并以此希望与英法的“文明”相对抗：“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症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和骄傲。”英国的以赛亚·伯林也看到，德国在近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像英国、法国，甚至像荷兰那样建立起一个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各种战争使其分崩离析。在某种意义上它摧毁了德国精神，致使德国文化萎缩成一种地方性文化。这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耻辱的产物。[12]

  耻辱感与民族主义成为了德国文化审美背后的政治立场，也导致了德国思想中强烈的反现代倾向。尽管它可能如伯林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地方性文化，但它的那种边缘性的视角，那种有意地抽身现代世界之外的立场，意外地造就了德国思想在现代性反思事业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也正是它的那种反思性与激烈的批判性，成就了它的深度，即便这种深刻背后存在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怨恨。这些怨恨，使德国文化沉浸于自我迷恋，放弃政治责任，并沦为狭隘的审美主义。即便奥斯维辛后，德国顺利地走上了现代性的宪政民主道路，但这种源自于18和19世纪的德国性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克服。在20世纪，它只是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变身为现代性批判，它不但依然构成了当代德国思想的主流与特色，而且也成为了德国之外其他现代后进国家民族主义叙事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德国式的深度并非厌弃政治，而是厌弃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它的深度崇拜虽然与对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的冷漠并行，而支撑这种深度崇拜背后的恰恰是另一种富于美学意味的极权主义政治。民主政治是肤浅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渴望深刻的政治。从浅层次说，反现代性出于美学趣味；从深层次看，反现代性是个人及民族自尊心的实现方式。“法西斯主义是令人厌恶的，不是因为德国人曾经实践过它，而是因为它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被实践。” 恩岑斯贝格对大屠杀的反思极具代表性，正是在把对大屠杀的反思与现代性而非德国性关联起来的过程中，他就提出了颇有“深度”的观点。

  类似的还有：阿多诺号称在美国发现了另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并在现代性的逻辑里，读出了启蒙的邪恶辩证法。战后的海德格尔虽已臭名昭著，但它的学说却依然有着惊人的影响力。他依然坚持他对现代性所采取的攻击立场，却从未真正意识到正是他为现代性之毒所开的药方本身更具毒性；较之于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对美国及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但她也依然认为，“平庸”而不是“深度”导致了艾希曼以及整个极权主义的罪恶；而在中国目前大红大紫的斯特劳斯，更是以一种神秘莫测、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凭现代的平庸眼光就能理解的。

  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充斥着诸如“本真性”、“完整性”、“主体性”以及“存在”等等这样的概念，暧昧难解，难以落到实处。他们能够在对这些玄奥问题的探索中找到理直气壮拒绝政治的理由，有人就指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解读是非伦理性的。这种对“完整”或“本真”的追求不仅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乌托邦色彩，试图超越扭曲与异化的现实生存；而且还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气息。当海德格尔会把“存在”、“本真”等一系列术语用于解释他对纳粹主义的欣赏时，人们便会在这些概念的引导下误入迷途，尽管在哲学上的价值难以抹煞，但这种对“本真性”的追求体现了对“本真性政治”的渴望，但这种政治与肤浅的现实政治毫无关系。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 Bronner）所言：“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这些无比关注‘主体性的失落’的人居然对与反动的伪普遍主义和集权主义在制度上造成的恶果对抗的真正民主的实际作用完全懵懂不清。”为了存在而放弃伦理选择，为了深度而放弃政治正义，在德国思想中这样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

  德国文化中的反现代性思潮也对德国以外的世界产生着影响。它不仅为知识分子实现个人目的，对文明社会的不满提供了有效的弹药，而且更能引发后进国家的民族主义共鸣。无论是当代的“学术左翼”还是“学术右翼”，都很难与某种不那么客观的情绪脱开干系，尽管这些愠怒的冲动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正派行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有助于现代文明的自我修缮和自我更新，但某种带有民族主义怨恨的学说又不得不让人感到警惕，那种标榜着“深度”的学说不得不令人感到担心。

  深度写作与政治宣传

  “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作的《政治与英语》忧心忡忡地表达了他的顾虑，“我预测，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的语言，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由于独裁统治的缘故，已经退化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我没有足够的知识予以确认。”[13]奥威尔的猜测不无道理，政治与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一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会影响该时代的语言表述，同样，语言表达也会反过来对政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德国的知识分子尽管并不热衷政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深度帮助政治家进行政治宣传。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神秘化形式的辩证法成为德国的风尚。那种故弄玄虚的深度写作会掩盖一些政治上显而易见的罪恶。海德格尔的思辨令人难以捉摸，他写的那些书，尽管“极少有人能了解其中意义”，但他竟能用“本真性”、“存在”等为自己的现实政治选择辩护。同样在战后，依然有不少学者刻意地在作品语言和写作风格上表现“深度”：阿多诺文风之缠绕隐晦自不必说，似乎“正是为了抵制文化工业的侵袭，才出现了他们那种极其晦涩，或者毋宁说是佶屈聱牙的写作风格”（斯蒂芬·布隆纳语）；斯特劳斯的“行文常显冗赘，其思想则甚为神秘而晦涩”（莎蒂亚·B·德鲁里语），他们旨在以“深度”的写作揭示现代性的“平庸”之恶，似乎只有“平庸”才会导致暴政，“深度”将足以让个体清醒完善，社会才能健全与正义。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些思想家的学说在一些后极权国家特别受欢迎，也特别容易走红。

  这种德国式的深度思考，也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与媒体话语中泛滥成灾。它正日益越出德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并以“反动的修辞”和“高级迷信”的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极权主义在德国、苏联兴起之时，“政治语言不得不主要由委婉式、祈求问题式和纯属云遮雾罩式的说法组成”。媒体可以把剥夺农民土地的行为称为“整肃边境”，把人们关押起来，经年不予审判，称之为“消除不稳定因素”。奥威尔例举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如何用堂而皇之而又不明不白的言论为当时的极权主义辩护：

  虽然我们坦率地承认，苏维埃政权表现出了某些特点，对此人道主义者可能会大加挞伐，但是，我想我们必须同意，对政治反对派的权利做某些限制，是过渡时期避免不了的事情，而俄国人民不得不经受的艰苦生活，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看，也是完全合理的。[14]

  这种语言上的夸饰，“像软软的雪花一样飘落在有关的事实上，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了事实的所以细节”。为此，奥威尔发出这样的警告：“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政治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敬，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但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当时的欧洲，而且在今日的世界也日渐泛滥。拉塞尔·雅各比例举了斯皮瓦克关于萨尔曼·拉什迪事件的评论为例，斯皮瓦克这样论道：

  我再一次强调这种通过逆转而产生的难以逆转而产生的难以置信的联系——假装成作者的霍梅尼和作伪的莎巴诺标志着在源头就被抹掉了的痕迹的地位：集体支持的符咒使充满了神圣意图的单一当事人变得突出了；集体抵抗的符咒用东拉西扯的推论取代了在书上画出横直交叉阴影的被动书刊审查员。

  “无法写出完整的句子同无法做出坦率的政治判断或许是相互关联的。”[15]对这种明显捣糨糊的知识话语，雅各比有点愤怒得无话可说。在中国，我们同样能读到这类浮夸而狡猾的语言：

  准确地说，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部门在一个基础有些松懈的社会里，向世界最高水平做的一项全面冲刺，它要求铁路部门把自己的小环境打造成一个“超发达国家水平”的组织，还要求整个中国社会以严厉、同时又很积极的态度对待铁路部门的大胆创举。高铁的创新，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自我折磨。[16]

  这段文字出自中国某主流报纸针对温州动车事故所发表的社评。仅这段文字就可看出写作者的千回百转，左右逢源，立场暧昧。一件清清楚楚的责任事故最后被说成是“高铁的创新，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自我折磨”。这种扯淡式的写作在学术研究者的文字中也绝不鲜见，比如“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不宜用专制集权来概括，而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反殖民体系语境下的，发挥了本土能动性的，反抗了霸权性世界构造的，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政党国家化’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诸如此类的表述，让人读了觉得真是哭笑不得，无话可说。

  “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是一种罪过，“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碎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窍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深奥’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17]波普尔深感这种所谓“深刻”的文风恰恰显示了知识分子在思考与写作上缺乏起码的诚恳。有时，较之于那些清晰而有条理的表达，这些晦涩暧昧的文风反倒更容易对人产生诱惑，即便这仅仅是形式上的诱惑；正是这种形式上的诡异吸引力，为他们借助非论证手段传播奇谈怪论提供了捷径，这种深度写作也成为了政治的营销工具与洗脑手段。

  从贵族精英到民主公民

  从这样的深度迷恋中挣脱出来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德国战后重建现代国家的任务，而且也是一切后进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要让德国知识分子走出文化崇拜与民族主义，绝非易事。19世纪的海涅曾经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同胞：“（浪漫派）不再想做世界公民，不再想做欧洲人，而只想做一个心胸狭窄的德国人”。[18]20世纪，雅斯贝斯的时代同时也是斯宾格勒、施密特和海德格尔的。斯宾格勒以上帝式的审判预言西方文化的衰败，海德格尔则顽固地以农夫式的生存方式坚决抗拒现代思想的影响；即便亲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阿多诺依然不够诚实地将奥斯维辛的责任推卸给现代性与文化工业；而在移居美国的德裔思想家斯特劳斯的眼中，美国除了平庸也只有平庸，反而他在同胞纳粹法学家施密特身上读出了深刻，并与这位前纳粹时期法学家展开了“隐秘的对话”。

  德国知识分子能够自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贵族的身份，却往往意识不到这种高贵背后的小家子气。1918年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曾自得于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冷漠。他认为德国的传统思想体现在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上，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和文学。民主精神与德国人格格不入。他“痛恨政治和对政治的信仰，因为政治会让人变得傲慢、教条化、固执以及非人性化。”[19]他的看法直到20年代才发生改变，两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使他逐渐反思自己曾经坚守的价值。他终于认识到，政治和社会的行为，是人类领域中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文化和政治不可能彼此分开。尤其当他来到美国时看到，文化与政治在这里没有冲突，惠特曼式的浪漫主义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和谐共处。时代沧桑与人生经历使他最终明白，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正派”（Anstandigkeit）。

  如何摆脱非现实的深度，如何克服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断裂，如何从精神贵族走向民主公民，成为了战后德国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重要目标。学者杨-维尔纳·米勒看到，以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为代表的德国的“怀疑一代”破天荒地头一次克服了精神与政治之间传统的德国式割裂，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们试图促进民主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一种民主的公共领域的形成。他们拒绝重蹈魏玛时期知识分子的覆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将自我定位于“名士”（mandarins），“一种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精神贵族”，他们对现代的、西方的、犹太的事物怀以极端藐视的态度。君特·格拉斯明确拒绝这一身份，认为“知识分子属性与其说是在文学领域中，不如说在与政治状况打交道中得到了促进。”[20]在另一篇《身为公民的作家》的演讲稿中，他坚持了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公民理想，提出作家们应该把自己从贵族精英的傲慢姿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捍卫共和制度的民主公民：“只有作家把自己看作是公民的时候，公民才开始把他看作是作家。”[21]除他之外，马丁·瓦尔泽、尤根·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激进的魏玛知识界和纳粹时期腐败的德意志名士们，这两个反面教材，是激发我这一代人参与政治的动因。”[22]他们努力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努力成为公民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免又一个德国共和国因民主派的缺位而颠覆。他们共同看到德国知识分子唯有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与贵族趣味，才能真正走出德国文化的自我封闭，真正融入现代文明的开放多元。

  民主先于文化：德国的教训

  除了亲历二战之外，托马斯·曼的思想转变与他的美国经历有关。新大陆的政治与文化成就为他的精神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这个新兴的民主国度里，托马斯·曼看到民主的广博与文化的深度能够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在那里，“文学不是自命不凡地成为政治的替代品，而是要使政治更加丰富多彩”。

  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共荣共存确实在英美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即便同样使用“文化”，英美思想体现的内涵也与德国大相径庭。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作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虽然不无怀有愤世嫉俗的意味，但他也仅将文化视为补助手段，而非拯救世界的全部。在诸多美国思想家中，杜威最同情德国思想。他曾极力打破美国哲学界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将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引入其中，对黑格尔思想保持了极大的热忱。但他对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关注，不仅仅满足于“深度”的魅力，而是希望这种形而上学有助于启示人类将生命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去。在这个意义上，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公民的哲学”。[23]他将这种“深度”有效地进行了常识性改造。

  作为杜威的当代继承者，理查德·罗蒂虽然也被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他并没有他的欧陆同胞那样故作神秘，而有着清晰的思想立场和哲学表达。在他看来，哲学真正重要的既不是高度，也不是深度，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正是在对问题的解决与克服中，我们有可能抵达某种深度；而抵达某种深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给人类的世界确立一个富于希望的未来。在文章《民主先于哲学》中，他直接引述约翰·罗尔斯的见解：把民主政治置于首位，而让哲学处于次要地位，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民主先于哲学。[24]由此推论，民主也应先于文化。罗蒂的文化立场，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立场，而是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对于文化深度与政治正义问题的普遍共识。

  从德国的教训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对于一个现代文明的后进国家而言，必须警惕文化特殊论的思想魅力。文化上的创造能为弱者赢得自尊，但也能使其沉溺其中，自我迷恋。它让人遗忘追求公正与自由所必需的政治实践，却在美学与知识的空间里赢得虚幻的自尊。尽管德国的问题有它独特的民族性与地方性，但在关乎追寻现代与人格完善的问题上来自德国的故事依然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文化不可能超越政治，完善的人格培养也离不开政治实践这一重要前提。否则某种脱离现实的文化深度，只能被居心叵测的政治所利用。

  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提醒我们：在重视提高个体文化素养的同时，不能忽略对公民政治能力的培育。无论是蔡元培的“审美教育说”还是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整个五四时代似乎都没有真正意识到政治能力之于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当时梁启超有所认识）。此外，五四以来国人对启蒙运动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法德思想，对英美现代社会缺乏必要的认识。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觉悟高于政治实践这一事实。

  德国式的深度同样影响着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与理解，当前流行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尽管看似兴盛于法国，但就源头而论也多来自德国。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否定这些批评理论的思想价值，但必须看到它与德国性的特殊联系，尤其是它与某种狭隘的德国式的趣味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由于德国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因此来自于德国思想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显得尤为可疑；对现代性的反思似乎只是以“德国的头脑”思考“英美的躯干”，会使人们对这种现代性批判的客观性与正义性感到困惑。尤其当不少中国学者不断地引入德国式的深度以克服所谓现代人的“流俗之见”时，我们更需要倍加警惕。

  最后从美国与德国的比较中，人们应该体会到两种不同的“深度”。真正有价值的深度思考一定是针对现实问题，是能落实于人类现实生活所遇到的困境的，此之谓“深刻”；反之，一旦深度思考沦为语言游戏，丧失了自身的问题意识之后，它就成为一种“深奥”。这种“深奥”特别容易为政治宣传所利用，说着普通人听不懂的语言，打着“客观性”和“复杂性”的招牌招摇过市[25]，对这样的招摇撞骗，我们不能不多一份谨慎。

  哲学家、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曾这样写道：“自从德国错过了对于发展强大的市民阶级和现代自由民主至关重要的17世纪以后，德国就是一个‘被耽误的民族’。赶超的绝望努力、国家建设和民族意识上的弥补缺漏引导她走上一条‘独特道路’——所谓‘独特道路’——其终点就是第三帝国。”[26]想必这句话也会引起不少有良知的国人的共鸣。跟德国一样，我们也是一再错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转瞬之间，辛亥已逾百年。站在今天回望百年之前的辛亥革命与魏玛共和，发觉这两段共和往事冥冥之中存有联系。尽管往事如烟，但教训大于怀旧。这个发生在德国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本文发表于《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

  [1]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王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164页。

  [2]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19页。

  [3]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4]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页。

  [5]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6]参见彼得·盖伊：《魏玛文化》，刘森尧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7]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页。

  [8]彼得·盖伊：《启蒙运动》（上），刘森尧等译，台北：立绪文化，1999年，第25页。

  [9]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10]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11]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12]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13]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14]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15]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姚建彬译，2007年，第212页。

  [16]《环球时报》2011年7月25日就温州动车事故发表的社评《高铁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

  [17]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18]亨利希·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第42页。

  [19]彼得·盖伊：《魏玛文化》，刘森尧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20]君特·格拉斯：《身为公民的作家》，选自《与乌托邦赛跑》，林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21]君特·格拉斯：《身为公民的作家》，选自《与乌托邦赛跑》，林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22]杨-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第15页。

  [23]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杜威与美国民主》，王红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24]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25]“常有人指我骑墙，前后不一致呵。我的微博介绍就是“复杂中国的报道者”。复杂的中国哪有前后很一致的事情，哪有朝一个方向疾走而不瞻前顾后的时光？矛盾是中国的天性，改革调整是最常态选择。坚定的意义，首先是面对复杂的坦然和豁达。我尊重态度永远单一者，但我觉着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复杂挺真实的。”摘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微博。

  [26]杨-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第48-49页。

• 夏宁：文化与政治在德国历史中的紧张

  作者：文景杂志 发布时间：2011-05-10 13:31:21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4月号

  　　众所周知，德国是诗歌与哲学的王国，是诞生康德、歌德与贝多芬的文化之邦。在德国人那里，文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化是他们的尊严，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自以比其他民族更加优秀的根基所在。但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国度，这样一个有着人类在哲学、文学和音乐方面最高成就的民族，为什么会出现希特勒，为什么会出现纳粹这样一个邪恶的思潮以至于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浩劫呢？换言之，为什么德国人在文化上曾经如此卓越不凡，在政治上却曾经是如此失败呢？它仅仅是历史发展中一个偶然吗，还是自有其必然？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谜，使其他国家的人百思不解，更令德国知识分子困惑迷惘 ，是二战后几十年来缠绕着他们的心结，也是他们著书立说的中心论题。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就是揭开这一谜题的一种尝试。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勒佩尼斯（Le-penies）。他的一系列著作《忧郁与社会》、《德国社会学史》、《欧洲知识分子的兴起与衰落》在德国都有很大的影响。2006年，他因《文化与政治》被授予德国书业和平奖，从而也进入了中国读书界的视野（《文景》杂志于2006年总三十八期曾经发表张汝伦教授对此书的评论文章《文化，还是政治》）。和《文化与政治》相比较，《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不是深奥的有体系的学术著作，它实际上由一篇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散文组成，书中大量引用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读来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幸而整本书还是有根清晰的主线，形散神不散。“文化在德国国内政策以及国外政策中的独特地位是本书的主题”。在作者看来，德国文化具有一种反政治本质，而这本书“考察了德国人对待文化的态度，他们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这里首先把政治理解为议会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思想狭隘的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竞技场”。（见中译本第7页）通过作者笔下德国近现代的“一个个历史片段或‘星座’”，德国历史中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和矛盾现象就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一

  　　

  　　何谓文化？作者引用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书中的话，首先将文化与文明相区别：“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 而德语中“文化”概念，与法语、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有所不同。在法语和英语中，“文化”概念“也能指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而“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正是这样一种意味着思想、艺术和宗教的“文化”，几百年来使德国人引以为豪，自命不凡。他们强调文化与文明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在他们看来，拉丁民族不过是些热衷于日常柴米油盐的凡夫俗子，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则是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只有德意志民族有着超越世俗世界，关注哲学、艺术、灵魂的文化传统。对于德国人来说，尤其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是他们的骄傲，尊严，是他们可以在英国、法国知识分子面前保持优越感的资本。

  　　俗话说，旁观者清。德国知识分子这种对文化津津乐道，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态度，在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眼里，是有点可笑的。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哲学家杜威和桑塔亚那的观点。杜威把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作为理解德国民族特性的重要成分，“一个是外部的世界，即物质与必然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理念和自由的世界”。德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沉浸在这个“理念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温暖的，光明的，充满希望的。而“物质与必然”的世界，在德国知识分子看来，则是阴暗的，冰冷的，不确定的。他们有意识地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桑塔亚那认为德国人更喜欢“从自己的内心寻找真”。一战期间，桑塔亚那在哈佛大学讲德国形而上学，感到“在这种哲学晦暗不明、沉浮不定的原则之下……有种邪恶的东西在蠢蠢欲动，而这种东西会霎间变得空洞而充满攻击性”。桑塔亚那不无讽刺地表示，“真正有文化的人很少谈及文化”。

  　　在本书作者看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推崇，实际上是“政治上失意的结果”，这是和德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在政治上，德国在18-19世纪远远落在欧洲其他邻国后面，在法国、英国早就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时，德国依然分裂为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由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统治着，那里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但在文化方面，德国人确实成就非凡，早在德国成为统一国家之前一百多年，德国就已经以唯心主义的哲学、魏玛古典主义的文学和古典音乐为核心，建成了一个充满批判精神、极富创造力的统一的精神王国。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统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成了他们精神上的避难所，乐园，是政治的替代物。

  　　在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以后，德国才终于从一个“文化民族”成为了一个“文化国家”。但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正是这种由普鲁士的军事强力自上而下的独特统一道路，使德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走上与英国不同的道路。思想家古奇在《德国思想与前景》中认为现代德国“首先思考的是国家的权威和尊严，而现代英国首先思考的是公民的权力与自由”。显然，德国的独特统一道路，使它从统一开始就脱离了欧洲的政治主流。

  　　因此，在外界看来迷惑不解的德国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从德国统一开始就一直存在。用作者形象的语言来说，“象征德意志文化的魏玛与象征普鲁士武力的波茨坦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英国诗人艾略特谈及德国文明时，称之为“一整个军官与教授构成的体系”。正是这种武力和文化的一体化，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很多德国知识分子将这场战争看作是不列颠“文明”与德意志“文化”之间的斗争。当时，九十三位德国知名学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名为“致文明世界”的宣言，为德意志帝国辩护，令欧洲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震惊不已，百思不解。

  　　如果说德国知识分子对德意志帝国政治是支持的，那么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基础上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他们的目光是狐疑的。对他们来说，议会政治是个陌生的东西，它和德意志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和那种浪漫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式是超越，是讴歌英雄，是高耸入云，是对可望而不可及的“蔚蓝花”的永恒追求。而议会政治是常识，是凡俗，是讨价还价，是让步妥协，是脚踏实地，是对芸芸众生的当下的日常关注，这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即使在那些少数勉强接受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那里，对议会政治也是持保留态度的，比如历史学家梅尼克就抱怨“在德国，真正的英雄都离开了政治舞台，剩下的只有那些小商人”。因此，本书作者认为，“德国诗人兼先知们对议会政治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走向末路的一个因素”，说 “正是政治与文化的紧张关系促进了纳粹主义兴起与魏玛共和国的衰落”。这样的论点未免过于强调文化的地位，过于看重知识分子的作用了。实际上，知识分子历来只是人群中的少数，他们能够影响社会，但绝不是决定性的。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多种因素，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德国知识分子感到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格格不入，相反，他们在纳粹政治里却看到了某种审美上的契合。众所周知，纳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摧毁了从歌德以来的德意志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却给自己包装了浪漫主义的美学外衣，自命为是具有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的人物。希特勒曾经对英国特使说，政治使他感到厌倦，他想重返油画领域，说他由衷地感到他想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戈贝尔大言不惭地说他和希特勒期待着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说“那时候我们就能全身心地投身于美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我们渴望重新成为真正的人”。本书作者还引用那时德国的外交备忘录，说其中充满着大而无当的形而上学的语言，比如说“政治不是人类的事业，而是‘命运的狂风骤雨和行动的深谋远虑’”。联想到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再读他们这些关于诗歌、艺术追求的呓语，确实有一种强烈的荒谬感。正如作者尖锐地指出：“任何梦想成为诗人的现代政治家，都会成为他国家里的法西斯主义者，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纳粹用一种艺术形式包裹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声言“政治就是最高形式的艺术，国家就是一件艺术品”，奇怪的是德国知识分子竟然被这种思想所诱惑。本书作者说他们“都深深沉醉了”，这未免言过其实了。当时真正投向纳粹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人保持沉默，一部分人流亡到美国。实际上，纳粹的所作所为很快暴露出他们的反文化本质，具有洞察力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对希特勒感到深深失望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转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内心远离现实世界，寻求自己精神上的独立，本书作者称之为进入“内心流亡”状态。战后德国作家写给《水星》杂志的信很能代表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心态：“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论作为军官还是医生，不论与将军为朋还是与奸商为伍，不管是面临激烈的决胜局比赛还是身处囹圄的困顿，不管是在温暖的床头还是在阴森的棺木上，不管是胜利的喜悦还是衰枯的凄惨，都不会影响我的内心，我永远身处恍惚飘渺的朦胧之中，似乎现实的一切并不存在。”（171）作者批评说“正是这种距离导致知识分子们轻易成为纳粹的猎物”。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了根本的改变。德国一直以来和欧洲主流政治的分离状态结束了，“德国独特的道路最终汇入了以议会民主、共同市场以及法制规范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德国知识分子不需要再强调“文明”和“文化”的区别，不需要以文化取代政治，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到政治里面，在战后的政治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只是在二战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大多数德国知识精英对政治依然持冷漠态度，而文化热情却高涨起来。哲学家阿多诺从流亡地美国返回德国，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他给托马斯·曼写信，讲述他的学生对哲学的热情，他们为了弄清楚康德先验辩证法中的一个问题，或者为了读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自动放弃休息和休假；雅斯贝斯写信告诉他以前的学生阿伦特，说他们最近听了一场关于柏拉图和黑格尔“理念”的报告，学生们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仿佛他们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时下最流行的问题。此事引起阿伦特的不安，她写信给老师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你研讨课上的那些得意门生，像我们当年一样——那是多么不幸的记忆——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大学生们热情拥抱抽象的哲学概念，对政治则持冷漠态度，对此雅斯贝斯也很失望，说“这些为数不多的青年学生都对政治毫无兴趣，有的只有讥讽与怀疑”。三年后，阿伦特写道：“什么都没有改变。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最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

  　　而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则在文化中重拾德国民族的信心，他出版了《德国的浩劫》一书，受到公众极大欢迎。他问纳粹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以后，德国精神还能存在吗？在他看来，优秀的德国精神没有失败，歌德战胜了俾斯麦。梅尼克认为“文化修复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外国人不能参与进来，并且也不能在政治领域进行尝试”。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战败了的民族，对于一个到处废墟满目疮痍的国家，梅尼克的书起到了鼓舞民气，重振民族自信心的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此，本书作者批评梅尼克提出了文化乌托邦，说他的书也成了“浩劫”，就不是公允的批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知识分子的漠视政治推崇文化的传统态度有了很大改变，文化与政治实现了某种和解。虽然托马斯·曼那样的知识精英们批评阿登纳时代的共和国是“文化沙漠”，说他们只顾经济发展，无视文化作用，但实际上，西德在战后的经济起飞，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在德国每一个公众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最典型的莫过于著名作家格拉斯，为了帮助勃兰特竞选总理，他行程匆匆，几乎走遍整个国家，发表了上百次讲演。他的行动表明，知识分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预言者和先知，而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当然，时过境迁，今日德国，美国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大学里的哲学课门可罗雀，年轻学生寥寥无几，而经济系或法律系的课堂则人满为患，水泄不通。阿多诺或雅斯贝斯笔下的那种青年学生热烈拥抱哲学的现象是再也不会有了。在现实政治中，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也是很重的，比如欧盟的成立，在他们看来，不是以一种理念为核心的统一体，而只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结合体。欧洲共同体的建立，更多的是各种专家的作用，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是很微小的。正像本书作者所说，“组织一旦形成，需要的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与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当然，事物发展总是复杂的。德国融入了欧洲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主流，不再是一个以独特道路和孤立状态为荣的国家。但是欧洲大陆和英美世界还是有区别，平时并不明显，但一旦遇到关键时刻，比如伊拉克战争，美英思想和欧洲大陆的分歧就暴露出来。对此，本书作者也有很多论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诗人瓦雷里就已经把欧洲比作哈姆雷特的大陆。那个忧郁的丹麦王子，激情与活力受到苍白思想的束缚，在最需要行动也最具备行动条件时，却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沉浸在内心的反省中，专注于哲学的思考。说到底，为父复仇，夺回王座，和人类的存在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德洛尔认为”欧洲人持续不断的沉思和怀疑使得欧盟无法在世界舞台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因此，美国政治理论家提出“崇尚霍布斯思想的美国人与推崇康德思想的欧洲人之间的差异——霍布斯的世界中永远有战争和冲突，而康德代表永久和平的世界”。当然，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文化与政治，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不是这本书所能承担的。但是书里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群像，从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教授们，到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到纳粹时代的流亡作家和文人（尤其以托马斯·曼为代表），直至战后重建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们，一直到两德统一后、欧盟成立后的充满失落感的知识分子们，琳琅满目，群星闪烁，展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德国知识分子与英美、法国知识分子的区别、互相影响以及互动，书里也多有生动论述。这本书充满德国知识分子的反省精神和批判锋芒，可以作为德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录来读。

  　　政治和文化的矛盾和紧张，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德国历史中。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存在，政治和文化就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充满紧张的矛盾，否则柏拉图也不会既希望哲学家当国王，又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只不过在德国近代史上，这对矛盾发展到极端，以至于纳粹的最邪恶最反文化的政治，却披上了所谓的文化艺术的外衣。精神与艺术是超越，是天马行空，是自由世界，而政治是脚踏实地，是妥协和折中，和油米柴盐有关，和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有关，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评价柏林的各种小型纪念馆时说的，这些小型纪念馆“提醒我们，人类生活的尊严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

•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沃尔夫·勒佩尼斯

  作者：待注销 发布时间：2010-06-02 10:50:20

  　　1945年2月13日，有两位女士没有赶上开往德累斯顿的拥挤列车，其中一位是年轻母亲，怀中抱着婴儿，另一位是她的姐姐，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没办法，他们只好在附近的村庄过夜，他们在一片高地上找到了可以栖身的农场。后来，在小男孩能够回想起的童年往事中，这似乎是在德累斯顿燃烧之夜的一次田间漫步。他有时会平静地，但明显带有一丝胜利感地谈起这个夜晚——似乎躲过这场灾难有他个人的什么功劳似的。当难民们回到住处时，大人都久久不能入睡。男孩被放到床上，但是门依然留着条缝，一线亮光从门缝射进屋内。他能看到头顶上有一盏小吊灯，悬绳是一串串玻璃珠。随着灯的轻微摆动，玻璃珠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因为德国的大炮和高射炮摇撼大地，灯才这样摇晃不停吗？男孩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个男孩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在两公里之外——确切地说，是在德累斯顿两千米的上空。实际上，他爸爸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为了对抗盟军的轰炸部队而紧急起飞。那一夜，大多数飞机在空中闪电式地飞来飞去，却没有接触到任何敌机，最后只好着陆。德国的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英国与美国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只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什么地方。

  　　2月13日晚，当男孩的爸爸与跟随部队起飞时，他们首先飞往斯特拉斯堡待命，并在斯特拉斯堡上空盘旋，希望能够从地面接收到飞往准确目的地命令。然而，命令却始终没来。机务人员包括一个飞行员、一个观察员、一个机枪手，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员。当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位人员有博士学位——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于是他们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他们飞行的越远，他们就越发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之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1911年1月26日，《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于是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不再可能阻止的事情。

  　　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我父亲在很久之后才告诉我的真事——那时我父亲觉得他已经可以谈论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做过和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了。非常奇怪的是，施特劳斯的音乐令人想起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时的隆隆炮声，恰如邱吉尔对比弗布鲁克勋爵所描述的：“由超重型轰炸机执行的一场彻底的毁灭性的绝杀行为。” 在作家泽巴尔德所能回忆起的关于空袭的事情中，有一个听到空袭过程的人所作的描述。他说：“恰恰在达姆斯塔特毁灭性的空袭开始之前，收音机中播放了施特劳斯的《魔幻音乐》中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优雅动听，好像来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 一战后不久，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写一了首诗，诗的主题是对好战的德国军队的控诉。诗的结尾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凶手就在玫瑰骑士中间。”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和空中的《玫瑰骑士》打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 当德累斯顿被毁灭的消息传到纳粹的领袖阶层时，“德国劳工阵线”最高领导人罗伯特•莱伊的第一反应是，肩头的沉重负担终于没有了。“我们终于能够松口气了。总算结束了。现在我们不会再为保护德国文化的遗址而牵扯精力了！” 三年前，当罗斯托克城遭到英军轰炸时，戈培尔做出的反应与此相似。他对人员的伤亡情况只字未提，却只谈到了以暴制暴的必要性，在德国的“文化中心”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之后，德国应该铲平英国的文化中心。 在纳粹德国，人人都知道，伟大艺术作品的损毁对希特勒的打击要比大型住宅区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严重的多。 德国的宣传家们有意让个消息传播开来，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希特勒的反应便不会被视为对人类苦难的野蛮漠视，人们会认为他具有战争也无法摧毁的强烈的艺术感受。

  　　不仅希特勒与他的幕僚把盟军的轰炸视为对德国文化的毁灭之举，1942年5月，在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策划了一个大型募捐活动，他们用所得的钱款向美国空军捐赠了一架轰炸机，并将该轰炸机命名为“忠诚”。他们希望托马斯•曼能够担任该活动地西海岸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曼得知后怒火中烧。他愿意为红十字会或者为购买战争债券募集钱款，但绝不可能支持正在摧毁德国城市的空袭部队——尽管这是必要之举。“我不希望在我死后，阅读我的作品的德国人——亦或他们根本不会读——认为我是一个应该对德国文化遗址的毁坏负有责任的委员会的主席。” 托马斯•曼对德国人的思想形成机制的预见也许是正确的：人们知道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导致三万人丧生，但是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宝藏遭到严重摧毁的象征——也许这个象征会更为人所铭记——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重建的圣母教堂。

  　　历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曾撰写过一部关于德国在轰炸中遭受的苦难的著作，书名为《火焰》。伊恩•布鲁玛在为该书写评论时指出，《火焰》的结尾写道：“人们对德国图书馆和档案馆被焚毁的藏书感到悲伤，这种情绪长久以来挥之不去。这种悲伤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放在一部长达592页的著作的最后却令人感觉颇为奇怪。似乎失去书籍最终要比失去生命更糟糕——特别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却并不产生什么道德魅力……正如弗里德里希的书中所呈现的，真正的灾难是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的宫殿、巴洛克的城墙和中世纪的街道全部成为废墟。” 布鲁玛认为《火焰》的目的是试图纠正“集体背离德国历史和文化的行为”，这一阐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不敢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诊断也是正确的。也许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文化的损失关注的力度不够。然而，在德国人的集体忘记中，像德累斯顿这样的名字是一种提醒，它让人们更多地想到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受灭顶之灾，而不是丧失了多少生命。我父亲一提到德累斯顿的焚毁，总会提及《玫瑰骑士》。我父亲的这种观点在他那一代人里，应该算不得是例外，而应该是一种常态。

  　　诺伯特•埃利亚斯在他的著作《德国人》中写道：“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与骄傲。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一些时期中，中产阶级‘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偏见将矛头指向了王公贵族的独裁政治……在之后的时期中，这种反政治偏见的矛头则转而指向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 这里，埃利亚斯描绘了文化在德国“民主政策”中的角色；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则认为，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角色则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要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从根本上说，不仅德国的中产阶级，而且整个德国都因其文化成就及文化渴望而引以为豪、沾沾自喜。德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加上对日常政治打着官腔的嘲讽，形成了“德国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质。这种状态最终滋养了德国作为“文化之邦”的自豪感，德国因此断言自己要优越于仅仅拥有“文明”的西方国家。文化在德国国内政策以及国外政策中的独特地位是本书的主题。我谈及了“德国诱惑”，指出这是一种认为文化是政治的高贵代替物的思想，尽管这也许并不见得是更好的政治形态。

  　　埃利亚斯在描述德国“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倾向时，非常惊讶地发现，“特定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经过许多世代更迭后再次出现，它表现出适应新发展的特点。几乎可以肯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尤其是某种情感基调已经深入这些方式的骨髓，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没有人去核查其正确性，经常也未发生任何改变，它们在人们所定义的“民族性格”的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然而，对“文化”在德语用法中作为反政治关键词进行分析时，我宁愿说这是一种民族姿态，而非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有些像人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但是身体却无法摆脱它。而姿态却不同，它的特点是松散性；它就像一件令人喜爱的衣服，人们可以随意穿上或脱掉，也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流行时尚的改变而进行更换。“民族性格”是一个严肃的术语，而“姿态”则包含一丝反讽色彩——正如“盎格鲁—撒克逊姿态”一词，当刘易斯•卡罗尔在1871年的《镜子国中的爱丽丝》中首创该词时，其讽刺意味就非常明显，当安格斯•威尔逊在1956年将它用作其小说的书名时，它的讽刺意味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反讽对于英国人不同凡响的自信而言是一种平衡力量——英国人坚信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并希望全世界都能承认其优越性。德国人谈到“文化”时的洋洋得意之感，也需要同样的反讽力量——如果不是更加强烈的话——进行调整，因为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本书考察了德国对待文化的态度，他们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这里首先把政治理解为议会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思想狭隘的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竞技场。不过这种考察并不是寻找托辞来探讨特殊道路的问题，即坚称对政治的反感和对文化的理想主义态度及浪漫的推崇，成为德国为什么偏离了“正常”的西方发展道路，却驶入纳粹灾难的怪圈的主要原因。我并不把这种态度看做独一无二的德国现象。然而，我却坚持认为，对文化成就的过高评价，以及“对政治表现出的奇怪的冷漠态度”（古奇语），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其表现程度也比其他国家要强得多。文化是政治的替代物，这是贯穿在德国历史中的普遍思想——从18、19世纪魏玛的辉煌岁月，到20世纪末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现在其普遍程度已经大大减弱。彼得•盖伊、乔治•莫斯、弗里茨•林格、弗里茨•施特恩和彼得•菲尔埃克以及其他学者，都曾探讨过德国人对待文化与政治的特殊态度。我重新梳理了他们的论证，试图就这个久已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在“国内政策”领域，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论述。文化作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观点是首先在魏玛古典主义的全盛时期提出的。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继而是国家社会主义，都展现出强烈的美学魅力。我不认为这种美学魅力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邪恶的时期的一种表面现象，而是将其视为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和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试图阐释纳粹思想意识的魅力根源的重要因素。甚至那些遭遇流放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将文化与政治对立起来。二战后，以文化为阵地对议会政治保持冷漠与距离的姿态显得越来越不明智，既不利于联邦德国，也不利于统一的德国融入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形态。然而，古老的文化渴盼与崭新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可以首先用来阐释两个德国的发展，之后可以阐释一个不再自鸣得意地将自己称为唯一的文化之邦——这是承受了自我造成的政治灾难的结果——的国家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从政治再统一中受益良多。

  　　在“对外政策”领域，我集中研究两个问题——同时提及中欧的情况，因为发生在20世纪后期的中欧的剧变，被视为文化对于政治的胜利而受到称赞，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我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战争”——据我所知，这个术语在法国首创——它曾经在塑造法德关系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国文化遗产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于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的那一章，是德国关系研究的尾声，展示出针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辩论是多么激烈，这种辩论在近年来出现的欧美的摩擦中仍然存在。

  　　我的阐述并不是要与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相抗衡，我也不是要连续讲述德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相得益彰、彼此交融的故事。我非常清楚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是为了保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俾斯麦在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文化民族转型为文化国家，这自然是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但却不是俾斯麦战略的初衷。德国诗人兼先知们对议会政治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走向末路的一个因素，但是，与凡尔赛的幽灵、通货膨胀的冲击、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的复辟相比，这绝对算不上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其说纳粹掌握政权是因为其仪式程序的美学魅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重拾德意志自豪感的誓言，他们要限制大型公司集团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承诺，以及他们所撒播开来的反犹太人的情感吸引，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部发展同样以其精英阶层的文化政策为特点，不过这种政策依据的却是苏联持续不断的战略利益——苏联把东德作为其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缓冲地。政治冷漠与文化激情在战后的西德蔓延开来，至少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观察者眼中的事实。然而以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领导人，却使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迅速得以复苏，这些领导人知道如何管理工会、组织政党、发放养老金。

  　　简言之，思想的历史只是社会历史与政治历史的附属物，而非替代物。在很大程度上说，思想的历史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历史，即知识分子的历史。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才把知识分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视为理所当然；而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播给更多的公众，以及他们最终会对历史施加何种影响等问题，则一直悬而未决。人们也许把思想史或观念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这座壮观建筑上的一件装饰，可以轻易地被清除干净。不过，在清除之后，这座建筑虽然不会坍塌，但却不再是从前那座建筑了。可见，思想史并非华而不实、可有可无，而是政治与社会历史的有益装饰。它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们的所作所为构成的，还包括人们的所言所说、所思所想。历史关心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历史还包含着意义与道理。

  　　一种态度就是一个阐释行为：这是对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应该发生什么事情进行的评判。本书描述了贯穿整个德国历史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以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为代价来过度抬高文化的价值。我没有进行宏大的记述，我是想引领读者踏上这样一个旅程：为读者展示一个个历史片断或“星座”，让读者看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态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一些在历史的“星座”中反复出现并起到了一定作用的问题与思想、主题与作者，我希望能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中，梳理出一条环环相扣、连贯发展的旅途。在这个旅途的某些地方，我将跟随一位向导的引领，从他的一生中，从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对待政治和文化的“德国姿态”，从不同的侧面何角度、以不太适当或自相矛盾的方式，得到了最撼动人心的表达，其诚实程度经常令人痛苦不安，并且总是带着反讽的态度。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曼。

  　　本书展示的是思想的历史。仅仅通过探讨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当然不能了解德国历史，然而，通过考察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德国历史。

• 文化与政治的魔咒

  作者：荼蘼花了我无缘 发布时间：2018-11-26 16:00:04

  作者对德国文化的重要人物关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清晰的梳理，作者指出德意志精神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作者至少梳理了三种关于文化与政治的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超然于政治之上，德意志内省式的、主观的精神王国远远超越于尘世政治的观点，文化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文化超然于政治，德意志帝国的到来对德意志来讲是最大的灾难和浩劫。代表人物歌德、席勒、瓦格纳、尼采还应该算上韦伯。这种观点为内心的流亡者提供了道德理由，他们认为他们与纳粹政权“微妙的沉默”为保存德意志文化做出了贡献。

  第二种认为政治应该服务于文化，政治的统一是保持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条件。比较强的立场认为文化中内在蕴含着政治原则。捍卫政治上的统一就是在捍卫文化（《致文明世界宣言》，文化战争的观念），相应地，反思政治上的问题也应该同时反思文化上的问题。梅尼克、托马斯·曼以及德国浪漫主义就是这种态度。托马斯曼尽管从原来民族主义者转向了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者，但他关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的转变。反思纳粹和法西斯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对德国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转向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也能够在德国文化传统（浪漫主义）中找到原型。他尽管流亡到了美国，但是他仍然保持文化高于政治，政治应该与文化相融合这一观念，他对美国政治的肯定也正是从这一点而作出的，他不愿隔断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关系。比较弱的立场比如梅尼克认为现实政治与文化领域没有任何内在关系，但在政治应该用来服务于文化这一方面他是持肯定态度的，由此他甚至认为纳粹的文化宣传策略也应该拿来为重建德国文化自信服务。

  第三种则认为文化应该服务于政治，纳粹以及貌似作者本人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作者指出纳粹对德国文化的挪用，知识分子在对待纳粹的态度上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就是将纳粹政治审美化，他们支持或赞同纳粹政权并不是出于政治和道德的理由，而更多的是从文化审美的理由。作者指出纳粹对文化的姿态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将政治审美化戏剧化仪式化是纳粹故意而为，由此来引诱德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这种文化诱惑十分奏效，尤其是将文化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知识分子来讲。无论是将文化看作超然于政治之上，还是认为文化与政治有内在或外在的联系，都无法抵制住德国政治灾难的发生，也同样无助于战后德国政治和文化的重建。这些文化精英在将文化看作是优越于政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观点使他们出于所谓文化的理由而缺失了道德和政治责任。只要这一观点不得到纠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就是不彻底的。作者认为文化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应当与崇高的道德姿态和民主政治相结合。反思德国历史应该从日常民众灵魂深处出发，培养民主的政治和道德责任意识。柏林设立犹太人纪念碑就不如建立小型的纪念馆，因为前者很容易将政治纪念审美化，将政治灾难的罪责归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日常中的这些小纪念馆则时刻提醒人们道德和政治责任的重要性。

  作者对德国文化优越性的批判以及所强调的要将平庸的恶转变为平庸的善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对德国文化界所使用的深度、灵魂之类的高大上词汇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和厌恶，对本民族缺乏政治反思能力和正确的道德责任感忧心忡忡。他对整个德国文化史的回顾表明了他对自己国家政治问题的深恶痛绝，力图通过另一种灵魂革命来重建德国政治和文化。而这一所谓的另一种灵魂深处的革命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政治罢了。因此作者的态度也没有摆脱文化与政治相互纠缠的魔咒。其实作者根本没有想要摆脱这种魔咒，他企图做的仅仅是让二者不再错误的纠缠，而是让它们正确的交融在一起。而最后期望的结果是民主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消亡的废墟上的重建。但如果真的没有了后者，前面的理想就是虚无缥缈没有根基的。建立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之上的政治和道德重建注定是虚无的。

• 凶手就在玫瑰骑士里！

  作者：坨坨五花肉 发布时间：2021-04-22 16:25:56

  对“文化”在德语用法中作为反政治关键词进行分析时，我宁愿说这是一种民族姿态，而非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有些像人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灵活而有韧性地连续发展”—但是身体无法摆脱它。姿态却不同，它的特点是松散；它就像一件令人喜爱的衣服，人们可以随意穿上或脱掉，也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流行时尚的改变而进行更换。“民族性格”是一个严肃的术语，而“姿态”则包含一丝反讽色彩—正如“盎格鲁一撒克逊姿态”一词，当刘易斯·卡罗尔在1871年的《镜子国中的爱丽斯》中首创该词时，其讽刺意味就非常明显，当安格斯·威尔逊在1956年将它用作其小说的书名时，它的讽刺意味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反讽对于英国人不同凡响的自信而言是一种平衡力量—英国人坚信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并希望全世界都能承认其优越性。德国人谈到“文化”时的洋洋得意之感，也需要同样的反讽力量—如果不是更加强烈的话——进行调整，因为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干应付“文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