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俄国思想家（第二版） mobi 免费 在线 网盘 下载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作者前言

编者前言

导论：复杂的慧见(艾琳?凯利)

俄国与一八四八

刺猬与狐狸

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

辉煌的十年

一、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

二、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德国浪漫主义

三、别林斯基

四、赫尔岑

俄国民粹主义

托尔斯泰与启蒙

父与子

索引

译后记

编后记

以赛亚?伯林爵士

（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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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我收编并重印以赛亚?伯林大部分已出版而至今尚未成集的文章，共得四册，这是册。他的论述大多流散四方，且往往沦佚于僻冷难寻之处，其中多数已绝版，成集重刊者至今仅五六篇。这四册，连同他已出版作品的完备目录（重印于稍后一册），将使他更多作品比前容易取得。其应如此，理由甚明。

为了这个集子，作者重写一些段落——主要是翻译文字。此外，除开必要的改正，以增补不足的参考资料，诸文都原形重印。

本册收取伯林谈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文章。《俄国与一八四八》（‘Russia and 1848’）初刊于二十六期《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1948）；《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初刊于二期《牛津斯拉夫论文集》（Oxford Slavonic Papers，1951），原文较短，原题《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Lev Tolstoy's Historical Sceptism'），后来稍加增补，以现在的题目，由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Weidenfeld and Nicolson）在一九五一年重印于伦敦，又由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在一九五三年重印于纽约；《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Herzen 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原刊于E.J.西蒙斯（Ernest J.Simmons）主编的《俄国与苏联思想之续与变》（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5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总题为《辉煌的十年》（‘A Remarkable Decade’）的四篇文章，本名《奇妙的十年》（'A Marvellous Decade'），分刊于《文汇》（Encounter）四卷六期（June 1955）、五卷十一期（November 1955）、五卷十二期（December 1955）及六卷五期（May 1956），原是一九五四年诺斯克理夫讲座（Northcliff Lectures）的系列演讲[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举行]，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节目部播出；《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是范求理（Franco Venturi）所著《革命之根》（Roots of Revolution）一书的导言（London，1960：Weidenfeld and Nicolson；New York，1960：Knopf），又刊于《文汇》十五卷一期（July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 and Enlightenment'）是一九六〇年国际笔会赫蒙?欧德纪念演讲（P.E.N.Hermon Ould Memorial Lecture）讲词，初刊于《文汇》十六卷二期（February 1961），再刊于《比刀剑更有力》（Mightier Than The Sword, London，1964：Macmillan）；《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是一九七〇年罗曼尼斯讲座（Romanes Lecture）讲词，一九七二年由伦敦克拉伦顿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印行（一九七三年修订重印），并在《纽约书评》刊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8 October，1 and 15 November 1973），又作为罗斯玛丽?埃德蒙兹（Rosemary Edmonds）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的导言（Harmondsworth，1975：Penguin）。感谢有关各方惠允重印这些文章。《辉煌的十年》、《俄国民粹主义》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原无脚注，此处仍旧。俄文作品之英译，若另无声明，概出伯林手笔。

熟知作者在此领域中作品的人，曾注意到两篇重要文章未收。其一为赫尔岑《彼岸书》（From the Other Shore）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1956）英译本导言；其二，为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所译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1968；Dwight MacDonald编辑并缩简，New York 1973，London 1974）的导言。不过，二论所涵盖，与本册有关赫尔岑的两篇文章大致相同。本册不选前者，后者归入思想史的一册，同样得宜。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此处只能先择重要者。首先，这册的详尽编辑，是凯利博士的功劳，没有她在俄国语言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方面的专精知识，这工作不可能完成。在一段异常繁忙的期间里，她不惜时日，研究解答我的提问。对她，我受惠既巨，感激亦深。关于我不断坚持整个文集合出，伯林本人一直相当怀疑、而且愈来愈怀疑值不值得。但是，对这点，以及对我经常过嫌苛求的细节探访，他仍一贯周到体贴、亲切和悦，慨赐教益。关于《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莱斯莉?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的协助堪称珍贵。伯林的秘书帕特?乌捷欣（Pat Utechin）制作索引，也在所有阶段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协助与鼓舞。

亨利?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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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斥责法国人肤浅、法国人愚蠢浮夸

他难以捉摸、满眼不屑、令人窘迫、倨傲、有点令人提心吊胆。

原则上，任何真实的人类问题都不会有任何单纯或终定的答案；如果问题严重而痛苦，答案就永远不可能截然分明且干净利落。

</原文结束><原文开始>

托尔斯泰无法摆脱经验资料。再说，他当然毕生坚信经验资料为惟一真实之物。但是，他也怀抱着形而上意味极深的信念，认为有一个体系在，经验资料“必定”归属于这个体系——无论表面上是否如此。这剧烈的冲突，即本能判断与理论信念——他的天赋和他的见解——之间的这项冲突，反映了道德生活的现实与主宰一切的定律之间一项永难解决的冲突。托尔斯泰说：道德生活带来责任感、喜悦、哀伤、罪恶感、成就感——但这些全是幻觉；至于主宰一切的定律，我们所能得知者不过是它们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故凡自称知道这些定律、凡自称依循这些定律行事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无非撒谎欺人——但这些定律仍是惟一真实之物。世人常取果戈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正常，同托尔斯泰的“清醒”相对照，实则比较之下，前二人是相当完整的人格，都具有连贯的看法与单一的灵见。不过上述的冲突，产生了《战争与和平》。此书之结体，固然妙造坚实，但是每当托尔斯泰记得，或者应该说，每当他提醒——即未能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就必定有一道深邃的裂隙豁然展开。这裂隙，我们捧读《战争与和平》之际切莫失察。

所谓的解放者，不是解答你的问题（理论或行为方面的问题），而是转化你的问题 —— 他将你置入一个新架构内，而结束了你的焦虑与挫折。在新架构内，旧问题不复有意义，新问题会出现，但新问题的解决法在你如今处身的新宇宙里其实已有相当程度的预示。

编辑推荐

伯林无可置疑的代表作，以观念史入手理解俄罗斯民族的奋斗

作为一名开创性的观念史学者，本书是伯林首屈一指的代表作之一。伯林以排山倒海般的排比句和丰富的引经据典，将近代的俄罗斯思想家的奋斗与挣扎淋漓尽致地阐述出来。在他以前，从来没有人以如此深刻的方式，认识到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所具备的思想特征。如果仅选取两本图书作为了解伯林的入口，那么本书以及《自由论》是当之无愧的选择。

书摘插图

编者前言

我收编并重印以赛亚?伯林大部分已出版而至今尚未成集的文章，共得四册，这是册。他的论述大多流散四方，且往往沦佚于僻冷难寻之处，其中多数已绝版，成集重刊者至今仅五六篇。这四册，连同他已出版作品的完备目录（重印于稍后一册），将使他更多作品比前容易取得。其应如此，理由甚明。

为了这个集子，作者重写一些段落——主要是翻译文字。此外，除开必要的改正，以增补不足的参考资料，诸文都原形重印。

本册收取伯林谈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文章。《俄国与一八四八》（‘Russia and 1848’）初刊于二十六期《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1948）；《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初刊于二期《牛津斯拉夫论文集》（Oxford Slavonic Papers，1951），原文较短，原题《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Lev Tolstoy's Historical Sceptism'），后来稍加增补，以现在的题目，由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Weidenfeld and Nicolson）在一九五一年重印于伦敦，又由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在一九五三年重印于纽约；《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Herzen 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原刊于E.J.西蒙斯（Ernest J.Simmons）主编的《俄国与苏联思想之续与变》（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5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总题为《辉煌的十年》（‘A Remarkable Decade’）的四篇文章，本名《奇妙的十年》（'A Marvellous Decade'），分刊于《文汇》（Encounter）四卷六期（June 1955）、五卷十一期（November 1955）、五卷十二期（December 1955）及六卷五期（May 1956），原是一九五四年诺斯克理夫讲座（Northcliff Lectures）的系列演讲[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举行]，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节目部播出；《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是范求理（Franco Venturi）所著《革命之根》（Roots of Revolution）一书的导言（London，1960：Weidenfeld and Nicolson；New York，1960：Knopf），又刊于《文汇》十五卷一期（July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 and Enlightenment'）是一九六〇年国际笔会赫蒙?欧德纪念演讲（P.E.N.Hermon Ould Memorial Lecture）讲词，初刊于《文汇》十六卷二期（February 1961），再刊于《比刀剑更有力》（Mightier Than The Sword, London，1964：Macmillan）；《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是一九七〇年罗曼尼斯讲座（Romanes Lecture）讲词，一九七二年由伦敦克拉伦顿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印行（一九七三年修订重印），并在《纽约书评》刊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8 October，1 and 15 November 1973），又作为罗斯玛丽?埃德蒙兹（Rosemary Edmonds）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的导言（Harmondsworth，1975：Penguin）。感谢有关各方惠允重印这些文章。《辉煌的十年》、《俄国民粹主义》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原无脚注，此处仍旧。俄文作品之英译，若另无声明，概出伯林手笔。

熟知作者在此领域中作品的人，曾注意到两篇重要文章未收。其一为赫尔岑《彼岸书》（From the Other Shore）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1956）英译本导言；其二，为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所译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1968；Dwight MacDonald编辑并缩简，New York 1973，London 1974）的导言。不过，二论所涵盖，与本册有关赫尔岑的两篇文章大致相同。本册不选前者，后者归入思想史的一册，同样得宜。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此处只能先择重要者。首先，这册的详尽编辑，是凯利博士的功劳，没有她在俄国语言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方面的专精知识，这工作不可能完成。在一段异常繁忙的期间里，她不惜时日，研究解答我的提问。对她，我受惠既巨，感激亦深。关于我不断坚持整个文集合出，伯林本人一直相当怀疑、而且愈来愈怀疑值不值得。但是，对这点，以及对我经常过嫌苛求的细节探访，他仍一贯周到体贴、亲切和悦，慨赐教益。关于《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莱斯莉?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的协助堪称珍贵。伯林的秘书帕特?乌捷欣（Pat Utechin）制作索引，也在所有阶段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协助与鼓舞。

亨利?哈代

媒体评论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前言

作者前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为此书补足一篇导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犁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

伯林无可置疑的代表作，以观念史入手理解俄罗斯民族的奋斗

作为一名开创性的观念史学者，本书是伯林首屈一指的代表作之一。伯林以排山倒海般的排比句和丰富的引经据典，将近代的俄罗斯思想家的奋斗与挣扎淋漓尽致地阐述出来。在他以前，从来没有人以如此深刻的方式，认识到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所具备的思想特征。如果仅选取两本图书作为了解伯林的入口，那么本书以及《自由论》是当之无愧的选择。

【名人评价及推荐】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理查德·戴维

【内容介绍】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 作者： 拉鸟 发布时间：2013-10-23 22:41:21

  这译本说它是文言文也不为过，确实古韵犹存得很，但是太打鸡血太出戏，学术类的书籍这么译应该很有争议吧，关于赫尔岑和俄国民粹主义的论述我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这下非要读赫尔岑不可了。。。

• 作者： 虾米 发布时间：2016-01-27 14:53:35

  一月所读之书多一目十行，唯这本可说句句经心。伯林有如化学家那样，细腻地测出众多俄国人的自由主义PH值。如果说屠格涅夫和列宁是此酸碱值的两端，那么中间依次排布为：赫尔岑、别林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巴枯宁。伯林对屠格涅夫最是仰慕，对托尔斯泰最是纠结矛盾。但除对列宁外，对所有人皆给予同情和理解。伯林书好看就好看在其既讲学理，又富于人情味。

• 作者： 海阔天空祝沽笙 发布时间：2012-05-08 23:57:09

  从＂辉煌十年＂的别林斯基部分看起，太对路了！！！此书值得看三遍以上，力推！

• 作者： 莫陶客 发布时间：2011-11-07 18:21:59

  出了托尔斯泰那一部分有一点儿晕，其余皆酣畅淋漓收获颇多。翻译是台湾的，读起来有点儿怪里怪气的，且前后语言风格不太统一。真心五星。

• 作者： 春花 发布时间：2020-05-26 22:20:51

  辉煌十年和民粹主义两篇比较喜欢，贯穿了俄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伯林对赫尔岑尤为钟爱，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对别林斯基的道德至上则为尊重与同情，认为巴枯宁是颇有才情却酷爱激进思想的破坏者，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作是民粹主义者们的慈父，认为屠格涅夫多被世人所误解，而托陀则被比喻成狐狸与刺猬，伯林对19世纪俄罗斯思想史了如指掌，每位思想家都能找到其思想源头与之后对俄国历史的影响，阅读起来很流畅，不会让人有生疏感，还要再读。

• 2007年阅读盘点：无边的阅读在焦虑中行进

  作者：思郁 发布时间：2007-12-23 15:04:48

  无边的阅读在焦虑中行进

  ——我的2007年阅读纪事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一年的阅读和写作，那就是：阅读比较世俗，书写比较功利。对许多读书人来说，可能阅读和写作是可以分开的，阅读单凭性情，写作亦是如此。蒙田有言，我若无兴便不下笔。那意思也是提倡阅读的愉悦功能，书读通透了，胸中自有万千丘壑，此时才适合下笔。但是对一个书评写作者而言，阅读和写作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趣味性，变得功利无比。尤其是阅读，具有了一个单一而枯燥的目的性，丧失了本真。

  2007年有一个作家对我影响深远，他就是博尔赫斯。早些年买过一套《博尔赫斯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月版），分为小说卷、诗歌卷和文论自述卷，一直束之高阁。后来小说卷和诗歌卷送给了朋友，只留下文论自述卷。年初过完春节回到郑州，心情甚是浮躁，望着书桌上散乱的新书有种暗暗的绝望，心灰意冷的时刻，随手从堆积如山的书里抽出了《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闲翻，没想到读第一篇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从此欲罢不能，那本薄薄的书生生的被我蹂躏烂了。凑着这股热乎劲，又从当当网上订阅了一套《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彻底迷失在了博尔赫斯的时间叙事和迷宫叙事里。读博尔赫斯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知道有时即使你的生活阅历和直接经验不足，其实也能写出好文章，比如可以依靠图书馆，依靠无边的阅读。当然，我们不可能奢望有博尔赫斯的天赋熟悉那么多外语，从而可以打通世界语言的隔膜，建立自己的“宇宙图书馆”，成为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则在于书评写作。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中提到了博尔赫斯写作的简洁诗学。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写作之前，是先假定他想写的那本书已经由某个来自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无名作者完成了，而他要做的就是描述、概括或评论那本假象的书。有种传言说，博尔赫斯的每一个文本，都通过援引来自某个想象或真实的图书馆的书籍，而加倍扩大或多倍扩大其空间。更有趣的是，这些被援引的书籍，要么是古典的、要么是不为人知的，要么根本是杜撰的。博尔赫斯的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的作家和书籍评论，这些文字大都篇幅短小，寥寥数笔，但是下笔如神，值得我辈书评写作之人终日揣摩研习。

  博尔赫斯的主要中文译者是现今已经八十多岁的王永年老先生，王老先生的译笔精湛，严谨，又不失古典之美，是我喜爱的翻译家之一。可惜的是现今的许多翻译者都渐渐丧失了原有的素养，把许多西方经典的文本弄的乌七八糟。这里要提到马克斯•韦伯的作品的翻译就是一例。前不久终于购齐一套《韦伯作品集》（十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采用的台湾远流的版本，也是韦伯作品的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我手头中还有的韦伯的作品《学术与政治》（三联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冯克利译）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12月版，于晓、陈维纲等译）都是三联的版本，翻译上虽然不能说烂，但是对比之下，台湾的版本仍然雅古蕴藉，自然一派。不过，手中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对比阅读仍不失为上策。韦伯的作品在国内语境中一直颇为畅销，究其原因，像韦伯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自然不能排除有所谓的“卡理斯玛”式的个人魅力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他提倡的新教伦理，在马克思主义统治意识形态中“经济与意识”辨证关系的提法之外，另辟蹊径，独创个人言路，从而打开以往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之举。

  2007年还有一个思想家对我影响深远：以赛亚•伯林。我手头中关于伯林的作品大都收录于译林出版社刘东先生主持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此套丛书主张“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以此译介西学经典，迄今已经连续出版六十余本，诚所谓功莫大焉。我手头藏有此套丛书中的二十余本，而其中关于伯林的著作就有七本。但总觉得惭愧的是，伯林的著作一直都断断续续的翻阅，但却没有系统而静心的梳理过。今年我重点阅读了《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版）和《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版）。著名学者刘小枫先生论述舍斯托夫时曾提到一种俄国独特的“俄罗斯理念”概念，最早是由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在哲学上阐明的，大意是指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独特的“沉郁、虔敬、博爱、崇敬苦难的质素”。而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提到的众多俄国思想家托尔斯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等无不是这种独特的“俄罗斯理念”的知识分子式的人物。伯林对俄国知识分子描述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大都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兴奋时候脸色通红，一般有哮喘之类的疾病，病恹恹的样子，形神憔悴。他们在生人面前羞涩、局促、沉闷而自闭；但在朋友面前则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生龙活虎。这种人放在社会中往往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耳闻眼见不平之事，又往往愤勃而起，用赫尔岑的话说，“他可怕的道德愤怒，有万夫莫当之势”。俄国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行事不依凭自身的理智和学识，大都单凭一时激情和道德义愤，因此他们容易感性，容易愤怒，容易矛盾；但同时也容易关注形而下的现实问题。在俄国思想家的头脑中，宏大的历史的哲学的体系不能远离现实，只能深深扎根于生于斯养于斯的大地和人民当中，所以他们追求的自由不是高远于未来，而是着眼于现世。如伯林最为激赏的一位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言：自由何以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自由，将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活人的献祭。

  相对于《俄国思想家》中伯林气势恢宏的论述，《伯林谈话录》读起来则要轻松的多。不过了解伯林复杂丛生，歧义不断的思想体系，这倒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伯林在书中点评了众多西方的思想家，用语精准，评价得当，但是同时也有许多让后人不舒服的地方。比如伯林点评列奥•施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就遭到了许多的争议，尤其是阿伦特。伯林甚至动用了阿伦特的论敌肖勒姆的话，说任何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和严肃的思想将都不会与阿伦特为伍，还特意指出，“她的意识形态的著作令我讨厌”。

  既然提到了列奥•施特劳斯就不得不提到《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006年8月版）和《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版）。施特劳斯在汉语学界日益成为显学当然免不了刘小枫先生的大力提倡。我一后学末进，对施特劳斯并无更深层的认识，对施特劳斯学派也知之寥寥，但是读施特劳斯与其众多友人的通信却让我感领到更多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大思想家浩淼幽深的历史沧桑，“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把哲学视为对正确的追问及其回答：哲人认为哲学生活是正确的生活，并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他们也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以哲学为业，以追问为毕生目标，以敬畏为学习的条件，过一种古希腊哲人式的生活，“你是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数百年前的哲学家穆勒就已经问过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现在的我们给的答案还一样：宁愿选择后者？施特劳斯曾经在给他的好友克吕格的信中论述双方的立场：“我们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不能信仰，因而我在寻求一种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的可能性。”这句话可以作为现今我们整个时代的注脚，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2007年还有两本书令我不得不提：苏珊•桑塔格的《激进意志的样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版）和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桑塔格的中文论著，现今已经出版到了第六本，本本精彩，自不待言。但是《责任的重负》一书出版后鲜有论者提及倒是有些奇怪。论述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不能说少，但是托尼•朱特的还是把视角锁定了法国悠久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之中。本书的最为精彩之处在于论述加缪和不在场的萨特的部分，把批判的目光收回到了法国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自身，重点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才导致法国百年来风雨飘摇，动荡不息。

  盘点自己的2007年的阅读，其实有很多的遗憾。阅读多以新书为主，为书评写作保驾护航。但是出版界沉渣泛起，良莠不齐，新书并不一定都是经典，偶遇到心宜之书自然大喜，但是还有很多时间都浪费到了一些没有必要的书上，反而书架上时不时淘到的旧书有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不过还是都被我冷落了。博尔赫斯谈到经典作品时说，经典作品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希望未来的岁月里，我能饱有“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更多的经典之作。

  思郁

  2007-12-16书

  2007年我最喜欢的十本书（排名不分先后）：

  1、《激进意志的样式》，【美】苏珊•桑塔格著，何宁 周丽华 王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21.00元

  2、《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3、《启蒙哲学》【德】E•卡西尔著，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二版，定价：22.00元

  4、《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克斯著，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定价：28.00

  5、《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上、下卷），王学泰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60.00元

  6、《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恩伯莱 寇普编，谢华育 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

  7、《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定价16.80

  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 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9、《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

  10、《金蔷薇》，【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定价：15.00元

• 很好的书，很烂的翻译

  作者：竹山汤汤 发布时间：2013-03-03 19:26:59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正常点翻译？搞得佶屈聱牙，一副老学究的口气，明明一句精彩的话，到了译者笔下，就变得死气沉沉、呕吐难忍。伯林的英文非常流利、自然，到了中文里就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作为一个译者，我认为还是要有基本的文字感，起码要知道什么是流畅的，什么是狗屁不通的。

      每一次看学术性的书籍，这种对翻译的仇恨总是会冒出来。翻译产业的江河日下，中国人阅读习惯的日益恶劣，不能不说跟我们的翻译水平之差息息相关。看不到好书，看不到舒服的文字，好东西到了这里就成了丑八怪，谁还能坚持下去呢？

      吐槽完毕。继续找原文。

• 【读品•细读】独孤力命：狐狸的尖刺——伯林与俄国思想家

  作者：【读品】 发布时间：2007-11-30 16:21:52

  二十世纪汹汹去也，留在世人记忆中的并不淡红的血色与实非微漠的悲哀难以道尽。据说，这个世纪实际上只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全球化；其二，共产主义试验了，失败了（龙应台语）。又据说，两个因素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历史：科技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风暴。无论如何，至少从表面看来，二十世纪是各种“理论”大行其道，并以莫之能御的力量影响现实的时代。似乎人们脑中的东西左右了历史进程，所谓“思想英雄的战场”，从精神层面形而下之，成就了真正血流成河的战场。这方面，或许17世纪以自己的呐喊催生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哲学家们都要自叹弗如。于是，继承和掌握理论的人，宣扬和反驳思想的人，就其最宽泛的定义而言，思想者、知识分子或“先知”，似乎成了真正的大人物。如今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已大多鞠躬谢幕，留下一片混乱的版图，有待后人验收。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洞见之一来自思想的自我反思，或者说，“关于观念的观念”。而论到在此领域的影响，或许无人能与以赛亚•伯林爵士相颉颃。一方面，是伯林以其精微的洞察点破了时代的隐痛，赢得鹊起声名；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燃起对思想史的空前兴趣（尤其在英美学界），伯林的独具只眼、汪洋恣肆功莫大焉。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伯林具有令人钦羡的独到优势。他几乎亲历了他时代的所有巨变，且与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亲接，可谓阅尽世事。与此同时，他又具备财富、闲暇、友谊和亲人的庇护，虽有时困于赢得同行尊重，终其一生仍安稳平静，从容优游文字。他是牛津名教授、英国情报官员、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者、卓有成效的学术机构领导者。他的血统、教养和自身见解熔铸多种视野，个人经历引导他穿越历史与学科界限，得出独到结论。虽然其研治领域在英美思想界的主流之外，然而他也曾致力于日常语言运动、熟悉逻辑实证主义，而英美系的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泰勒等都自承受惠于他的思想。如果套用他自己的著名论断，从涉猎的广度、议论的范围和听凭兴之所至，不受范畴和形式拘牵的风格来看，伯林无疑是一只出色而讨人喜欢的狐狸，然而，从他始终回应时代的理智吁求，寻找对现代诸多灾难的反思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又可算得上是一只咬定要害问题刺猬。

  似乎与他身兼俄国、犹太、和英国三种传统相对应，伯林的学术也有三个最富影响力的方面：对一批（以俄国思想家赫尔岑为首的）思想家的再发现，对价值多元论的强调，以及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澄清。此三者中，关于俄国思想家的研究或许锋芒不显，没有余下两项那样“商标”式的效果，然而若将伯林的思想和生平合观，却堪枢纽所在。与学院派学者不同，伯林的所有著作中，风格和视角是主导的方面，对象和论题则提供发挥的舞台以及对其本身思想的激励。是以他与某个题目的相遇，禀赋倾向的驱动至少与理论逻辑的引导并驾齐驱。他真正的著述生涯始自1939年的《马克思传》（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正是循此线索，伯林从浩如烟海的俄语文献中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和赫尔岑，并从前者追踪到了启蒙思想家。从启蒙主义再次出发，又迂回到浪漫主义，而他关于自由和多元的许多著名论述，与他对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体悟息息相关。伯林在时代和国别的二维平面上纵横捭阖，而俄国思想家为他提供了出发点和最凝炼的样本，任由他操练自己精微的分析和明澈的意见。不宁唯是，他身为俄国革命的流亡者，活跃于冷战时代，理解俄国的现状和历史，种种可能与不可能，也是他自我观念的重要部分。在此，他的思想与生平交织最密，其论述自然有一番韵味，非他人可比。

  伯林最早的编辑之一艾琳•凯利（她与亨利•哈代共同编辑了《俄国思想家》，这是后来使伯林摆脱“沙龙学者”之讥的系列文集中的第一部）将伯林的方法概括为“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伯林深刻理解且同情俄国知识阶层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故能明了他们面对那些问题提交的答案，无论是他所激赏者，还是他所不取者。俄国观念史充满了戏剧化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与其说是俄国民族特性使然，不如说是由于时代的拨弄，西方思想及其危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相互碰撞。俄国的故事并无太多独特之处，而只是西方那个故事的精华缩编版。于是，伯林治俄国思想的方法和结果，也可推而广之，甚至反躬自问。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俟伯林归于道山，他的形象也就进入了思想家的万神殿，供后人参悟揣摩。伊格纳季耶夫在他身后即出版了《伯林传》（Isaiah Berlin: a life），为满足这方面的兴趣提供了材料。伯林自己无疑属于俄国思想家中诸人那样，有问题意识，并回应时代的知识阶层。那么，或许应该问的是，在他对与自己声气相通的这个群体作了持平公允而慧眼独具的分析之后，我们对“俄国思想家”的问题还能够再说些什么呢？对伯林本人的评价，后人又能在他惊人的自知之明外增益什么呢？

  《俄国思想家》并非专著，而是一组长短不一的专题论文，其中有特写，亦有群像。而若仔细区分，能入伯林法眼的是两类人物，一类以其能眩众目的口才、热情、行动和道德追求影响广大人群，而自身的思想或浅白，或矛盾，或庞杂，或纯然袭自他人，一句话，并非以思想的独创或精微，而以对思想的精彩阐述、不懈追寻留名青史。另一类则独擅深思，看穿要害，而可能并不曾大声疾呼，也没能赢得广泛的支持。他们可能在其他的领域影响甚大，但其思想成就不是为人误解，就是遭受贬斥。然而，这后一类人的价值更加持久，更加深远。在混乱而激动人心的时代，第一类人光芒耀目，第二类人可能不免孤独。如果以别处的例子参照，第一类人可能如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第二类人可能如卢梭。对于能够影响现实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来说，除此二者，其余盖皆不足取。

  俄国思想家中，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不同派别的民粹主义者，无疑是煽动家、道德偶像、行动者，但他们的思想并不值得反复玩味。他们的事业在纯粹的思想之外。伯林论述这些人，与其说是分析其思想，不如说是展现其时代和渊源：这些人回应了怎样的困境，迎合了什么潮流，或者开创何等风气，又有怎样的后来者，等等。然而对于他们的思想实质，伯林并不非常看重。如《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在两相比较中，判出赫尔岑的深邃和巴枯宁的浅薄不啻霄壤。又如《辉煌的十年》论别林斯基，重在拈出别氏的道德姿态和对后世激进分子的榜样作用；再如《俄国民粹主义》历数“新一代人”如何在1848年反动势力大胜后的压抑与背叛中成长起来，而对其主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直指其“简单”、“天真”。而另一些人，托尔斯泰、赫尔岑和屠格涅夫，虽然大多数时候被看成文士、怪人、流亡革命家，在他们体裁多样的著作中却隐藏着最深刻的洞见。伯林首先发现，托尔斯泰是一个思想悲剧的受害者：他的“现实感”让他明眼看穿世事多样，所有自诩包罗万象的理论都是骗局，而他却同时毕力追求一个单一的终极真理。赫尔岑在思想领域虽不为人所识，却具有“独一无二”的政治观念，“敏锐且具备先知之见”，他推崇个人自由，厌恶普遍道德原则和宏大概念，却能为反对专制献身奋斗。屠格涅夫常常只被当作纯粹的艺术家，却对社会现实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困境有最敏锐的洞察和最精当的描绘。伯林倾注在后三个人身上的同情和敬意，要远胜于他对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含着贬抑的敬仰。

  在这三位之中，伯林的倾向去取，是可借之探寻他本身思想的金针，而他的思想和际遇在这个问题上交响共鸣。他的倾向不难观察。艾琳•凯利在《俄国思想家》的导论中言之凿凿：

  “……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他既勇敢且文明。”

  伯林对赫尔岑和赫尔岑式人物的敬仰喜爱自然是溢于言表的。他把赫尔岑视为知识阶层的英雄，而他在当代的传人则是苏联科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他说，“萨哈洛夫是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他的声音就是赫尔岑及其伙伴们的声音，经历了那些可怕的年月而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伯林崇拜萨哈洛夫，并因结识他而自豪，但他自己无疑从未能成为萨哈洛夫那样的人。景仰则已，他继承的并非赫尔岑的衣钵。据他的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观察，“随着六十年代的过去和七十年代的到来，伯林越来越对屠格涅夫感到认同”。《俄国思想家》中的压卷长文《父与子》，既是为屠格涅夫辩护，也是为他自己洗脱懦夫的骂名。

  但是说到底，伯林像他自己笔下的谁，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或许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问法，伯林可以不像屠格涅夫，而如他自己所愿，仿效赫尔岑么？是不是伯林如果更有勇气，更坚强，加上时机和环境，他就能具有萨哈洛夫的品质？如果他可以，他会不会损失他作为我们所见的伯林所拥有的智慧、公正和锐利目光呢？

  伯林论述托尔斯泰、赫尔岑和屠格涅夫，无意中（或有意而未点明）给出了一个思想的谱系的三个耀眼坐标，在这个谱系的一端，是渴望专一、体系化和热烈的信念和与之相伴的思想上的确定无疑，另一端则是追寻经验主义、个人体悟、对消极自由的尊重和与之相伴的犹豫不决，无所适从。无疑就气质而言，前者刚烈而崇高，后者优柔而精细。然而伯林未曾指出，或许也是不愿点破，前者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后者的减少，反之亦然。伯林笔下的屠格涅夫批驳赫尔岑对俄国农民淳朴本性的迷信，然而本已深具怀疑主义，拒绝一切宏大概念召唤的赫尔岑，所以能乐观、坚定、百折不挠，其凭借者无非这一丝毫无道理的信念。如果善感现实的屠格涅夫所说的是对的（从语调上看，伯林似乎赞同这一观点），那么赫尔岑只是由于不够明智才得以勇敢，他与孜孜于一个无所不包的答案，而近乎走火入魔的托尔斯泰，其偏见障目，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这已不仅仅是价值多元，美好的目标难以共存。价值的冲突可在某种保证（伯林提出这种保证就是自由主义）下得到折衷解决，而不至于消灭彼此，而此处两种各擅胜场的气质或说类型，则你死我活，无法调和。价值之间不相容是不可逃避的悲剧，而勇敢与明智、热烈与审慎如果不仅不相容，而且互斥且此消彼长，难道不令人绝望？这个结论，伯林本人是不能认同，还是不忍说出呢？

  如果通过阅读《俄国思想家》得出的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那么，伯林就只可能像屠格涅夫，并且由于他的时代、他的性格、他更加清明的视野、他对谱系另一端那些心智诱惑更强的抵抗能力，他是比屠格涅夫更加屠格涅夫。如果他能比我们所见的勇敢一些，那么必然因为他具有一些坚定信念，而此般信念在那软弱些，却可能更明智些的的伯林看来，或许就近于妄诞。伯林为人称道的持平、审慎和自知之明，或许就不仅伴生了软弱胆怯，而是直接导源于这种软弱和胆怯。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求伯林在他的时代做一个萨哈洛夫，甚或伯林自己敬仰赫尔岑，以为自己的人格榜样，是合理么？道德是否优先于认知，具有道德勇气的行为，即使不甚合理乃至盲目，也应当比洞穿世事的畏葸不前更值得尊重？

  如果从《俄国思想家》所表现的这种巨大的冲突，反观伯林自身受到的赞誉和攻击，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问题绝非停留在19世纪的俄国，甚至绝非停留在孕育巨大变革，思想冲撞剧烈的时代或国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勇气和明智的二难选择时刻回响，未曾消歇。不仅当年屠格涅夫被保守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都视为叛徒。伯林身故之日，20世纪将尽之英美，左右两方对他俱有攻讦。而镜头拉近我们自己的语境，朱学勤先生不是在感叹“伯林去矣”之后，诘问“思想家为什么生活在表层”？而二难之间的出处行藏，能得到什么外来价值的判断，或是外在建构的保障么？如若有的话，会是什么？如若没有，那么如此众多的责备、赞扬，那些思想的力量和纤细间的差异、启蒙大众或执守学院的相互轻视，那种可能演变成傲慢和冷漠的明智和那种显出狂躁和非理性的勇敢间的选择，难道也是一场“诸神之战”？在这里，调和的态度本身也落到了争论的谱系之内，又有什么来保证“多元”是对的，或者“多元”应该让位于“一元”？

  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可谓知人而能论世，而由此揭发的问题中，他又可谓言传而兼身教。伯林善于提出问题，远强过他解决问题。或许正因为他看到的问题太根本、太险要，太关乎自身，他才拒绝回答。伯林没有体系，或许不是因为他没有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他的教导、意见和评论，根本不可能成为形式体系。他服膺赫尔岑那种现实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或许我们不该向伯林寻求一以贯之的解答。不过伯林这只狐狸，终究还是有一根尖刺。即如本篇管见，伯林对俄国思想家所做的带有自我辩护意味的分析，连同他的生平所展示的现实图景，分明指向了他一生反复申说的“选择悲剧”。至于此现实的选择情境中，伯林的选择应如何价，其他人又当如何行事，则言人人殊，亦非仅读伯林著述便能够解答得了。

  [英]以赛亚•伯林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18.5元。

  [加]伊格纳季耶夫著：《伯林传》，罗妍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19.2元。

• 【转】龙瑜宬：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文化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4-21 17:25:06

  【内容提要】20世纪俄罗斯的政治灾难，使得以赛亚·伯林格外强调“消极自由”，但俄罗斯文化对他的思想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俄罗斯特殊的智性传统引导他进入了观念史研究领域；而面对多元价值与一元诉求间的冲突，19世纪俄国思想家做出的不同选择为伯林阐释和发挥自己的悲剧性价值多元论提供了最佳例证。他将这些思想家区分为“狐狸”与“刺猬”，并充分移情于以富有现实感的赫尔岑为代表的“狐狸”。然而，对俄国保守派思想家的过度轻视也暴露出他的某种“刺猬性”。

  一、俄罗斯智性传统与伯林的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研究被认为是以赛亚·伯林“最特别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成就”， 1930年代，他因受命写作一部马克思传记而进入这一领域，其中不乏偶然成分，但由哲学而入历史的研究路向，此后却贯穿其学术生涯。他的多部作品都被冠以“观念史”的副标题，如《维柯与赫尔德：对观念史的两项研究》（Vico and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6）、《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History of Ideas, 1979）、《扭曲的人性之材：观念史篇章》（The Crooked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0）、《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and Their History, 1996）等。[⑥]在这些著述中，伯林凭借渊博学识和罕见的历史想象力，突破现代学科分类的壁垒，对某些中心观念的形成及发挥影响的智性气候进行探查，并致力于再现特定时代与文化中人们关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看法。哪怕其政治哲学论说日渐为后辈挑剔和覆盖，伯林在观念史领域的声望也始终未被撼动。

  有意思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念史研究对于他所在的牛津、甚至整个英国的学术传统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在缺乏意气相投的同事和支持性的制度背景的情况下，伯林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为自己创造了一座思想的收容所”。[⑦]当人们好奇伯林对观念史的这种兴趣到底来自何处时，最容易被追溯到的，仍然是他在俄罗斯革命中的见闻：在“人生的这个相当早的阶段”，他已开始受到“自由、平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并意识到政治观点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作用。[⑧]而伯林在回忆中，还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青年时代的他在伦敦图书馆读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作。他相信，“正是赫尔岑使我爱上了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这就是我研究思想史的真正开端”。[⑨]在《彼岸书》（«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1850）、《法意书简》(«Письма изФранции и Италии», 1855)和《往事与随想》（ «Былое и думы», 1868）等几部日后最常为伯林引用的作品中，赫尔岑不为任何教条所役，纵谈社会、道德与美学问题，对同时代俄国与一系列西方流亡地的民风民情进行了生动刻画；尤其是通过对各国政党主张、形象以及动荡前后社会风向的近距离考察，为1848年的欧洲革命提供了“尸检”报告。它们无疑为伯林本人的观念史研究提供了范本。[⑩]

  但除了这些直接触因，在赫尔岑写作背后那个更为深广的俄罗斯智性与知识分子传统，还为伯林的研究提供了深层底色——对于这一传统，离开苏联后一直坚持阅读俄罗斯经典的伯林有着相当完整的认识。其传记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更直言，正是由于浸淫于这一传统，使得伯林的写作取向迥异于英美同行：

  伯林曾经说过（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的传统中。[11]

  事实上，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伯林曾对这一传统的形成历史与独特内涵进行过详细探讨：在他看来，拿破仑战争对于俄罗斯观念史的意义不亚于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它带来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使得受教育者开始对自己产生认同的这一共同体内部之贫穷与野蛮感到强烈不安。而此时又恰逢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其核心观念“人格完整”与“整体献身”对民族心受挫的俄罗斯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道德热情、社会责任紧密相联，由此形成的“知识阶层”及其历史后果亦回传西方，被伯林判定为“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12]如下文将讨论的，伯林并不接受俄罗斯知识分子所信奉的那种“真理的完整性”，但他们对机械主义模式的拒斥，在人格与思想、文字间建立的那种强相关性，却赢得了伯林的共鸣。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伯林所理解的“观念”不仅是理性层面的认识、判断，更蕴含着人对内部与外部世界的那些或显或隐的态度。而正是在捕捉这些态度时，伯林展现了格雷文中提到的那种“想象的移情”能力，这也被公认为其观念史写作能够如此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们发现，越是那些信念强烈、言辞激烈的“异端分子与魅力型”，他越能“深入内里”，尽显其人格与心态。[13]对于愿为自己所执观念承担一切后果的俄式激情，伯林深感警惕，却也能充分理解和传达其中的诱惑。

  关于自己这种移情式的观念史研究，伯林曾经语焉不详地将其描绘为“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14]而并非偶然地，《辉煌的十年》对俄罗斯“社会批评”传统的开创者别林斯基的批评方法的引述，恰恰可以对伯林本人的工作加以注解[15]：

  任何时刻，他（别林斯基——引者注）若想传达一项文学经验，都用上生命、他整个人，力图捕捉该项经验的本质。……他自己也说过，要了解一位诗人或思想家，你必须暂时整个进入他的世界、任自己受他看法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简言之，体悟其经验、信仰及信念。

  如果说，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体悟’莎士比亚与普希金、果戈里与乔治·桑、席勒与黑格尔的影响”，那么，伯林也是如此“体悟”/“移情”别林斯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俄罗斯进步青年的：

  他博读群书而教育不足，激情风烈，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追随他的人采用这种姿态，因为他们是激愤的一群。于是，这腔调成为新真理的传统腔调，凡说新真理，都须以受辱之痛犹新之感，出以怒气腾腾之口。[16]

  对于别林斯基从黑格尔式的寂静主义转为激进民主派的思想历程，伯林亦进行了细致追踪。但他更着力挖掘的，始终是这位批评家作为“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在道德方面的一贯性。也是从那种宽泛的观念史研究角度出发，伯林认为，由别林斯基引入的炽热的社会批评“腔调”，在俄罗斯文学中再未消散，而且影响深远——因为检查制度的森严，也因为浪漫主义放大了这一文明体固有的象征传统，文学在别林斯基时代已经是俄罗斯知识阶层活动的中心舞台。文学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缠绕：“在俄国，社会与政治思想家变成诗人与小说家，具有创造力的作家则成为政论家。”[17]哪怕经历了20世纪的大变革，这一传统也未完全中断。这解释了文学问题为何会在《俄国思想家》（RussianThinkers, 1978）与《苏联的心灵》（The SovietMind, 2003）两部伯林直接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更有趣的是，伯林也至少部分地继承了这一综合性写作传统，将人的欲望、情绪以及各种隐秘动机与那些更宏大的观念现象勾连起来。其研究者发现，他在观念史方面的成果“便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思想的措辞优美、具备了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学品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各种观念的批判性的考察报告”。[18]关于这一点，从上文引用的那一小幅别林斯基的“思想肖像”已可感受一二。

  二、“直击”多元论与一元论的角力

  除了将伯林引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影响其论说风格外，俄罗斯对于伯林发挥自己的核心思想，即价值多元论，更有着特殊意义。这一贯穿伯林全部著作的观念相信，价值在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价值却并不必然可以相互通约：“人的目的是多样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容的，那么，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于是，在各种的要求之间作出选择，便构成人类状况的一个无法逃脱的特征。”[19]在此，伯林试图反驳的，是古老却仍持续产生强大影响的一元论，一种相信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答案的“柏拉图式的理念”。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圈中找到了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等一批否定“和谐大结局”必然存在的同盟者，但惟有19世纪以降的俄罗斯，为伯林提供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角力场”，可以最近距离地观看多元论与一元论的残酷冲突，以及思想者在同一场域中作出的多种选择。关于这一点，伯林作品的重要编辑者之一艾琳·凯利（AileenKelly）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

  伯林论及道德和政治理论的主要著作与他讨论俄国问题的文章之间的内在关系反映在它们平行的著述年谱中。确立了伯林多元主义精髓的主要几篇文章发表在1949年至1959年之间（继而结成题为《自由四论》的文集）；而在他论述俄国思想家的十篇论文中有九篇首度发表于1948年至1960年之间（的例外是他晚期对屠格涅夫的研究）。他批判历史目的论思维的长文《历史的必然性》写在1953年，也正是在同一年，他发表了《刺猬与狐狸》，描述了托尔斯泰的怀疑论现实主义与其所追求的普世性解释原则之间的冲突。[20]

  事实上，西方世界往往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理性能力不足，且多为狂热的一元论者。冷战背景下，这种印象被进一步强化。而伯林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与讲演中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看来，俄罗斯思想家绝不缺乏怀疑精神与批判能力。他们本身深受专制之苦，敏感于思想的压制，渴望打破偶像；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身处欧洲边地，在同时吸收多种竞争性西方思想之余，他们还可凭依“后发”优势对西方发展道路进行考察。这一切反而让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容易对观念产生警惕。众所皆知，西方工业化进程付出的代价一直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及道德感不符，而欧洲1848年革命的失败，更让他们清楚地看到抽象概念对实情的阉割。他们开始质疑西方模式的普适性，并更多地关注本土的特殊需求与已有资源。[21]但与此同时，伯林也承认，严酷的社会现实、受辱的民族心，或许再加上东正教神学的影响，都要求俄罗斯知识分子尽快找到确定的、的解决之道。多元的选择和一元化诉求的相互牵扯就此成为了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智性与精神的挑战。

  而如果说，“自由”、“平等”、“正义”这类同样好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在那些政治、社会体制相对更成熟的文明体（如伯林一家逃往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更容易以代价相对较小的方式实现必要的调和，那么，在选择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了的专制俄国，这种平衡、折中似乎很难实现，重大损失更难避免。[22]伯林所强调的价值多元论的潜在悲剧性也因此被大大凸显。最终，绝大多数俄罗斯思想家还是难以直面历史的无解。他们需要相信存在“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3]在伯林的层层剖析下，他们可以是某些流行思想最有力的批判者，而同时又因为对确定答案的极度渴求，成为另一些抽象思想、理论最不遗余力的鼓吹者：

  托尔斯泰谴责所有关于历史或社会的普遍理论所具有的荒谬的简约性，这是被意欲发现某种统一真理的需要所驱使的，这种真理能够抵抗它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摧毁了所有体系化思想家的自命不凡，这些思想家寻求确立和规范人类社会的形式。他告诫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背后存在的权威主义，但是他自己对毁灭意志之创造力量的浪漫崇拜蕴含着同等险恶的寓意。一些人将民粹主义者对俄国农民之纯正美德所抱的信念视为乌托邦的幻想而予以摒弃，但其中的许多人继而又接受了主张无产阶级之拯救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幻想。[24]

  让这些崇拜、幻想变得更危险的是，同样的思想主张在其原生地西方还需要与其他思想传统竞争，并相互制衡、解毒，而当它们被抽离出这一对话场，并被俄罗斯知识分子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更容易被加以功利化和激进化的解读，奉以独尊地位。[25]不难发现，在伯林关于19世纪俄国思想家的这些解读中，“铁幕”另一端的苏联始终在场。那种让人几乎自愿地摈弃生活经验与道德本能的思想体系操控，确实可被视为这场延续数代的多元选择与一元诉求对抗大剧的最后一幕。[26]但无论如何，伯林反对将这一幕视为俄罗斯社会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不相信这是向所谓历史“顶点”的迈进。相反，他将19世纪数位最富批判力的俄国思想家对历史的思考与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那种一元论历史图景反复加以比照：

  托尔斯泰和马克思一样，清楚看出，历史如果是一门科学，我们必定可能发现并且具陈一套历史准则，持这套准则，与经验观察之资料联合运用，则预测未来即切实可行如地质学或天文学。但是，历史其实不曾达到这等境界，他比马克思及其信徒更明白，而且一本他习惯的独断方式，直言不讳，更补以各种论点，明示这个目标无望达成。他还以一项看法，论定此事，认为这种科学希望如获实现，将会结束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命：“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生命能用理性加以规矩编制，生命的可能性也就毁灭了。”[27]

  此二人（黑格尔与马克思——引者注）亦会预测资产阶级在劫难逃，以及死亡、熔岩与新文明。但是，想到脱缰而出的巨大毁灭力量，想到一切纯洁无辜之人、愚妄之徒以及可鄙的平庸无识之辈都大难临头而犹懵然不知可怕命运，黑格尔等人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之意，溢于言表。赫尔岑想见权力与暴力扬威横行之景，则并不如此拜服迎接；他对人类弱点既无鄙视，也没有虚无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核心性格里那种浪漫的悲观。因为他认为这巨变既非不可避免、亦非光荣之事。……（赫尔岑《法意书简》）“人类由现代科学而解脱贫穷与无法无天的巧取豪夺，却并未自由，反竟不知怎的，被社会吞噬，宁非怪事？要既了解人权的全盘广度与真境，以及所有神圣性质，又不至于摧毁社会，不至于将社会化为原子，是社会问题里最困难的一个。”[28]

  不无讽刺的是，这些历史决定论、线性进步论的挑战者在苏联被（有所批判地）视为“先贤”，进入思想圣殿陪祭。他们复杂的洞见也随之被大大简化和歪曲，更遑论引文中那些关于一元论惨剧的预言了。伯林对这些思想的过快遗落深感遗憾。在这位价值多元论者看来，冲突、变化、偶然，既是不可避免的，也为个体在历史中发挥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缝隙。在渴望思想自由的“密闭恐惧症”和渴求确定之物的“广场恐惧症”这两端之间还有诸多可能。19世纪俄国思想家们虽然饱受多元与一元的角力之苦，却也因此而激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正是在这个并不多见的思想活跃期里，出现了下文还将继续讨论的那些原创性观念与实践。[29]俄国思想家、文学家对所在共同体的历史可能性提出种种设想，远较被“人为辩证法”控制的“苏联心灵”更具活力。

  三、移情于历史重压下的思想之狐

  “狐狸”与“刺猬”是伯林著述中传播甚广的一对区分概念：“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狐狸”型思想家多疑善变，“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拒绝将其收束到某个无所不包的一元体系。与之相对的“刺猬”型思想家，则在观念与生活方面强调某个中心识见的存在，“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非此则觉得没有意义。[30]不难理解，经过多元论者伯林的渲染，后来者多竞相以“狐狸”自勉或誉人。

  不应忘记的是，伯林最初提出这一区分，就是在那篇讨论托尔斯泰历史观念的长文中。而除了托尔斯泰，他还重点分析了19世纪俄国另外两只感性力量与怀疑精神发达的“巨狐”：屠格涅夫与赫尔岑。三人都与同时代风靡俄国知识界的德国浪漫主义历史观保持着相当距离，意识到历史并无“顶点”，方案可能并不存在：除了提出“微积分”论，对各种历史决定论大加讽刺外（《刺猬与狐狸》），托尔斯泰还格外敏感于“知识”与“幸福”之间的不谐。他一方面认为，在俄罗斯唯有农民以直觉把握了朴素真理，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启蒙大众之职责，在“谁来教”、“教什么”的问题上苦思不得其解，徘徊于寂静主义与启蒙理想之间（《托尔斯泰与启蒙》）。西化色彩最浓的屠格涅夫其实仍然身处俄罗斯文学中心传统，他的每部长篇小说均触及社会政治焦点问题。但作家既感佩左派面对社会不义的挺身而出，又深深担忧那种以为掀翻一切后新世界即告建成的革命虚无主义。因其观点的暧昧，屠格涅夫一生中屡屡被左、右阵营夹击，对价值间的不可调和可谓有着切实体验（《父与子》）；至于赫尔岑，伯林曾在《自由四论》中引用其“飞鱼”说（“飞鱼”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所有“鱼”都想“飞”），挑战传统自由主义假定的那种普遍人性。[31]这位“对自由怀有巨大激情”的俄罗斯文化精英痛苦地承认，对大多数民众而言，重要的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更好地被管理，相较于选举权，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面包（《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

  不过，面对类似的价值冲突困境，三位俄罗斯思想家的选择却各异，构成了一个小小光谱。而以观点暧昧著称的伯林难得地在这一光谱前明确“站位”，这正有助于厘清围绕其多元论产生的一些常见质疑：不难理解，天性是“狐狸”、却想当“刺猬”的托尔斯泰并未获得伯林的最多认同。如前文所述，这位对同代知识分子多有讽刺嘲弄的大文豪事实上还是融入了19世纪俄国思想的主流。他始终不能放弃对单一、明晰真理的幻想，提出的问题也总是过于笼统。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伯林在屠格涅夫与赫尔岑之间的选择。初看起来，保持独立观察者形象的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应该比革命煽动家、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更能得到伯林的认同。屠格涅夫甚至可以说是伯林“消极自由”观的代言人：他始终立于岸边，准确地指出俄罗斯社会的种种乱流，而不肯轻易被左、右任何一派“拉下水”。而伯林也丝毫无意将“避免做太明确社会与政治寄托”的中间派贬为骑墙者。在《父与子》一文中他甚至用大量篇幅指出，在一个观点尖锐对立的社会，“道德敏感、诚实、思想负责之人”要坚持自己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所需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一头扎进某个阵营、再无反顾的人少。他提示道，屠格涅夫式困境不仅困扰着1860年代到1917革命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还日益普遍化，“在我们时代已经成为每个阶级里的人的困境”。[32]这其中无疑也包括伯林本人：因为既怀疑传统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预设，又坚决批判左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同样受到了不同阵营的夹攻。[33]但这并未动摇他对站队的拒斥。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88年，在谈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时，伯林认为，1968年的风暴过后，欧洲的左派运动已经陷入低潮，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失败更促使了社会主义信念的日渐崩溃，“整个世界在向右转”。他感慨道：“我真不希望这样。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4]习惯了伯林对苏联政治的批评后，这样的表态多少是让人意外的。其中，当然有自由主义者素来左斜、“与任何打破人类藩篱者亲近”的成分，[35]但它更传达出伯林身上（和屠格涅夫一样的）那种喜欢在多种观念之间穿梭的“狐狸”取向。

  然而，伯林对屠格涅夫这位“同盟者”的认同却是有所保留的。原因在于，后者的极端清醒、不轻易情绪化、有时竟近于冷淡：“他喜欢自持于一种中间立场，对于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to believe），甚至几有得意太过之势”，“他把他的艺术与他自己分开；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深心切望问题的解决”。[36]这种超然态度让屠格涅夫那些直指社会焦点问题的作品仍能保持一种纤细剔透、“圆成周至”的美感，却在客观上导向了思想者对现实的不加干涉。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与看似处于光谱另一端的、晚年一头扎进某种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新宗教的托尔斯泰，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而这种超然倾向，恰非伯林所乐见：这位自由主义者加价值多元论者多次声明，消极自由是必要的，却不充分，“否则生活就不值得过了”[37]；而承认我们选择某些善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些善的损害、甚至放弃，也并不像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必然堕入相对主义的深渊。[38]在这个问题上，被伯林引为强援的，正是最初将其领入观念史研究道路的赫尔岑。

  很长一段时间里，赫尔岑在西方知识界以及苏联官方书写中都被匆匆贴上“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很少得到更深入的阅读和讨论。而伯林不仅亲自为赫尔岑作品的英译本作序、大力，更在自己的论文中反复展示其作为“一流的欧洲思想家”的超凡魅力。在其观念史写作中，也许只有赫尔岑的作品被如此频繁且大篇幅地引用。作为一只“思想之狐”，赫尔岑同样深知历史没有脚本，人们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某种完备方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有多么可怕。在《往事与随想》中，他以一贯的辛辣笔调反问道：

  当人们知道，他们吃饭和听音乐、恋爱和玩乐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完成上天的使命，不是为了尽快达到无限（发达的）境界，难道他们就会停止吃喝，不再恋爱和生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女性的美吗？[39]

  而更进一步，赫尔岑指出，恰恰因为历史道路没有被预定，人生和历史才会充满深刻的乐趣，个人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道路，甚至在无路可行之处，“硬辟出一条来”。[40]也只有放弃对一切抽象原则、普世模式的幻想后，人们才能更具体地应对当下的问题。就赫尔岑本人而言，他珍视个人自由，且坚持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不能以他物之名（无论多么高尚）牺牲自由，否则就是活人献祭。但除了承认现阶段“想飞的鱼”在俄国只是极少数外，他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对伯林“两种自由”的划分作出了一个重要补充，即消极自由往往是需要通过积极自由来争取和保障的，在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专制社会尤其如此。1857到1867年间，赫尔岑在伦敦（后迁至日内瓦）坚持出版俄语杂志《钟声》，影响甚巨。可以说，他几乎独力为俄罗斯革命舆论宣传打开了一片天地。然而，对于大暴乱可能毁灭文化精英（他本人从属其中的）最珍视的那些价值，这位革命家同样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管他和他的社会主义朋友作出多少努力，他做不到完全自欺欺人”，这让他不断徘徊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之间”；只是归根结底，他的道德观，他对俄罗斯残酷现实的认识，还是不允许他否认一场大变动的正义性。[41]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岑能想到的最理想的方案，是一种以俄罗斯村社自治传统为基础，而又充分考虑个性发展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亦即希望在几种竞争性价值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可惜，即使是这样的折中，“也都因为大众对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的抵触而粉碎”——关于这一点，赫尔岑在被伯林称为“也许是十九世纪关于人类自由的前景最具有指导性和预言性的冷静而动人的文章”——《致老友书》中作出了坦率的回应。[42]

  可以说，伯林笔下的赫尔岑比屠格涅夫多一份激情，又比托尔斯泰少一份执念。他全情投入自己的选择，而这并不妨碍他时刻准备根据实情对之加以调整：“牺牲那些自己所憎恶的，这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放弃我们所爱的，如果我们相信它不是真的的话。”[43]凭借这种同情地把握特定语境中相互影响的多个因素、并进而进行“灵敏的自我调适”的能力（伯林称之为“现实感”[44]），赫尔岑的多元论主张与毫无原则的相对主义划清了界限。不容否认的是，伯林对赫尔岑思想的呈现多少有“六经注我”之嫌，例如，他大大弱化了赫尔岑对理性主义的推崇以及对俄国村社所持的幻想；[45]那些过分移情的刻画有时更像是伯林的热烈自白：他曾声称自己之所以能正视人类悲剧而保持安宁心态，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批评者据此批评其“浅薄”，并以此解释其学说的不成体系。[46]但从伯林选择将屡败屡战的赫尔岑（而非更少犯错的屠格涅夫）称为“我的英雄”，足可看出他相信人在森严的历史中终究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且真切希望个体利用这种自由对生活进行必要的介入，“没有人的选择就没有人的行动，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47]他之所以常常表现出对积极自由的警惕，是因为它比消极自由更频繁地被滥用，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同时承认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可能“更重要”[48]。他所说的“生活在表层”，的确有不试图建构或投身某个完备体系的意思，但这与其说是因为浅薄，莫若说是因为看透了人不可能掌握“深层”的奥秘。而生活中最需要勇气和“不浅薄”的，恰恰是在承认价值有限性的前提下，仍相信自己可以过一种连贯而富有道德的生活。虽然赫尔岑的具体实践并未取得成功，甚至充满悲剧性，但越是考察价值间的不可调和以及倒向一元体系后可能带来的惨烈结果，伯林越是倾向于相信，（他笔下的）赫尔岑式的“低调”选择、亦即坚持在“表层”对多个选项进行平衡与叠加，已经是最稳妥可行的了：

  在社会或者政治方面，总会有冲突发生；由于的价值之间必然会有矛盾，这就使得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我相信，通过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些冲突可以降低到最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会不断遭到威胁，也不断需要修复——而这一点，我再重复一遍，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我们人类就必定会不知所终了。你是不是要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点太灰暗了？这种做法，不能像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称之为英勇的行为？不过，假如这种看法之中还有一些真理的话，也许就足够了。[49]

  四、选择性忽略“刺猬”

  和所有二元区分一样，“狐狸”与“刺猬”之分亦容易失之机械、。当伯林频频用此单一模式来分析、解释取向各异的俄罗斯人物和现象时，本身就不免犯一些“刺猬”的错误。[50]最明显的莫过于他笔下的“狐狸”其实都多少有些“刺猬”气——哪怕是最“滑溜”不可捕捉的屠格涅夫，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古典美学趣味与政治改良立场，即使因此得罪涅克拉索夫与赫尔岑等一干好友也从未退让。此外，因为是从苏联极权恐怖“回望”历史，这位流亡者对自己认定的“刺猬”也很难像对“狐狸”那样予以足够的同情，在其评价体系中，二者过分偏于两极。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伯林关于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著对保守派“刺猬”着墨甚少，与后者在历史中产生的实际影响颇不成比例。在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典型的）斯拉夫派成员以及索尔仁尼琴等人剔除出“知识阶层”，因为他所理解的知识阶层应持启蒙观点，“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对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体”。[51]这也让他笔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主要呈现为“一出世俗的、自由派的道德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保守派的选择动机并未进行深入的挖掘。至于对俄罗斯文化至为重要的宗教问题，包括被公认为俄国思想家对世界一大贡献的宗教哲学成就，更是被轻易地放过了。[52]

  对论述对象的这种筛选，首先当然与伯林个人的气质及智性倾向有关。在被问及为何从未著文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很干脆地承认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陀式的生活哲学无法令其同情。类似的，他也无法接受路标转化派对俄国知识阶层的批评，认为后者哪怕“犯什么错误”，“在本质上也是神志清爽的人”。[53]其次，从伯林具体的论证思路来看，要凸显西方与国内专制双重压力下19世纪俄国“善”与“善”，尤其是个人自由与正义社会、目的与手段、精英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的不可协调，将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作为例证，确实要更为“得心应手”。而最后，这样一个“世俗化俄罗斯”也透露出伯林思想体系的两大支柱——价值多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从对赫尔岑选择的认可，包括对其“飞鱼”一喻的引用，确实可以看到，伯林挑战了理性主义的一元论自由主义。他并不认为可以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赋予“自由”以优先地位。后者是且仅是多种竞争性价值中的一种（这正是自由主义者认为伯林实际抽掉了自由主义基石的原因所在）。但与此同时，在《自由四论》中，伯林又曾明确指出多元主义蕴含着“消极的”自由标准，[54]因为“多元论与特定一元论的某种和解，多少设定了后者对其他文化采取了一种宽容自由的态度”，但“当多元主义的宽容超出人性底线，伯林便会用自由概念来约束”。[55]在俄国保守派那些“反动”、“蒙昧”的主张中，伯林看到用思想灌输或压制性手段侵害个人选择权的巨大风险，“而缺乏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人性的丧失”。[56]这应该也进一步导致了伯林对这类“刺猬”的不假辞色。

  然而，保守派“刺猬”所选择的传统资源未必就只有僵化和压制性的一面。例如，对俄罗斯宗教传统有更多体认的别尔加耶夫反而认为（伯林眼中的“巨狐”）托尔斯泰是“片面”和“直线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复杂、更深刻的。他那些疯狂却充满创造力的作品最突出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结构中“虚无主义”与“启示录主义”的悲剧性冲突与并存。[57]毫无疑问，解读者本人不同的思想立场影响着他们对同一些对象的解读，对其进行简单的正误判定是没有意义的。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更具启发性的也许是指出，可以通过引入别尔加耶夫解读中的那种宗教精神维度来补充伯林给出的托尔斯泰肖像，从而更好地解释作家身上“狐狸性”与“刺猬性”的并存（既是怀疑一切不能被自己理性推导出的答案的虚无主义者，又有着渴望终结与极限的启示录冲动）。这样的补充，或许也能让该肖像更好地融入俄罗斯背景。[58]

  此外，很多时候，与伯林笔下那些在西方现代理念与俄罗斯落后现实间挣扎的“狐狸”一样，保守派“刺猬”的选择也极富现实感与悲剧性。在评价当代俄罗斯保守派精神索尔仁尼琴时，伯林就显得过于缺乏同情。他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位继承者“不是反对权威的，他反对的是特殊的共产主义的权威”；“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酷似一个17世纪的信徒，起来反对彼得大帝及其推行的一切现代化”。[59]然而，就在其最为重视的作品、革命史《红轮》（«КрасноеКолесо», 1989）中，通过对斯托雷平改革（不无想象性成分）的描写，索尔仁尼琴热情宣扬了自己心目中俄罗斯的最佳道路：一条既主动吸纳现代世界主流价值、又能保存民族传统与经验，从而有效抵御进步风险的“平衡之路”。[60]这可以被视作作家的“理想纲领”。而如果说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索尔仁尼琴表现得远为偏激、强硬，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现实感”的发达而非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从苏联来到“铁幕”另一端的西方，他不无意外地发现了同样的现代性逻辑；而其晚年所见之新俄罗斯，不仅没有迎来自由派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世界主义共同体，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外部挤压与内部分裂。正是在以异见者姿态与这些强势话语（它们也应被归入伯林所说的“权威”之列）进行对抗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一路逃回了传统，形象也日益保守——这当然与他心目中的理想方案存在距离，但至少是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要好的选项。而一旦环境稍有变化，索尔仁尼琴又往往忍不住往平衡点进行微调：其晚年针对东正教提出的种种改革意见，在更正统的信教者眼中不免充满“实用主义”的味道；而在与普京会面时，这位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支持者强调的却是，“国家的强大对于俄罗斯统一很重要，但国家的强大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俄罗斯的繁荣。后者需要打开千百万人的嘴，让他们的嘴和他们的手都获得自由，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61]这样的保守派其实已经很难被简单地划入“刺猬”阵营，而如果能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对传统不断进行再创造，他们的主张也并不必然会导致伯林所担心的那种一元化灾难。

  无论如何，俄罗斯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为以赛亚·伯林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他也以价值多元主义者加自由主义者的特殊视角展现了一个充满冲突与活力，富有思想和精神深度的俄罗斯世界。而即使是其论述中那些“刺猬”式的不足，也与他对“狐狸”的成功描绘一样，证明了这位思想家所倡导的对不同语境中的个体选择进行移情的、历史化理解的重要性。诚如伯林努力向20世纪的“劫余者”说明的，人性、人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一样复杂难测，理想生活只能在不同文明与多种价值的艰难协商中不断接近。

  注释：

  [①]拉明·贾汉贝格鲁著：《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关于伯林1945、1956和1988年三次访苏的详情，及其对苏联政治、文化的批评，可参阅张建华：“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89页。

  [③]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99-200页。

  [④]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2页。

  [⑤]这是乔治·凯南的评语，引自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为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一书所写的导言（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⑥]罗伯特·诺顿：“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刘东、徐向东主编：《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陶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

  [⑦]同上，第194页。

  [⑧]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9页。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的开篇更明确提到，以俄国革命为代表的20世纪“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其实都是肇始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观念，亦即人与人之间曾经是、现在是、可能是以及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应该知道，“在们——尤其是那些身后有一大群军队的先知——头脑中某些最高目标的名义下，这些关系是如何被改变的”。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⑨]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1-12页。

  [⑩]甚至，伯林与赫尔岑采用的文体与论述风格都颇为相似：他们都偏好以机动灵活的散文迂回攻击对象论述中的疏漏，对其进行证伪；而自身并不努力建立或证成某一完备的思想体系。这种攻大于守、本人观点隐藏于论述对象之后的风格，正是伯林政治哲学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但它却更为贴合复杂的思想史面貌，也能很好地发挥其“价值多元论”这一思想精髓。参见简森·费雷尔：“以赛亚·伯林与随笔政治”，牟潘莎译，《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166-176页；以及艾琳·凯利关于此文的评议，第188-189页。

  [11]约翰·格雷：《伯林》，马俊峰等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12]参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38-177页。

  [13]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谈思想家伯林”，转引自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收入《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136页。

  [14]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25-26页。

  [15]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191-192页。毫无疑问，除了个人天赋外，别林斯基的这种“移情”活动也深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在研究维柯这位“德国历史学派的先见者”以及赫尔德等德国思想家时，伯林对“移情”说也有着详细说明。如罗伯特·诺顿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一文中详细论证的，伯林的观念史研究与其德国文化基因同样有着深刻的联系（第196-212页）。但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对作品的解读，并取消生活与创作间的界限，确为别林斯基领衔的俄国“社会批评”的独特发明。

  [16]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09页。

  [17]同上，第311页。

  [18]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3页。

  [19]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242页。

  [20]艾琳·凯利：“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马克·里拉等主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7页。引文中提到的十篇论文包括后来收入《俄国思想家》的八篇，分别为：“俄国与1848”（Russian and 1848, 1948）,“刺猬与狐狸”（TheHedgehog and the Fox,1953)，“辉煌的十年”（ARemarkable Decade,1954年演讲，1955-1956出版)，“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Herzen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 1955），“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and Enlightenment,1960年演讲，1961年出版）以及论屠格涅夫思想的“父与子”（Fathers andChildren,1970年演讲，1972年出版）。另外两篇是伯林为赫尔岑《彼岸书》和《往事与随想》英译本所作的序言（分别出版于1956年与1968年）。

  [21]参阅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24页。

  [22]艾琳·凯利：“伯林与赫尔岑论自由”，龙瑜宬译，《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231页。

  [23]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第125页。

  [24]艾琳·凯利：《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第11页。

  [25]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48页。这一西方理论跨界失效现象也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如C.H.布尔加科夫在1905年革命后就反思道：“在这棵深深根植于历史的、西方文明枝叶繁茂的大树上，我们仅仅选中了一根树枝。我们并不了解，也不愿去理解所有的树枝。我们充分相信，我们已经为自己嫁接了最为正宗的欧洲文明。然而，欧洲文明不仅拥有纷繁的果实和浓密树枝，而且还拥有滋养大树的根须，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以自己健康的浆汁保证诸多含毒的果实无害于人。由此，甚至那些具有否定意义的学说，它们在自己的祖国，在其他许多与之对立的思想潮流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意义和历史意义。与之相比，当它们出现在文明荒漠时，却企图成为俄罗斯教育和文明的基础。”C.H.布尔加科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关于俄国知识阶层宗教特质的思考”，《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26]《俄国思想家》一书的编辑者就指出，伯林同一时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那些讨论苏联问题的文章“与本书所收诸文颇有可以合勘之处”。参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页。

  [27]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7-38页。

  [28]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18-120页。

  [29]这一思想活跃期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些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的精神深度，尤其是那种异常丰富而跳跃的心理描写，在当时的西方文学界看来是颇为独特的。而在其经典论著中，奥尔巴赫同样将其归因于19世纪的俄国承受着多种生活模式与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冲突。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17-618页。

  [30]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25-26页。

  [3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58页。另外，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一文中，伯林也引用了这一比喻，参见《俄国思想家》，第113页。

  [32]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6页。

  [33]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5页。

  [34]同上，第119页。

  [35]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0页。

  [36]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39页。

  [37]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8页。

  [38]伯林的辩白及相关评价，参见Steven Lukes, “Berlin’s Dilemma”,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27,1998, pp. 8-9.

  [39]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下卷，第270页。

  [40]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and Soc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6, p. 39.

  [41]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247-250页。

  [42]此处论述参见艾琳·凯利：《伯林与赫尔岑论自由》，第228页。

  [43]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and Socialism, p. 53.

  [44]对“现实感”的解释，参见以赛亚·伯林：《 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7页。伯林关于赫尔岑“有着太强的现实感”之说，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以及《俄国思想家》，第135页。

  [45]E. Lampert, “Berlin, Isaiah. Russian Thinkers (Review)”,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79,Vol.57, No.2, p.299.

  [46]伯林的这一说法见伊格纳蒂夫：《以赛亚·伯林传》，转引自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第138页。

  [47]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6页。

  [48]同上，第37页。

  [49]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22-23页。对那些认为伯林“浅薄”的批评的反驳，参见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第138页。该文也对伯林“观念叠加”的思想路向进行了详细论述（第139-142页）。

  [50]George M. Young, Jr., “IsaiahBerlin’s Russian Thinkers”, The Review ofPolitics, 1979, Vol.41, No.4, p.596.

  [51]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66-170页。伯林关于“知识阶层”的更多界定，还可参见《苏联的心灵》，第158页。

  [52]George M. Young, Jr., “IsaiahBerlin’s Russian Thinkers”, pp. 596-597.

  [53]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57-158页。

  [54]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244页。

  [55]参见何恬：“伯林难题及其解答”，《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55-160页。文章讨论了国际学界关于伯林“价值多元论能否证成自由主义”问题的三种意见。而本文取第三种、亦即思想史解读视角：不以“刺猬”的标准（一套完备的逻辑体系）去强解这只“狐狸”的思想；强调伯林只是历史地、灵活地从各种思想体系中选择了部分观念进行叠加。

  [56]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67页。

  [57]参见别尔加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1页。

  [58]例如，牛津学者罗莎蒙德·巴特利特（Rosamund Bartlett）在2010年推出的《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Tolstoy: A Russian Life）中就引用别尔加耶夫关于俄罗斯人宗教气质的描述，对托尔斯泰个性中那些对立的极端倾向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读。参见罗莎蒙德·巴特利特：《托尔斯泰大传》，朱建迅等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59]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69页。

  [60]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何茂正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卷，第643-728页。关于斯托雷平“平衡之路”的详细分析，参见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143页。

  [61] СараскинаЛ. И.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M.: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8. C. 874.

  龙瑜宬，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本文来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4期

• 以赛亚•伯林的思想遗产

  作者：嘎嘣嘎嘣脆 发布时间：2012-05-30 17:15:43

  摘自《科学时报》 作者：杨新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 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 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 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为纪念以赛亚•伯林作品引进十周年，近日，清华大学国学院与译林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以赛亚•伯林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据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介绍，本次研讨会历时3天，来自中国大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数十名海内外伯林研究专家，围绕“伯林与政治哲学”、“伯林与思想史”、“伯林与当代中国”三个主题展开了研讨。

  　　而与此同时，今年，译林出版社将对《俄国思想家》、《伯林谈话录》、《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等早期引进的伯林作品进行再版。此外，《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个人印象》三部著作也将于年内首次出版。

  伯林何以独占鳌头

  　　1998年，伯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曾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以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就此伯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开始谈及他的“自由”概念，各种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

  　　2001年9月，以赛亚•伯林的作品第一次被引进到国内。他的《俄国思想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收录在由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丛书中。近10年来，经过刘东等众多学者与译林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伯林的主要著作陆续出版了中文版。其中《俄国思想家》、《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等被列入了不同年度、不同书媒机构评选的好书榜单中。

  　　近10多年，国内有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书籍越来越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感叹，但像伯林这样十余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版的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虽然看似罗尔斯比伯林的名气大，人们也公认，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罗尔斯；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罗尔斯的大名就已经迈向中国了，其著作《正义论》也迅速在国内翻译出版；但陈来表示，在整个学术界来看，伯林在政治哲学研究及传播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究竟伯林是凭借什么在中国“抢”了罗尔斯的风头？“西方学术的书籍以及这些书本身译文的生命，与被介绍国的文化政治生态有关系。”陈来解释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更强调的是公正、公平，而该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中国学术界介绍西方的思想家，在每个时期的都有不同的重心。如上世纪80年代，因为涉及现代化的问题，重心在美国。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伯林所谈论的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补充反思，成了大家重视的课题。

  “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终其一生，伯林从未踏上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甚至从未涉猎过中国的问题。他可能不会想到，在这个国家里，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研讨着他的理论。在会上，历史学者姚大力表示，伯林不了解中国，但他的思想遗产对我们解决中国问题仍有启发。

  　　一本《苏联的心灵》让伯林的名字在国内出版界刮起了一阵飓风。“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世纪》周刊2010年度书单（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好书）等榜单上纷纷写着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

  　　但是读过伯林的作品或许会萌生这种感受——“伯林不是特别深刻的思想家”。无论是从论述体系的精密程度，对问题掌握的深刻程度，抑或是其现实上得出的结果，或许你会感叹，他比不上罗尔斯。

  　　“但伯林这种思想家有一特色，即有很强的现实感。”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说。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逻辑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很多是说在现有的人性、现有的历史条件、现有的客观环境之下，人们应该怎么想事情、看事情。

  　　从《自由论》、《伯林谈话录》、《苏联的心灵》这些著作中，你会发现，伯林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他总是以一贯温和的姿态，坚持倡导价值多元主义，主张人类目的的多样性和个人选择的开放性，质疑一切意识形态教条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反对以任何绝对真理和终极目的的名义对人实行操纵、贬抑和强制，并努力让理性回归增进人类自我理解和道德尊严轨道。而他的这些个人特色，与他的身份是紧密相联的。

  　　除了有政治哲学家的“帽子”外，伯林还被看做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的思想家。知道伯林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曾在俄罗斯短暂生活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因为担心遭受斯大林迫害，而跑到了英国，并长期在英国生活。刘东说，这一切经历使他拥有多重身份，成为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

  　　半个多世纪前，伯林以其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创造性阐发，重新激活了英美世界对于政治思想的兴趣，复兴了自由主义论争；而他对于自由概念历史渊源的梳理，对于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反潮流”的挖掘，也使得思想史研究变得引人注目并充满乐趣。因此刘东认为，真正了解整个西方当代哲学的态度是从阅读伯林的著作开始的，从中可以理解罗尔斯等很多人的思想，“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1980年，伯林的文章《历史是科学吗》第一次被钱永祥翻译，并在台湾出版。当时伯林的文字给钱永祥留下的一个深刻体会，即其文章非常啰唆。他说：“如果说罗尔斯是分析哲学的学院派哲学家，那伯林就是一个著名的对话者，他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所以他的文章很不好译。”

  　　尽管伯林的作品啰唆，但钱永祥同时指出，伯林的写作风格、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应该会觉得亲近。“中国人读罗尔斯会读得非常苦。”钱永祥说，因为罗尔斯用纯粹分析哲学式的作论证，阐述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证方式，而中国人比较看重思想给自己的感受，及寻找自己与新思想的契合点。

• 【转】张建华︱狐狸对刺猬的敬意：以赛亚·伯林的赫尔岑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0-05-11 17:44:36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副会长 张建华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4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57317

  

  伯林

  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在欧美学界享有大师级的盛誉。一生惜墨如金并述多著少是以赛亚·伯林鲜明的个人风格，而他专门论及俄国题材的著作也仅有两部。一部是他在1945、1956和1987年苏联历史的关键时刻以不同身份访苏，在不同时期留下的演说、谈话和评论，后由伯林著作的专属编辑亨利·哈代（Henry Hardy）将其合集为《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译本由潘永强、刘北城翻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而另一部即是他最为倾注心力的《俄国思想家》（中译本由彭淮栋翻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在《俄国思想家》中，十九世纪俄国最著名并具传奇经历的思想家赫尔岑显然是伯林最为倾心的传主。伯林分别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99-140页）和《赫尔岑》（223-250页）以较大篇幅论及自己心目中的这位思想英雄和“政治天才”。伯林称赞赫尔岑：“他所以不朽，另外还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的政治观和社会观殊可谓原创独造，而所以为独造，兴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当代寥寥几位思想家里，他原则上拒绝一切全盘概括的解决法，而且掌握到为文而造文、为真实世界之人与事而作文的重要关键识别——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来，笺笺之数而已。”（《俄国思想家》，249-250页）

  

  伯林《俄国思想家》英文版封面，上：赫尔岑，下左：别林斯基，下右：屠格涅夫。

  另外，伯林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中译本由冯克利翻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也专列一章《赫尔岑和他的回忆录》，用二十九页（225-254页）的篇幅论述赫尔岑。他写到：“亚历山大·赫尔岑就像狄德罗一样，是位天才的业余学者，他的观点和活动改变了自己国家社会思想的方向。也像狄德罗一样，他是位善谈者，他操着同样流利的俄语和法语，同自己的密友，或者是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谈天说地——总是新思如湖，形象迭出。”（《反潮流》，225页）

  为什么伯林对赫尔岑如此厚爱呢？是今人与古贤的心心相通？抑或思想英雄惺惺相惜？

  ">异乡情结：青年流亡与少小离家

  赫尔岑于1812年3月25日出生于俄国贵族世家。他的父系雅科夫列夫家族是莫斯科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母亲路易莎·海格出自德国斯图加特小公务员之家。赫尔岑的父亲伊万在德国游历时，与路易莎·海格相遇相爱，后将她带回莫斯科，但因她身世寒微，从未与她正式成婚。因此路易莎·海格虽为家庭主妇，但不能与丈夫共居一室，身份实际上接近奴仆。因此，赫尔岑的出生即为不合法的婚姻的结果，特殊的身世使赫尔岑从一出生就备感人间的世态炎凉。他无权继承家族的姓氏，只能继承父称（伊万诺维奇），不懂俄文的母亲为赫尔岑选择德文“心脏”（Herz）做为他的姓，赫尔岑（Герцен）即为其俄文音译。既然无法继承父系姓氏，赫尔岑也就无权完全继承贵族称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自己的不明不白的身份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以后，心里的结论跟我听见两个保姆的闲谈后所推断出来的结果差不多。我觉得自己更不依赖这个我对它毫无所知的社会了，我觉得实际上我是被抛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赫尔岑：《往事与回想》，巴金译，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7-38页）这种自人生之始就不得不面对的不平等和尴尬地位，使赫尔岑从童年起就开始培植他的极端主义信念和反叛精神。

  

  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赫尔岑称1825年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其人生的转折点。1827年赫尔岑与终生好友奥加廖夫（Н. П. Огарёв）在莫斯科的麻雀山立誓为十二月党人复仇。赫尔岑于1834年被捕，1835年被流放，1841年再次被流放。当1842年赫尔岑返回莫斯科时，他已被人们视为激进主义者中的一员。赫尔岑在1844年与斯拉夫派、1846年与西方派决裂后，感到在俄国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他表示：“我们斯拉夫人面临的要么是缄默，要么是到外国去说话。”（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汝信等译，第四卷，三联书店，1974年，693页）1847年，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流亡西欧，先后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尼斯、弗罗伦萨、洛桑、布鲁塞尔等城市居住，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俄国，马克思称为他为浪迹天涯的“哥萨克”。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在巴黎去逝，安葬在著名的拉雪兹公墓（遗骨后迁到尼斯）。

  伯林于1909年6月出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犹太教神秘主义教派——哈西德派（Hasidic）的信徒。1916年，伯林一家搬到彼得格勒，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童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对革命与权力产生了恐惧感。他们全家在1921年迁往英国。次年，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伯林写了一篇虚构故事，叙述的是苏俄北部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М. С. Улицкий）被暗杀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伯林表达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亨利·哈代把这篇文章以“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为题收录到了《自由四论》（中文版由胡传胜翻译，书名为《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在彼得格勒居住的五年时间里，伯林为这座孕育了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大师的城市而着迷，整天沉醉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当然也有赫尔岑的作品中。这种兴趣在他成年之后并没有丝毫减退。伯林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仍然难以忘怀俄国与俄国的文学、哲学。他对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经亨利·哈代整理，全部收录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

  异乡无奈为家乡之感，是伯林与赫尔岑的跨世纪心心相通之处。

  在赫尔岑眼中，与俄国相比，英国是这样的国家：“这个年轻朝气、奋发进取的国家，少智慧而多行动，全神贯注于生活的物质秩序，全然不知晓我们的磨难痛苦……比起浪漫欧洲理想所梦想的满足，他们的满足更贫乏，更庸常，但是这种满足不会带来沙皇、中央集权，或许也不会带来饥荒。”（《反潮流》，233页）尽管身在异乡，赫尔岑在英国的生活却很舒适，没有遭受过多的压迫和敌意。1852年他开始写回忆录，1857年完成。后来1865年又补充了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与千里之外的专制、独裁、恐怖的沙皇俄国判若天地的国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尔岑的半贵族出身让他对英国尚存的土地贵族的存在很是欣赏，对他来说，要是没有这些贵族，那么英国就会变成资产阶级气十足的美国，或者成了荷兰那样的小店主国家。他开始观察起英国的现状来。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们很愿意服从一种半独裁的体制，贵族仍然有很大的权利，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才慢慢实现普选。政治自由与保守主义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赫尔岑认为英国人尊重传统恰恰使他们能够得以在一个内心没有的自由的状态中构建出一个自由的国家来。“英国人的自由，存在于其体制而非自身，亦不在其良心。他的自由在‘习惯法’里，在人身保护法里，而不在他的道德意识和思维方式里。”尽管这是一种悖论，但是却为赫尔岑提供了他关于俄国命运的一剂良方。

  

  青年时代的赫尔岑

  赫尔岑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并对国内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潮展开了批判，甚至公开表达了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期待。赫尔岑在第九期《钟声》（

  Колокол

  ）中发表《再过三年》，他表示：“保留着农奴制状态的俄国是可耻的，我们颤栗地期待着俄国的希望，聆听俄国的运动和消息……亚历山大二世和我们在一起，为俄国伟大的未来而努力工作。从他执政之日起，农民开始获得了解放。”他称亚历山大二世为 “开创俄国历史新纪元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你胜利了，加加利人”（赫尔岑等主编：《钟声》，1962年，67页）。此文成为赫尔岑一生政治品德上的“污点”，立即遭到国内和国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

  

  《钟声》杂志 法文版

  伯林十二岁随家人来到英国，并在英国渡过了自己的一生（1997年11月5日在牛津大学寓所去世）。尽管如此，在英国社会，他还是被看作外邦人，他本人对俄国也有很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以赛亚·伯林更像英国人了，同时也没有人比他更不像个英国人。”1979年伯林获得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文学奖耶路撒冷奖，他为授奖仪式准备了他的学术自传《我生活中的三条主线》，他声称俄国经历、英国生活和犹太教即为三条主线并融为一体，构成他独特的身份。

  伯林心目中的英国一直都很神圣，甚至比美国、法国都要理想。他赞赏英国的宪政。在英国的思想流派中伯林倾向左翼，但是坚决反对激进。对于他来说，英国的宪政能够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他在英国的时光，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屠犹，对自己在德国和东欧的犹太同胞致以最大的同情。身处在自由之地的他，更加感觉到自由的奢侈以及打着自由旗号行恶事的罪恶之可耻。因此，他的很多哲学作品都普遍关注最早产生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德国，这种民族主义到了第三帝国时期发展到了极致。他希望能够揭开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从进步的运动变成现代性的怪胎，最终竟然演变成如此的丧心病狂的程度的原因所在，这无疑是反思现代性的好题目。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等浪漫主义研究著作归根到底都是研究极权主义思想的起源的。

  伯林和赫尔岑的异乡经历使得他们都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怀有一定的好感，对俄国的激进主义展开了批判，并且二人得出了许多惊人相似的结论。这也正是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极力推崇赫尔岑的原因所在。在伯林看来，赫尔岑是俄国知识分子中少见的能保持清醒者之一。“赫尔岑终其一生对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很有分寸感。”（《反潮流》，235页）

  

  伯林对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的研究是独特的，完全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史学观。艾琳·凯利（Erin Kelly）在《俄国思想家》的导论中也特别引用赫尔岑《彼岸书》的名言“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为导言，艾琳·凯利指出：“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之，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俄国思想家》，第2页）。

  ">狐狸对刺猬的敬意

  在《俄国思想家》中，伯林提出了一个极其有趣的思想家分类法——“狐狸”与“刺猬”。所谓“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即“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针防御”（《俄国思想家》，26页）。伯林用狐狸和刺猬分别比喻两种不同的思想，狐狸指离心式的、散漫的、多层次甚至相互矛盾的多元性思想，刺猬则指一元思想和宿命论。

  在伯林看来，普希金是狐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猬；“托尔斯泰的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他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俄国思想家》，29页）

  伯林没有给赫尔岑下定论，但按其分类，赫尔岑青年时代似乎是狐狸，摇摆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但是当1847年与“西方派”决裂，亡命西欧，又亲眼目睹1848年欧洲革命血淋淋的现实后，他变成了彻底的“斯拉夫派”，他思想中固有的“刺猬”情怀即被激发出来，并占据了思想的高地。赫尔岑在1850年7月13日的《致马志尼书》中表示：“十三岁以来……我就致力一个理念、在一幅旗帜下迈进——本个人绝对独立之名，反击一切强加的权威、反击对自由的各种剥夺，我要像个道地的哥萨克人，像德国人说的，‘只手擎天’，继续我这场小小的游击战。”（《俄国思想家》，99页）伯林因此评价赫尔岑：“他直言无隐。他只喜欢自由生命的风格，只喜欢博大、宽宏、不斤斤计较之事。他钦佩自尊、独立、对暴君的抗拒。”（《俄国思想家》，240页）

  伯林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思想属性做出判断，但观其一生所涉及的学科之广泛（哲学、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等）、无人企及的思想深度及广度，尤其是他在政治上偏左但反对绝对激进的独特的自由主义立场，他的思想属性应该属于狐狸。特别是他于1958年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理论，被誉为“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并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获得‘复兴’的标志之一”（萨尔沃·马斯特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黄华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85页）。

  伯林认为1848年欧洲革命既是俄国知识界的政治分水岭，更是赫尔岑个人的政治分野 点，因此他将《俄国与1848年》列为《俄国思想家》的第一章。因为，那是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失望的年代，他们开始思考适合本国的道路。留在本土的革命者往往倾向暴力，而赫尔岑的思想则反对盲目革命。“他的道德观、他对人生价值的尊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和六十年代的激进派有别。”（《俄国思想家》，250页）

  

  赫尔岑是反对专制的革命者。从他在十二月党起义之后与沙皇决裂的誓言直到他去世，除了对亚利山大二世有过短暂的幻想之外，他都从未放弃过理想。他认为：“如果不消灭奴隶制、俄国农民的现状，即全俄罗斯帝国的这种奴隶制，俄国就不能前进任何一步。”（《赫尔岑文集》第十二卷，莫斯科，1957年，35页）赫尔岑曾经是个典型的西方派，但是他对斯拉夫派反对沙皇的行为也十分欣赏，他把其中最杰出的人视为浪漫主义反动派。就像托克维尔一样，他厌恶一切集权制、官僚制和等级制的现象，一切屈从于严厉的形式或统治的东西。在他看来，法国自从大革命以后就有这种特点。它和普鲁士、俄国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比较喜欢意大利，认为它是“分权的、压不垮的不修边幅的和真正民主的”（《俄国思想家》，242页）。

  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让赫尔岑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反思。革命的真正价值在哪里？是否能给人们带来福祉呢？他认为那些革命者企图一夜之间推倒父辈的旧世界，建立起新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因此只有毁坏而无建设。

  伯林评价：“赫尔岑的文章中的观点，散发着乐观的理想主义——一种对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享有自由的社会的向往，他像普鲁东、马克思和布朗基一样，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它的起点；还有对激进革命的信念，认为只有这样的革命能够创造出使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然而他对一切普遍的公式、对所有政党的纲领和战斗呐喊、对那些伟大的堂而皇之的历史目标——进步、自由、平等、民族统一、历史的权利、人类的团结——又怀着深刻的不信任。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名义下，人类肯定很快就再度受到欺凌和杀戮，他们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毁灭。”（《俄国思想家》，234页）赫尔岑反对黑格尔主义者，反对同一阵营的斯拉夫派，反对老朋友巴枯宁。因为在他看来，尽管这三者或思想左倾，或思想偏右，但是都有极端主义的成份。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都试图用抽象的原则为理由而完全忽视实际。赫尔岑强调：“生命的目标在生命本身，为某种模糊且不可预测的未来而牺牲现在，是一种错觉，结果将摧毁人与社会仅有的可贵之处，亦即将会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俄国思想家》，232-233页）

  

  赫尔岑与奥加廖夫

  伯林欣赏赫尔岑不仅仅因为他的预见。在伯林看来，民族主义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中都有这种以抽象理由伤害人类的成分。伯林不仅是英国的移民，还是个犹太人。与所有经历二十年代的犹太复国运动、四十年代的大屠杀和战后以色列建国的犹太思想家一样，他关心一个问题：国家与认同。从这个理念出发，伯林希望思考国家与自由的关系，一方面是对纳粹屠犹的残酷事实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犹太建国之后该何去何从的一种思考。伯林希望他的同胞犹太人能在未来的国家中建立一种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某种认同。

  赫尔岑早年也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的黑格尔主义和别人的不同，他相信原则上没有单纯或终极的答案，答案不是唯一的。反对宿命论实际上就是反对以未来为理由放弃现在，为了亿万人的幸福就使得千百万人白白送死。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观点。在赫尔岑看来，未来与现在没有必然联系，由笃信进步引起的政治末世论对人类的进步于事无补，在《彼岸书》中，赫尔岑对这种思想大加挞伐。他提问：历史发展有剧本按照计划进行吗？有的话，历史将“索然无味，变成乏味可笑的东西”（《俄国思想家》，233页）。历史没有时间表，没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与激情和意志的爆发。赫尔岑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也颇有微词，他认为马志尼等人过于追逐理想。“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或者、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他们运动、奋战，也许舍生以赴之的目的。”（《俄国思想家》，236页）

  

  莫斯科大学校内的赫尔岑像

  赫尔岑反对强加的自由，强调个人自由，在这一点上，伯林与其有着最大的思想共鸣。

  赫尔岑初到巴黎时是乐观的，他认为一场伟大的革命会给苦难的俄罗斯带来新生。但是他后来发现了俄国传统的强大阻力，人民不想要自由。伯林评价：“赫尔岑打破了进步的欧洲人头脑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构成俄罗斯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大皮靴，另一方面是愚昧、沉默、懒散的广大野蛮农民。”（《俄国思想家》，241页）

  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一文中，伯林有意地赞扬前者而贬低后者，借以宣传其主张。赫尔岑认为自由的目的就是自由本身，怀疑任何敢以绝对真理为理由、并驱使人成为实现这一绝对真理的工具。但是，巴枯宁却一味主张革命，幻想一夜之间大事可成，一劳永逸，但是最终无功而返。他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概念一概而论，但是他们是否相互矛盾却丝毫没有做过区分。他大力主张只要还有一个人是奴隶那么自己就仍是奴隶，以至于希求建立一个平等的乌托邦。最终他成了一个“满腔抽象人类爱，却如罗伯斯庇尔一般不惜漂橹之血，而在犬儒式恐怖主义、在对个体麻木不仁的传统里居于一环”（《俄国思想家》，140页）。赫尔岑的反黑格尔主义与巴枯宁的“准极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巴枯宁没有认识到监狱的石头建不起自由人的住所，十九世纪欧洲普通人的身上还有旧秩序留下的奴隶制的深刻印记，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觉得人类的进步需要时间，渐进主义而不是彼得大帝式的改革会更有效果。即所谓“将内心仍是奴隶之人解放，往往导致野蛮和无政府”（《俄国思想家》，117页）。

  那么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如何调和？赫尔岑强调自我主义（egoism）的价值。就是要保证个人的精神自由，不要把自以为正义的理念强加给别人。“毁掉一个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蛮的猩猩，毁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确是一个驯服的猴子。”他反对一切理想，所以他主张关心自我，保证私生活的幸福，或者达到理想境界。这是他自由理想的根源。他毕生奋斗的目标，从反对沙皇，最终变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呼唤。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和谐的类似于乌托邦的村社（мир/mir），没有机器、没有铁的秩序的乌托邦。唯有和谐的原始的互助的村社能够给他带来希望。无论这种怀古的浪漫主义之情是与赫尔岑的贵族情结有关，还是他的浪漫主义情怀相联，我们必须看到是对自由的深刻思考和对集体暴政的担忧才使得他最终选择了这种似乎有些保守的解决方案。

  

  苏联时期的赫尔岑纪念邮票

  伯林的方案是否与他有相似之处呢？伯林的处理方案来自英国的宪政主义，当纳粹把极权主义向全世界推行的时候，只有英国的体制最能体现出自由的意味，是犹太移民最理想的“应许之地”。“他对英国的崇拜和别人的一样，是一种理想，是在移民心中勾画出来的一幅取悦于人的画像，这幅画像所描绘的对象满怀激情地、有时还津津自得地接受了。”（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年，342页）。他将象征集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简化为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的争论，平等与自由等具有同等合法性的政治观念单元之间的争论。在《自由论》中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前者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理想方案，尊重人的个性，不强加意志，后者则是多数人的暴政，是强加的自由。伯林针对如何调和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决方案——多元自由主义。尊重思想的多元性，保证社会的多元化，只有多元的社会才能防止集体平庸和集体暴政。伯林的思想与赫尔岑的村社、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如出一辙，都是意在于自由与多数民主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对于新生的、无根的、没有传统可以诉求的、但是却为世界培养出无数的大思想家的犹太以色列来说，一种积极的多元自由显然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伯林，1983年。

  伯林对赫尔岑的同情、赞赏、推崇、偏爱正是因为他在赫尔岑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对英国的崇拜、自由的热爱以及他们的伟大批判精神无疑将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单元。

  伯林深情评价：“如此矛盾夹缠，既义愤填膺，支持革命与民主，反驳自由派与保守派对它们的自大指责，复又同样慷慨激烈，以个人自由之名，抨击革命分子，维护生命与艺术，维护人类的庄重、平等与尊严，喜欢鼓吹一个不许人类哪公道、进步、文明、民主以及其余抽象事物为假借来相互剥削或蹂躏的社会——这种两面、多面作战使赫尔岑成为他当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最现实、最敏感、最透彻、最可证的见证人。”“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会里的特征与变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难见之日，即有所敏感。赫尔岑这种能力甚高，便是眼见剧变逼近，他既无巴枯宁的粗粝的欢心，也没有布克哈特、托克维尔的悲观和超然。他像普鲁东，相信个人自由之毁灭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过，他又不像普鲁东。他认为，除非人类努力用心避免，否则此事极为可能。”（《俄国思想家》，249、250页）

  这难道不是一只阅尽人世风雨和思想积淀深不可测的“老狐狸”向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只似唐·吉诃德般只身对抗“魔鬼——大风车”的“老刺猬”的敬意吗？